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启老逾二十多年，从未向他要过书画。我有他馈赠的书法作品，也是他主动送我的。原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先生曾托他写给我作礼物的书法作品，落款是“李侃赠，启功书”。他的墨宝，我只求过他两次，都是代公家出头的。一回香港商务印书馆要办一个书画廊，主事同事很希望招牌能请得启老书写，这件工作自然落在我的头上。乘上京的机会，在拜会启老时，我提出这样的请求。启老听了，微笑而幽默地说：“多谢给我晚上一个小点心吃。”我说他写好后，只要给我一个电话，我会到取。一天早上，启老来电说“商务艺廊”写好了，问好我在酒店的时间，要亲自送来给我。我说这样于情于理不合，要上他府上拿取。但他坚决送来酒店给我，我知道他是专程送来的。送来后我只在酒店与他喝咖啡闲聊了一会儿。
另一回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商务与深圳博雅要办一个内地和香港年过八十而德高望重书法家联展。每位名家各写二十张都是适合当代家庭悬挂而鼓励人心向上的四字语，对象是一般人，不是传统形式和对象的书法展。其他十几位书法家的墨宝的采集，由当时深圳博雅总经理雷子源先生承担，但这次展览的“胆”即启老的二十张，责在我身上。启老这批字写得真好。碍于活动，虽然很喜欢，我一张未买，以存公正。
一次我在启老家中，一位年轻姑娘来看望他，并带来一筐食品。姑娘坐不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她离开后，启老说筐中全是满族传统过年食品。我说：“这姑娘真不错，过年过节给您送来你们满族传统食品。”启老说：“她与我有点远亲关系。她弟弟要找一份工作，主事人知道她们与我有亲戚关系，对他们说，希望能得到我的一幅字，日前她来求字，我写了。”并加一句说：“写几个字能为他们谋一份工作，何乐而不为呢？找工作不容易啊！”听了，我能说什么？
启先生也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其实他是个外圆内方的人。正如一脸总挂孩子般笑容，沉潜心底内的却是深切的宇宙人生的思虑。
一回有一名权贵人士宴请启老。入宴前，主人与启老上座先闲聊，座上有各色人等，我亦叨陪末座，离得远远的。不到半个小时，启老突然指着我提声说：“万雄！万雄！您在正好，我有事要跟您商量。”然后跟主人低声说了一句话后，向我走过来。他引着我走向一个角落的椅子上对向的坐下。我一本正经地问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启老细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俩随便聊聊。”听了我初时有点愕然，随即醒悟，相视而笑。这种情况，前后有过两次。先前，因离开太远，主人家、主宾与启先生谈聊什么，我没多大注意，也听不清楚。显然启老觉得话不投机，或者觉得没兴趣没意思，借此脱身而已。从中可见启老处世圆浑同时自我执著的一面。启老是清雍正皇裔后代，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从未听过他有只言词组，以此自崇和骄人。每次与他聊天，他一派平常百姓的作风，常让我心头浮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的诗句。只有两次，他主动说道，有人要举办“爱新觉罗书画展”，启老拒绝受邀参加。他为此向我说了一通他不以为然的理由。在他口述自传中也曾说过这桩事。这一方面可以表现他的豁达和原则，也可以知道他对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深刻认同和理解，日后可为文说说。另外，在他学生根据他讲课记录而整理出版的《论文学》中（见《启功讲学录》），有一段话：“《李白与杜甫》出版时，我帮别人买了许多，自己却一本也没有。至今未看，观点不清楚，据说主要是‘扬李抑杜'。今日我所讲的，如有与郭老观点抵牾处，请批评。”这段话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了。启老是陈垣先生入室弟子，深谙陈氏讲授中国传统史著“史法”的道理，显然这是传统史法的活学活用的现代版。启老为人如此，为学如此。他对学问本身，极其谦虚。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兰亭序真伪”辩论，迫于时势而有所依违，可以让人非议外，对于此，在自述中他也有所说明。在学问研究上，他甚多推翻前人或众人所说，敢于提出自己看法。对不同观点，虽已成共识或属名家定说，他虽遣词用语，不失温厚，但在论点上从不稍假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启先生生前行事，不管是相亲深交的或偶遇有过接触的，亲耳闻见或听人说的，对他的为人都会有相同的体会，我上面所说，是一时想起的事例而已。以上所说我亲炙先生的行事做人的一些闻见，都很琐碎，说不上大功德，但却让我体会孔子所说“道不远人”的深层意蕴，而且理解到，在某种意义上能如此坚持一生，履行于一事一物，比诸激于一时义愤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不见得容易。再将之对比衡量当今的人事和社会，更感其难能可贵耳。
三、作品岂仅为游戏
启功先生学问之广博与多才多艺，是众所周知的。启先生除是广为人知的名书画家外，也擅胜于书画鉴定，另在艺术史、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多方面学问的研究，也寖馈功深。以上所说的种种学问，我都是门外汉，不敢置喙。下面我想以启先生的诗词创作，说说我对启先生的学问特点和思想境界的一些粗浅看法。
我虽不博学，读书却很博杂，知识欲极强，对人文学科什么都有兴趣。于启先生的著作，除语言文字学较专精的论文外，其他文章都翻阅过，从中增长了不少知识。对启先生的书法和诗词结集，不时翻阅，觉得是赏心乐事，能忘忧去累。启先生虽善谈能文，却甚少写文章表达自己思想情怀。我认为最能表现他内心世界的是他的诗作。写过两本关于启先生行谊的陆昕先生有同样的看法。另外他的书法作品，与一般书法家多以古人隽语和传统诗文词句为书写内容不一样，启先生甚少以古人隽言、文辞和诗词入他的书法作品，多写自己的话和自己诗词作品，这除了表现他的才情外，我认为他的书法作品的内容，最能直抒他的胸臆，因而他的书法作品也最能表现他的思想感情。读他的书法作品，除了是一种艺术享受外，从中也可理解启先生的内心世界。
启先生晚年接连出版了几本名之为韵语的诗作，在文化界传颂甚广。一些篇章，连我这样记性甚差的人也能朗朗上口。这几本韵语，内容多及生老病死以至他平日生活琐事，语言谐趣，懂诗不懂诗的人，读之无不兴趣盎然。但我视启先生的这几本韵语，总认为不全是游戏之作，另有别解。他这类韵语，虽大多数是摭拾日常生活行事与身边事物为题，文词也极诙谐趣致，一如他平日闲谈，和悦谐趣话语中，细心品尝，不难感觉是他对人生万象，有深切的观照与深刻的咏叹。他曾论及说“陶渊明并非浑身都是静穆”，说“陶渊明的诗表面平淡，其实有许多愤懑与不平”。又说“嬉笑之怒，甚于裂骴；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此更是陶渊明诗的写照。他愈是写得平淡，内容也就表现得愈深”。（《论文学》，《启功讲学录》）我对启先生的诗词韵语，如同他之评论陶渊明，有点夫子自道。另外值得注意的，启老这些名之为韵语的作品，我认为其用心是在为中国诗词发展找出路的一种尝试作品，不全在游戏。启先生自幼受过传统诗词的严格训练，娴熟诗词格律，所以他能写出有水平的传统诗词。我所以说他用力写韵语在于为中国诗词文学找出路的尝试，是有根据的。他对中国诗词文学的发展史及历代的诗词递嬗及其时代特色，多有创意，对传统诗词韵律的研究，功力深厚，深谙中国诗词随时而变革的道理。他在《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一文，极欣赏具“民族的、民间的、‘雅俗共赏'的新体诗作”（《启功丛稿·论文卷》）。但他又认同论者所说“现在的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光洋，否则我才不看。此说是否真实，且不管它。我个人是十分赞成这种看法的。”他对五四新文学迁变之由来也很关注。他孜孜探究诗之为诗之特性。他称赞“白居易用自己的语言写诗，这是很难做到的。白居易的这一特点在他是举重若轻。现在有人称老舍是语言大师，我认为不恰当。他专门找北京土话说，局限了传播范围。白居易既是书面语，又是为大众所了解的口语，这是他的成功之处”。（见前书）他又论说：“人曰韩愈复古，其实并非如此。他所用的，不过是和生活十分接近的语言罢了。用这种语言表现具体的生活现实，则更感人，也更成功。”他视唐代古文运动，不如说是唐代书面语运动。他对五四提倡新诗，有所论述，征引诗歌的发展历史、人们欣赏诗歌的心理角度等，去说明诗歌之为诗歌之特性。最后他说“为什么在五四以后新体诗歌到现在还不如旧体诗歌？旧体诗歌照旧有人作，作的质量怎样，艺术性怎样，内容表达得怎样，那是另一个问题。单就说诗歌的形式，旧体诗已经形成了一套的格式，而新体诗的格式到目前还没有形成。大家用很自然的、方便的、人人都能吟诵的，出口就是新诗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我认为他的韵语作品，是他对中国诗歌发展找出路的响应，是对中国诗歌变革不能离开平仄和音韵的主张的实验。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陈独秀在其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写道：“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经九十年的试验，新诗远未达成陈氏倡导文学的三大宗旨。反而启先生的韵语作品，无处不在表现“平易抒情的”、“新鲜立诚的”和“明了通俗的”三大宏旨。由启先生讲中国文学，关注时代的转变，一代一代文学的特征，也多次论述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称引胡适的说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启先生的韵作不是无的放矢的，也不完全是游戏之作，其用心是对中国诗歌新路向的一些尝试。在继《启功韵语》而出版的《启功絮语》自序中说及，他写这些作品虽惹来他的朋友的不少批评，他依然说：“但这册中的风格较前册每下愈况，像《赌赢歌》等，实与《数来宝》同调，比起从前用俚语入诗词，其俗更加数倍。如续前题，宜是自首其怙恶不悛，何以对那些率直的朋友呢？”最后他再为赞曰：“用韵率通词曲，隶事懒究根源。但求我口顺适，请谅尊听絮烦！”直是择善而固执，因另有文学上的图谋故。
认识启先生逾二十年，他去世后，一年来对他的怀念有增无减，怀念也一直在揣摩他一生道德文章的特性所在。就今日认识所得，个人认为启功先生的思想学问，不在高深而在于深切；他为文说话少作豪情壮语，诙谐和蔼中蕴藏深刻。他的为人不在于伟大壮烈，而在于真切。他行谊的动人感人，在于他的日常行止。“道”并非遥不可及，“道”并不是深不可测，“道不远人”，这是我在启先生身上的体会。甚至他声名最著的书法，“雅俗共赏”是他最大的成就和特色，同样表现了“道不远人”的品质和特性。最后要说的，启先生虽读过新式学堂，学过一些外语和新学，但启先生基本上是传统学问道德熏陶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当代的表表者。传统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在诸多令我尊敬的长者身上的真实体现，比照当前中国社会价值，游离浪荡，无所归心的状况，启人深思。
原载《信报财经月刊》第三五三期，二〇〇六年八月
附一：启功、牟润孙、台静农三先生
二月自国外公干返港，即听闻启功老先生又发病入院，内心悬念不已。一月初在京曾谒见老人家，他刚自医院归家休养。今又闻发病，焉能不担心。
三月初乘出差在京，赶紧趋前探望。老人家已自医院返家。比之月前，人显得清减了。幸喜乐观幽默如故，关眷世情如昔，可以告慰启老海外朋友和关心启老者。
获识启老已十多年了，乃牟师润孙教授的引介。自此每回到京，只要时间许可，必驱车到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拜望启老。启老不以后生浅陋，天南地北，总谈上两三个小时，有时一谈好半天。对我而言，不能说是谈天，而是学习，是在上课。遗憾的是，启老造诣极深的书法绘书、文物鉴定、汉语辞章，我都茫然不懂，错失学习良机，但总是增长了不少知识见闻。工作以来，俗务缠身，心为形役，学殖荒殆至极。十余年来，幸得获识如启老一辈老学者专家，耳提面命得聆教益，不致离学问之道太远，何况亲炙风范，得益更非知识学问所能绳墨了。
十多年前开始，牟润孙师每知我要赴京、沪出差，总嘱我代他拜见他三位老友：在沪的是顾廷龙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在京的即是启功先生。牟师与顾老的交往，未曾询问过；至于与谭其骧先生交往，在授课时他每言及顾颉刚先生，就带出他与谭老的交往事，所以略知一二。牟师与启老的交往，也未问过牟师，反而启老写台静农先生时，有所记述：
我在二十一二岁“初出茅庐”时，第一位认识的朋友是牟润孙先生，比我长四岁；第二位是台静农先生，比我长十岁。与牟先生在一起，也曾饮酒、谈笑，谁又知道，他在这种时候，也常谈学术问题。他从老师的只言片义，我正在不懂得，他甚至用村俗的比喻解剖一下，我便能豁然开朗。这是友呢，是师呢？台先生则不然。他性格极平易，即使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谈笑一如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