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传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地球的“半径缩短”了，人们的“舌头延长”了。说话水平的高低，已成为一个人生活及事业优劣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个人的说话水平，可以决定他的生活层次。说话水平高的人，口若悬河，谈吐隽永，妙语连珠，言辞得体。谈天说地，可以“天机云锦为我用”；赞美他人，能够“良言一句三冬暖”；给人安慰，总是“一叶一枝总关情”。这样的人，往往容易被人尊重，受人欢迎，能赢得他人的友谊、信任、支持和帮助，在事业上也容易获得成功。而说话水平低的人，总是语无伦次，词不达意，就好像“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嘴上却倒不出来”。这样的人，就会时时处处感到困窘，容易被人冷淡、遗忘。因此也就必然会给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古今中外，一生失败于说话的人很多：如三国时被曹操斩首的杨修，被孔明骂死的王朗。一生成功于说话的人也很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二桃杀三士的晏平仲；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讽齐王纳谏的邹忌等。在这个人才竞争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努力提高自己的说话水平，借助语言这一工具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表达感情，展现自己的良好社会形象，进而赢得人们的敬重和信任，并如愿以偿地踏上自己的成功之路。
第一节说话水平是个人身价的测量仪
说话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人身价的贵贱尊卑，它直接影响一个人跻身社会的层次，也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存质量。
语言是一个人开掘奋斗之路，捕捉人生良机和获取各种利益的特殊工具。说话水平高，很多利益呼之即来；说话水平低，很多利益闻声而去。因为在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上，利益的流动方向总是随着某些人的愿望和意思而见诸端倪的。而表达愿望和意思的基本工具便是语言，那些说话水平高超的人大都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把各种愿望和意思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把各种利益顺理成章地聚拢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上来。所以，说话水平对个人的重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一、说话水平的高低决定思想交流的质量
一个人的思想装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怎么样，别人无从知晓；一个人要禁锢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人的思想需要表达，需要与别人交流。这样，别人才知道你，你才了解别人。交流的方式当然可以是文字、表情、手势、动作，但更多的、更普遍的、作用更大的，则是口语。无怪民谚有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管子说：“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他指出，心主管思想，思想由言语来表达，表达出来别人就知道了。这就是思想交流。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思想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对人、对事、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都完美、正确。通过口语这一工具，便可以与别人切磋、沟通、交换意见，在不断的修正中，获得正确的认识。这样，自己的思想就会进步，境界就会提高。另外，通过口语的工具作用，个人的悲、怒、哀、忧也可以得到排解、宣泄，既可净化自己的心灵，又可增进友谊，消除人际间的隔阂。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种流派、各种思想主要是靠口语来表达的。通过这些表达，人们才知道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各家思想；也是在他们的互相探讨、辩论中，我们才认识了各种学派的精髓。
齐国的淳于髡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邹忌当了相国，他很不服气，想来想去，便主动上门找邹忌交流思想。
淳于髡说：“我有个志向，愿在相国面前披露，不知可否？”
“只管讲来，我洗耳恭听。”邹忌说道。
淳于髡说：“儿离不开娘，妻离不开夫。”
邹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不敢离开君王一步。”
淳于髡说：“削棘木为车轴，再涂上一层猪油，特别滑溜而且坚固耐用。如果把它安在方眼里，那么就会运转不灵。”
邹忌答道：“承蒙您的教诲，我不敢不顺着人情去做事。”
淳于髡说：“弓干虽用胶胶住，有时也会脱节；众多的河流奔向海洋，最终要汇在一起。”
邹忌说：“是的，我不敢不亲附万民。”
淳于髡说：“狐狸皮袄虽破，也不能用黄狗皮去补漏洞。”
邹忌说：“您说得很对，在择用贤才的时候，不能让那些不怎么样的人混在其间。”
淳于髡说：“车的辐条和车葫芦头如果分寸不合，就不能成为一辆车；琴瑟的弦如果不分粗细缓急，就不能奏出悦耳的音律。”
邹忌说：“我恭敬承命，今后一定要修明法令来监督那些贪官污吏，使他们不得危害百姓。”
淳于髡再也无话可说，再三拜谢而退。出来后他即对人说：“我暗示相国五条微言大义，他都逐条应答如流，确是高才，我望尘莫及啊！”这次思想交流，除可看出他们彼此的说话水平外，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对淳于髡来说，通过交流，他从不服到服，到恭敬；对邹忌来说，通过交流，他知道了群众的意见，虚心采纳以施政，使齐国富强。
历朝历代留给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劝谏、讽喻之辞，有些虽还谈不上平等的思想交流，但对听者说来，能引起其思想的波动，交流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弭谤”、“魏征死谏唐太宗”、“钱唐死谏朱元璋”等等。
列宁是一个善于接触群众，经常与群众进行思想交流的人。前苏联历史学家、党的活动家普·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记载了这么一段：
1921年列宁来到高尔基城的一个小乡村，“列宁走进了草房……然后他开始和农民谈话。他们先是像朋友间那样风趣地谈日常琐事。当他们已经这样打趣了半小时左右时，当他们把那些话题诸如粮食、巡逻队、跑单帮的和投机商人谈完了的时候——他们在列宁面前拿这些事情说笑，列宁听了他们叙述的这些欺骗行为也笑。这一切，作为题材，对他都是有用的——这时，伊里奇就势站起来开始清楚地用通俗的语言把新经济政策告诉给农民。农民用心听，他们之所以倾听，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确是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幸福的生活’。列宁在同农民的思想交流中，一方面了解了农民的要求、希望，另一方面，把新经济政策传递给了农民，调动起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二、说话水平的高低决定获取信息的多寡
个人说话，无论是哪种形式——演讲、报告、谈话、答问、论辩、谈判、推销、劝勉，都无不蕴含着信息。其发布者借助口语的媒介将它传送到接收者的耳朵里，接收者便可从中了解情况、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确定态度。并且，这种信息的传递，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都可能获取。比如你径直走在街头，兜售商品的小贩在那里高声吆喝，你无意去听它，可它仍要传入你的耳际，也许你就在这无意中认识了某种事物，获得了某种知识。有意的信息获取，借口语为媒介的，像听报告、听演讲、听讲座、听课等，它要求信息的接收者能主动地聆听，以获得自己所希望获得的信息。但需要通过你的谈话才能获取信息时，就取决于你的说话水平了，包括你的提问技巧。
提问是引导话题、展开谈话或话题的一个好方法。提问有三种功能：一是通过发问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情况；二是将对方的思路引导到某个要点上；三是打破冷场，避免僵局。
发问首先应注意内容，不要问对方难于应对的问题，如超乎对方知识水平的学问、技术问题等；也不应询问人们难于启齿的隐私，以及大家都忌讳的问题等。
其次是注意发问的方式。查户口式的一问一答只能窒息友善的空气。提问的人应对发问进行方式设计。比如来了一位东北客人，你若这样问：“你是东北人吧？”“你刚到北京吧？”“东北比北京冷吧？”等等，对方恐怕只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是”。这不能怪客人不健谈，而是这种笨拙的发问也至多能回答到这个程度。如果你换一个问法：“这次到北京有什么新的感触？”“东北现在建设得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等，这样的话，对方不但可以介绍一些你所不了解的新鲜事，还会使客人能充分叙述自己的感受而使气氛自然融洽。
如果你提的问题对方一时回答不上来，或不愿回答，不宜生硬地追问或跳跃式地乱问，要善于调换话题。如果对方仅仅是因为羞怯而不爱谈话，你就应先问点无关的事，比如问问他工作的情况或学习的情况，等紧张的空气缓和了，再把话题纳入正轨。
三、说话水平的高低决定自我保护的程度
人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自己身心、权益的伤害、指责等等。对此，你如果不甘受辱、受屈，总要伸张正义，总要讨个说法，以保护自己。而在很多情况下，你是无法以其他形式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的，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嘴。只要能够说话，就一定要说，抓住时间、寻找机会以口才辩诬、申述、宣传，进行自我保护。
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在封建王朝，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鹰犬烹”。
君王猜疑、不信任功臣之事时有发生。唐太宗猜疑尉迟敬德，好在他还能直接去问，这就使尉迟有了自辩的可能。尉迟的自辩是很高明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你皇帝说我反，我就先承认我反，然后举证说，自己忠心耿耿追随皇上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在敌人刀锋箭镞下活了下来，现天下平定了反倒会谋反吗？并脱掉衣服，让皇上看累累伤痕，这才打消了皇上的猜疑。
柳宗元的《童区寄传》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孩子以口才自保的生动故事：11岁的放牛孩子区寄被两个人贩子劫持，他趁其中一个外出联系买主，而另一个醉卧之时将其杀死逃出。外出的一个正好回来，见状，要杀他。他说：“做两个主人的奴仆，哪有做一个的好？他待我不好，我才杀了他；你如好好待我，我就听你的。”这个人贩子一想，觉得有道理，卖了孩子可以独得赃款，便将孩子捆好带到集市。半夜，区寄靠着炉火烧断绳子，并将熟睡的人贩子杀死，然后大叫。惊动了整个集市后，区寄大声说：“我是区家的孩子，不要抓我做奴仆。两个人贩子绑架了我，我把他们都杀了，请把这事向官府报告。”官吏得知后，表扬了他，将他送回了家乡。区寄的口才表现了他的不畏强暴、机智勇敢，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当时的德国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共产党人。在对共产党人大肆逮捕中，当时恰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被逮捕。在莱比锡的审判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义正辞严地反驳敌人的陷害，寸步不让地为自己辩护，无情揭露敌人的阴谋，弄得敌人狼狈不堪，丑态百出。由于他成功的自我辩护，法庭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他。
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1953年7月率队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10月16日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作了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长篇辩护，观点鲜明，内容翔实，使审判者无言以对。结果卡斯特罗反从被告变成了原告。他结尾的那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数十年来一直成为人们交口称颂并效仿的自我辩护的名句。
有时，高水平的说话在表面上虽未能最终保护自己，但它却使人们明白了忠奸、是非，这在客观上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古今中外那些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真理、正义而献身者，就是如此。岳飞遭秦桧陷害，万俟！审讯他：“国家有何亏负于你，你们父子却要伙同张宪共同造反？”岳飞怒发冲冠，朗声大叫：“对天盟誓，我绝对无负于国家。你们既是主持国法的人，切不应当陷害忠良。你们如果要把我诬枉致死，我到冥府也要与你们对质不休！”万俟！厉声喝道：“无心造反？你游天竺寺时在壁上留题‘寒门何载富贵’，这是什么意思？”
岳飞长叹一声，也高声喊叫道：“吾现时才知道已落入国贼秦桧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切都休，一切都成了犯罪！”说罢闭上眼睛，任狱卒严刑拷打再不开口，直至被杀害。岳飞虽未能以口才自保，但却青史留名，万代永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