而此时，“长尾鲨”号正在开往聚集着日本人的米萨米斯的途中。除非发报机可以重新工作，费蒂格没有任何办法警告这艘潜艇离开。当他找到发报机的时候，还要进行维修。在日军袭击的第四天，按照时间表，离潜艇达到集合地点只有几个小时之前，发报机终于开始工作了，用帕森斯的密码劈劈啪啪发送到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的司令部的一条讯息说：“警告潜艇指挥官，用于会面的北部海岸一号和二号地点已经在敌人手中。三号地点也不能来。”
“长尾鲨”号潜艇及时收到警告，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情报交换确立了一个更加安全的集合地点。帕森斯和史密斯，在游击队的指引下，并由从一个日本战俘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三名美国军官陪伴，用六天穿越了丛林和山区才到达了新的会面地点。最后，极度疲劳和饥饿的六名美国人终于登上了“长尾鲨”号。
当帕森斯和史密斯在回程的路上时，费蒂格重新确立了他对紊乱的军队的控制，在一间草屋里和一个山坡上建立起了临时指挥部。但是他的新营地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一天晚上他听说一支日本巡逻队已经占领了附近一间校舍，一支游击队连队曾在那里居住。菲律宾人已经逃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记录文件足可以毁灭游击队的活动，还会连累游击队员的亲人。
费蒂格和12个人在月光下包围了这所校舍。当所有人各就各位的时候，从这所建筑的后面传来枪声。日本人冲出来跑到前门，直接冲到了由费蒂格和他旁边的两人的自动步枪的火力中。其中两名日本人被消灭；幸存者逃回房子里面，通过后路分散逃跑，最终他们被其他的游击队员杀死。所有的日本人都死了，那些记录被完整无缺地寻了回来。费蒂格意识到日军尸体如果被发现会招来一场大搜捕，他立即决定再次转移他的指挥部。
从那以后，费蒂格和他的无线电台就几乎不断地进行移动。他向东移动了他最初的基地。定期在他下级指挥官的指挥部停留，与其他的游击队武装以及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保持联系。日本人一次又一次企图追捕他，但是棉兰老岛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费蒂格和他的士兵们也太敏捷了，无论司令部在任何时候给他们进攻的命令，他们都能在全省各个地方设置埋伏、骚扰并袭击日本人。
“小鸡”·帕森斯继续在菲律宾的地下运动和麦克阿瑟的指挥部之间充当一个主要的联系人。在他初步调查之后，在美国军队大规模返回之前，他连续五次秘密回到菲律宾。尽管日本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为他的脑袋付出了一笔巨大的酬金，但是帕森斯靠着灵活和保护他安全的友好的菲律宾人的帮助，依然不带武器、不用伪装地四处活动。他一次又一次地靠近灾难，但是从来没有被抓到。
比利亚莫尔的情报网继续扩张，在1943年的7月，费蒂格中校迎来了由“长尾鲨”号运送到内格罗斯岛的一名新的情报人员。他是埃米格迪奥·克鲁兹医生，是菲律宾流亡总统曼纽尔·奎松的私人医生；他从科雷吉多岛与麦克阿瑟和奎松一起逃出。
克鲁兹接受了一项最重要的使命：他将要前往马尼拉去联系曼纽尔·罗哈斯，罗哈斯是一名最重要的菲律宾政治家，虽然公开地与傀儡政府合作，但是实际上——如费蒂格告诉帕森斯的那样——暗暗地给地下组织传递情报。奎松总统需要从罗哈斯那里得到关于马尼拉政府中仍然忠诚的官员们的情报，克鲁兹将把情报带回去。但是克鲁兹没有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和训练。他带着和平时期一个平民所带的满口袋垃圾到达了，其中包括一支新型的美国钢笔，如果被日本人发现，那对他自己和他的使命将是致命的。
克鲁兹不仅仅是没有做好准备，而且他还天真得可怕，他不是潜伏起来等待比利亚莫尔将他送到北方，反而坚持医治在身边所见到的得病的菲律宾人。这名医生的消息和他的药品通过小道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使得病人们和间谍一起涌入到这个地方。几天之后，大群的日军来到这里。比利亚莫尔失去了大部分的供给，他的无线电通讯也不得不停止工作，而且他的整个军事行动几乎被破坏。
比利亚莫尔责备克鲁兹对敌人过于放松警惕，拒绝让这个危险的医生跟他的任何一个情报人员联系。因此，在没有帮助也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克鲁兹独自开始了一个不寻常的冒险旅行。
他用一堆干鱼和小鸡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小贩，驾着一艘小船向吕宋岛前进。日本巡逻船阻止并盘问了他，但是克鲁兹会熟练说菲律宾87种方言中的许多种，他用当地口音坚持说自己只不过是一名小贩。
在抵达吕宋岛的一个港口之后，他设法买到了能够证明他是一名商人的文件，并找到一名中国搭档陪同他一起沉着地驶入一个日本巡逻船基地，去卖一种新的木船。突然，所有一切看起来都不妙了：两名端着刺刀的日本士兵转向克鲁兹和他的同伴，命令他们直接驶入城镇。刺刀指着他们，他们前进着。
起先，克鲁兹想知道为什么镇民们在挥舞着菲律宾和日本国旗。然后，他记起来那天是什么日子：1943年10月14日是日本的傀儡——菲律宾共和国的独立日。这两名伪装的商人被赶上一个拥挤的公共站台，在那里——使他们惊奇的是——士兵们让他们站着，与一群顺从的人民一起欢呼和鞠躬，然后继续走他们的路。显然，他们惟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加入到独立日的仪式中去。
后来，他们在街上被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追赶，那个男人跳下车来喊道：“克鲁兹，克鲁兹，我很高兴见到你，我的老朋友。他们告诉我说你已经死了。”这是克鲁兹以前的一个同学。克鲁兹慌忙把他拉到一个角落，小心地向他解释了他的使命。
当他和中国搭档一起回到他的商船后，克鲁兹再次被一艘巡逻艇拦下，他预感这次他陷入了真正的麻烦之中。他很快地掏出从华盛顿出发时就一路带着的给奎松的信，裹在石子上把它扔到海里。这是一次侥幸的活动，因为日本人来到船上，彻底搜查了小船，一直盘问他关于一名秘密间谍的情况。最后，日本人消除了对这两个看似无辜的商人的疑虑，他们给克鲁兹开了一封给下个城镇的日本军官的介绍信——从那个城镇，克鲁兹乘上了去往马尼拉的火车。
这幅悲伤的漫画画于1942年7月4日，作者是一名在吕宋岛打拉集中营的美国战俘。这幅漫画谴责美国没有把军队和供给送到菲律宾，却慷慨地帮助其他国家。这个画家，马尔科姆·方迪尔上校说：“我们作为战俘过的第一个独立日使我们感觉是被遗忘的人。”
克鲁兹的妻子在他离开后一直呆在首都，看到他时都崩溃了。恢复过来时，她帮助他联系了一系列的人，安排他跟进行秘密抗日工作的罗哈斯和其他菲律宾高级官员进行接触。克鲁兹在马尼拉呆了一个星期来收集情报。有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和使命，但是没有人出卖他。
离开马尼拉之后，克鲁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来到可以被潜艇送走的地点。但是他已经列出忠诚的马尼拉领导人名单，描述他们地下活动的报告早就被送快信的人送到佩拉尔塔上校那里，并通过无线电通讯发送到了布里斯班和华盛顿。
成千的菲律宾人民也在勇敢地进行秘密战争，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将他们的情报送到布里斯班。在日本占领下的马尼拉，存在着多个层次上的地下活动，一些人为比利亚莫尔工作，一些人跟费蒂格保持联系，还有一些人与吕宋山上的游击队派别有着交往。一名马尼拉的无线电广播员，尽管工作时有一名日本检查员在身边，但他还是设法播发了关于在马尼拉海港的日本军舰吨位的密码情报。马尼拉宾馆的雇员们甚至把客人名单册偷带出宾馆，其中一条情报显示日本南方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寺内久一——被安排在麦克阿瑟战前的套房里。
陆军军官费尔迪南德·马科斯与他的老朋友普里米蒂沃·圣奥古斯丁共同在马尼拉从事地下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有至少一套假的身份文件和一个假的死亡登记证书。这些证书隐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圣奥古斯丁甚至设法在马尼拉公墓弄了一个刻着他真名的墓碑。他不时地去看一下，并放一些花在他的坟墓上。
但是有几个人知道马科斯仍然活着，尽管他们绝对忠诚，但他们仍引发了一系列的威胁。当马科斯得了重病的时候，了解了这些处境。“我得了黑水热，”他回忆说，“七窍鎏血，我被送到了菲律宾综合医院。”马科斯的妈妈得知他在住院，来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就被日本秘密警察跟踪了。
“我本来是可能被逮捕的，”马科斯后来说，“但是我的前任指挥，卡平平将军与劳雷尔总统有着联系，”——傀儡政府的何塞·劳雷尔——“将军发给我一条来源于劳雷尔的情报，使我得以及时撤离。”马科斯的战友们很快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因此，我意识到劳雷尔是同情我们地下工作的，就像罗哈斯同情我们一样。”大部分菲律宾人感觉——像马科斯所说的那样——关于忠诚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些“通敌者”更像是表面屈服的人，而不是真正的卖国者。
在马尼拉地区最勇敢也是最成功的情报人员之一是一个为日本计划部门制图的年轻建筑师。他在日本军事警察的指挥部建筑物里骗取了一个工作室。通过试图学习日语来讨好卫兵，他很快就可以进出自由而不需要被搜查。当他听说了关于日本在靠近尼科尔斯阵地附近建造了地下弹药和燃料存放处的传闻后，这个建筑师又在那里谋得了一份兼职，就是用一头水牛运水给那里的劳工。当他像菲律宾农民习惯的那样，在水牛宽阔的背部休息时，悄悄地画下了这个弹药存放地的粗略线条。回到他的工作室之后，他在线条基础上画成完整的图纸，并把图纸卷起来，插入裤子后袋，然后冷静地走过卫兵把图纸带出来。游击队的信使把图纸送到了一个潜艇集合地。后来盟军对尼科尔斯阵地的轰炸十分准确，一份日本的官报声称美国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瞄准弹药和燃料集中地方的新型炸弹。
许多情报人员为他们的勇敢付出了代价，许多无辜的菲律宾人也是这样。从占领期开始，日本军队就非常严厉地对待——经常是丧心病狂地处置——任何被怀疑进行地下活动或者与游击队有关联的菲律宾人。在一些地区，当地的日军指挥官因为一名被游击队杀死的日本人就要处死10个菲律宾人。为了得到情报，日军通常连续地拷打犯人，将他们的胃里灌满水，然后在他们的肚子上面蹦跳，用刺刀刺他们，让他们在炙热的太阳下暴晒很多天。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将一个犯人的头放在水下直到他几乎被溺死，再让他起来，反复提问，然后再把他浸在水里。另外一些犯人的牙齿或者指甲被拔了出来。一些受害者投降招供，通常都是为了让他们的家人免受折磨。也有很多人坚持到底——死得很惨烈。
“我会回来”的广告运动
1943年8月，上校科特尼·惠特尼——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那就是运用他的总司令的著名誓言，“我会回来”，来对抗日本的宣传攻势。在一个给他上级的备忘录中，惠特尼问道：“请问，总司令反对通过运用一条短引语来发挥他在广大菲律宾人民中间极广的个人声望吗？”
“不反对，”麦克阿瑟回答说，“我会回来的。”
麦克阿瑟的解放承诺被印在了各种各样引人注目的小条上，这些小条被加在运到菲律宾游击队的重要供应品上，由美国潜艇偷运到岸上广泛地分发下去。惠特尼的广告运动非常成功，以至很多不懂英语的菲律宾人也能重复那几个令人激动的单词。
麦克阿瑟高贵的形象占满了一本送给游击队的新闻杂志的封面。
在一个香烟包装盒上，美国和菲律宾国旗强调了两国的历史联系。
一枚宣传钮扣上写着麦克阿瑟的誓言。
纸板火柴上写着解放的承诺。
特立尼达·迪亚兹是许多牺牲者中的一个。她是吕宋岛一个大内陆湖岸边水泥厂的一名出纳员，通过为一支附近的游击队组织收集食物和衣服而开始了她的抵抗活动。但是后来，迪亚兹选择了战斗，并且还说服了厂里的六名工人加入她的战斗。他们一起在厂里的码头上杀了五名日本军官，把他们的尸体倒入了水泥中，并把日军的制服送给了游击队指挥官，还把游击队使用的小艇隐藏起来。在一段时间之后，日本审讯官开始盘问她，她拒绝说出任何事情。他们就把她的双脚吊起来，鞭打她，用香烟头烫她，把她绑在树上，一次把她扔在那里24个小时。迪亚兹忍受了32天的酷刑，没有招供任何事情，还否认知道游击队组织的任何情况。后来，她变得太虚弱什么也回答不了，就这样无力地被绳子吊着，直到她被带走杀害。
尽管形势如此残酷，地下的网络仍然在不断壮大。数量惊人的情报通过信使和无线电电波涌入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许多极为重要的战舰情报是由帕森斯、史密斯和比利亚莫尔创立的、拥有无线电装备的海岸观察者网络所收集的。这些无线电报告很快被传送到美军的潜艇上，使他们用鱼雷打击了很多从群岛驶入外海的敌方战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