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那天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了炮声。如同卧佛那样，我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攸关的大风暴，听而不闻。人们习惯了长期的紧张生活之后，会觉得炮声似乎也更遥远了。我结束了这次田园式的家庭度假之后，不是直奔武装冲突的现场而是回到了我在天津合众社的工作岗位。在这里，随着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进行，我开始了几年的战地记者工作。
我个人所受到的战火洗礼开始于七月底。我奔走于天津古老的海河大桥（原称“万国桥”，现称“解放桥”）两侧。桥西是安静的“中立”的西方国家租界，我从这里发出新闻电讯。桥东在进行战斗，一方是数千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另一方是约600名中国准军事部队“保安队”，只有步枪和机关枪。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正规军不得在天津各处驻扎，30年代中期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不得驻军的地区。这条海河大桥在作战区内，但嗖嗖飞过的步枪子弹并没有使我感到危险，直到我看见刚刚倒下的许多新的尸体——如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写的“在被扭曲了的耻辱中的死者形态”——才觉得浑身发凉。同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正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看来他们最恨的是爱国学生。
我一直保留着在日军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所谓“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是日本发言人惯用的官方语言，指的是所有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国人。
“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个记者说。
“但那里的建筑物都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
“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这位日军上尉真的光火了：“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那末，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请原谅。”
至于天津那些穿黑制服的武装警察（“保安队”），尽管老百姓在平时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他们的作战却是英勇的，提高了市民的士气，也使敌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民族精神的深广。虽然总的来说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敌人，有一支保安队包围了火车站上的日军，直到日本援兵开来把他们救出。还有一支保安队勇敢地冲进飞机场，企图摧毁敌机，牺牲了半数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侵略者丧胆。在战斗进行中，那个年轻的会说英语的日军司令部发言人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晚上也许会被杀掉！”
保安队在抗击中得到许多学生和其他青年的支援。许多人被日军枪杀，其中有的纯属无辜。战死的中国士兵脸色黝黑，中弹处各不相同，而这些人脸色苍白，中弹处都在头部，显然是被枪决的无辜牺牲者。这是可怕的，更是令人愤慨的景象。
当天津的600名战士在奋战时，另一场战斗在距北京城仅几公里的通州爆发。这是1933年国民党签署了投降主义的《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日本人所组织的保安队对他们的主子实行起义，杀死了几百名日本人。
日本人曾经把通州的伪政权吹嘘为华北在日本监护下实行“自治”的范例，所以这次起义对他们的打击特别沉重。在天津，日本发言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喊：“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通州保安队反抗的对象是他们在几小时前还宣称要为之服务的国家以及用友谊的纽带同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人民（分别指日本及日本人——译者）。”
但我们早已听说，在通州城里原有一小队象征性的中国驻军，日本人解除他们武装之前曾说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后就把这些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全部枪杀了。在保安队里有爱国分子在秘密活动，保安队同中国驻军常常在一起吸烟聊天，所以日本人残杀中国驻军的暴行，使保安队无法再对日本人表示“忠城”，而是要为被害的中国兄弟们报仇雪恨。
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尝到的苦果是：他们决不能期望中国人为了他们而不再做中国人。通州的起义队员撤出城外，消失在乡村之中。天津的日本侵略军邀请外国记者到通州去现场观察他们那些被“残暴屠杀”的同胞——那些人的尸体没有按日本习俗立即火化，而是仍然存放在那里展览。他们没有提到以前被杀的那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驻军士兵，那些士兵的尸体早已被匆忙运走。
由于连绵的阴雨加上夏季暑热，日本人后来自行取消了这次让外国记者观察尸体的旅行。
到1937年7月底，日本人已占领了天津——西方国家的租界除外，其中面积最大的英租界成了不愿意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人们的主要避难所。从这里，人们乘外国航轮，可以先到敌军尚未占领的沿海港口，然后去大后方。由于这一情况，在租界里找住处很困难，买船票就更困难了。
起初，斯诺夫妇介绍几个学生来找我帮忙寻住处。接着，斯诺本人和贝特兰乘火车从日本占领下的北京来到天津。他们护送来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土，他们告诉我，这三位都是想离开日占区的爱国人士。如果有中立国家的外国人同他们一起走，他们装作是这些外国人的雇员或随从，可以免去被车上的日本宪兵扣留或遭遇更大不幸的危险。事实上，这几位中国人的地位比我所知道的重要得多，他们处境的危险也大得多。
年纪较大的那位妇女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中共中央的一位高级干部。她秘密到北京来治疗肺结核病（长征时所得）。斯诺为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收集材料时认识她，那时她穿着八路军的制服。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有一天她穿着城里时髦妇女的服饰来到斯诺家里找他，斯诺一下子认不出她来了（在来天津的路上，她改穿最朴素的衣服）。
那位矮矮胖胖、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是王世英。斯诺说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实际上他是一位在国民党地区活动的饱经风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年轻一些的妇女是张晓梅，也是中共党员。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她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为国民党杀害）的妹妹。他们三人当时用的都是假名，我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光知道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爱国人士，这就足够了。我把王世英安顿在我当时的岳父母家中，他们正好回美国度暑假去了。他们是美国公民，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他们的住处较为安全。我为两位妇女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孚中饭店找了个住处。
斯诺问我能否帮他们买到去上海或其他未沦陷港口的外轮船票。正好我也想走，因为我写反日文章的事已经公开，我又无国籍，出了事得不到任何保护。幸运的是，我父亲的业务中有一项是为出口货物办理保险，所以同英国的太古洋行关系不错。我把他们三人说成是同行的职员，买了和我同一条船的船票。那个年轻的英国售票员倒确实是问了我一句：“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说时露齿一笑。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我不说话，也只对他笑了一笑，他就不再问下去了。也许他还乐于让日本人受一回骗，因为日本人对于一向居于主导地位的英美势力正在步步紧逼，引起后者越来越强烈的愤恨。
我们顺利地从英租界内的海河码头乘上汽艇，开到大沽口，一艘在沿海航行的客轮正停泊在海上，将开往上海。当我们起锚时，许多日本登陆艇在周围出现，它们运来了更多的日军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
让他们来吧——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中华民族到底起来抵抗了。侵略者将发现，他们来时容易，要脱身就难了，最后势必在失败中被赶出去——虽然时间可能不会太快。我这几位久经锻炼的同行者一定也在这样想，不是出于年轻人的热情，而是出于他们长期以来不怕挫折、终获胜利的经验。
我们都没有到上海。我们航行的第二天，船上的无线电收音机就传来了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消息（1937年8月13日）。船长宣布，船在烟台和青岛停靠后将直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那里我们谁都不想去。
我的中国同伴在烟台下了船——后来我知道他们去山东省的铁路枢纽站潍县，转道到西安和延安。我在青岛下了船，去南京继续我在合众社的工作。
多年以来，不论是在我知道真相之前或之后，我从来没有对人谈起过这一帮助三人脱险的插曲。就我所知，他们三位也没有对人说过。我确实在1938年又在较远的距离见到过一次邓颖超，她同周恩来在一起（那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还在发展，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但她的形象和处境同在天津遇见时相差太远，所以我的脑海里没有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我作为记者同周恩来见面时，他也沒有暗示过这件事，不过我猜想他一定知道，因为他通过他的部下对我的新闻报道工作给了很大帮助，使我及时掌握了战时情况的新发展。
直到1973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十年中，在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前燕京大学校园，斯诺在这里多年从事教学和支援学生运动）的仪式上，邓颖超走到我面前，追述1937年在天津出险的往事——这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能听到。这次见面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的。我在“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几近五年，这时刚被释放，一些人见了我还故意回避。不难想象，她何以要选择这个时机来同我谈话，而她这样做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1985年，在我70岁生日的时候，她更加公开地谈起这些往事并让这些往事见诸报端。
我和王世英的重逢要更早一些，只隔了七年——1944年在延安。我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外国记者准备亲自去访问并报道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位高级干部来带队。他见了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惊喜地喊道：“在天津见到的就是你吗？”他穿着灰色军装，我真认不出他就是斯诺带来的那位穿着西装的“教授”。我确实也长大多了，不是他最初见到的那个22岁的小子了。我们谈了很多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事情。
张晓梅在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妇联主席。
但他们两位都未能在“文革”中活下来——令人伤心的人才糟蹋。
从以上的叙述可见，在1937年，历史的潮流已将我从旁观中国革命转变为卷入中国革命并在未来的岁月中越卷越深——虽然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沈苏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