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学启的恶行——戈登辞职——与白齐文日渐紧张的关系——外国侨民的叛变——诛杀诸降王——阿思本上尉眼中的李鸿章——清帝于收复苏州后颁布的圣旨——皇帝的赏赐——与戈登和解——李鸿章的通告
攻克太仓后，戈登自信可以率军攻下防备森严的昆山(位于今上海与苏州之间)。昆山扼守苏州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趟远征是由戈登与程学启将军合作进行的，后者就如许多非常自负的中国军官一样，向李鸿章保证，只要拥有足够的武器，他一定能随时将昆山东面的防线撕出一个破口，进而攻克这座县城。程学启在李鸿章面前夸下海口之后，急于期望戈登来证明这一战术的合理性。对于程学启的计划，戈登以工程师式的训练有素的眼光看出，程实际上选择了昆山城防最坚固处进行攻击，而这座城池最薄弱的地方却在它朝向苏州的那一面。于是，戈登首先从城防最薄弱处的一些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然后才开始猛攻昆山。常胜军的熙春号(Hyson)炮艇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昆山与苏州之间依靠一条堤道相连，被击溃的太平军试图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逃离危城昆山。
熙春号此时正在运河中驶向苏州，见状立即调转炮口射击这些堤道上的逃亡者。炮击炸毁了堤道，大批无路可逃的太平军士兵惨死在炮口下。据说，那天有三四千名太平军士兵被射杀，而戈登方面的伤亡统计不过是两人战死，五人溺毙。在取得这场完胜之后，戈登选择了昆山作为常胜军驻防的总部。这一选择出于双重考虑：首先，很明显，在可选择的城镇中，昆山占据中心位置；另外，戈登希望在此驻防可以让他手下的欧洲军官彻底戒除某些涣散和违纪的恶习。当时，常胜军的一些军官因此而声名狼藉，他们虽然在战场上骁勇善战，但在战场外却放荡不羁、备受争议。更换驻地对这些军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快，戈登手下的军官就证明他选择昆山作为驻地是多么明智。当戈登下令部队进驻昆山时，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哗变，有些军官带头抗命。
戈登决不容忍他的军队中出现不服从军令的情况。他找出这次哗变的教唆者，并严厉地警告这些军官，如果军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进驻昆山，那么他将枪毙五分之一带头闹事的军官。为了杀一儆百，戈登立即枪毙了这次哗变公认的始作俑者，并将其他带头造反的军官监禁了起来，希望他们能在行军途中悔过自新。到了规定的时间，被监禁的所有军官都妥协了，向戈登请求回到他们各自的岗位，这次小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然而，另一场冲突也在等待着戈登：程学启因戈登不赞同他进攻昆山的计划并单独行动而怀恨于心，于是，当程遇到另一支清政府雇佣的常胜军时，便装作没看清对方的军旗，下令开火“误伤”了他们。当戈登指责程学启时，后者试图将这一事件淡化为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戈登显然不准备接受这种托词，他坚称程学启必须为他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戈登为此致信李鸿章，信中描述了程学启的行为，并直陈要追究程学启责任的决心。信发出去之后，他很快带兵包围了程的营寨。李鸿章为发生在他左膀右臂间的这场争执伤透了脑筋。这次所谓的“误伤”让李鸿章认为即便程学启不是一个叛徒，也必是一个有才却愚蠢的人，但同时李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员干将，因此，面对戈登合乎情理的愤怒，李并不愿意将程学启交由戈登处置。于是，他请马格里博士(现在已成为马格里爵士)出面居间调停。马格里博士一向以外交手腕高超而著称，他这次又成功地将程学启和戈登之间的矛盾消弭于无形。
接着戈登又遭遇了一个更危险的事件。有一段时间，白齐文一直滞留在上海，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四处流布。据说他打算投靠叛军，并正在从经常游荡于港口的闲散人员中招募士兵以组建一支外国雇佣军。这些消息和猜测最后都坐实了——白齐文离开上海后去了苏州，公开和太平军合作。白齐文背叛的事实令那些支持他的人出乎意料，大失所望。这次背叛不仅让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和他的部属大为震惊，连在北京的清廷也颇受震动。在戈登得到白齐文叛变的消息之前，他刚刚收复了澉浦(Kahpoo)和吴江(Wukiang)两镇，并在吴江一战中俘获敌军约4000人。程学启急切地表示希望由他来处置这些降军，但有了太仓一役的前车之鉴后，戈登认为这些降军还是由他亲自指挥更稳妥。他只同意拨给程学启1500名左右的降兵，但前提是要先把他们收编为淮军。然而，戈登认为把这些士兵的性命交给程学启并不安全，果然，不久后戈登又听到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坏消息——约5名降兵被程处死了。
戈登认为，应该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屠戮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戈登也与李鸿章就军费问题发生了数次争论。为制止自华尔时代起就屡屡发生在常胜军中有损军人形象的劫掠行为，戈登主张每攻占一座重要城镇后，应该给予士兵一定的奖赏。但李鸿章更希望延续已有的治军方法，尤其是在连年的战争已给上海道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他的军费资金已被大为削减的情况下。李鸿章习惯的传统治军方法遭到了戈登的强烈反对，而另一方面，李鸿章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戈登会反对如此节省的办法。两人来往书信频繁，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攻克昆山后，戈登急需大笔金钱布防，李鸿章同意追加军费，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戈登这笔非正常支付的军费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连日常军费的支付也开始成为问题，戈登认为这是李鸿章有意刁难，因此大为恼怒，再加上此时程学启又屠杀了归降的太平军士兵，戈登决定辞去常胜军管带之职。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戈登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大人，每个月发饷时，我都感到非常为难。我没钱继续雇用大英帝国的战船，也无力购买军需品——尽管大英帝国已经为贵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令我不得不辞去常胜军管带的职务，因为继续担任这一职务有损于我作为大英帝国军人的荣誉，我不能不断地向大人恳求您明知我急需的财物，而这些支持是您本该乐于给予的……戈登随后离开昆山赶往上海，准备当面向李鸿章辞职。
然而，正当戈登刚入上海地界时，他听说了白齐文叛变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戈登认为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白齐文出现在叛军之中，还组织了不少外国人一同加入，这会为叛军增加新的有生力量。戈登还进一步意识到，常胜军中一定还有愿意跟随老指挥官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会记得，白齐文之所以丢掉职位是因为他竭尽全力为他们争取应得的军饷。一旦白齐文召唤旧部，很有可能会在常胜军中引起一场成规模的哗变，为数众多的官兵很可能会转投太平军。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戈登暂时忘记了李鸿章的吝啬和程学启的残暴，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调转马头回到了昆山。虽然戈登素以忠诚闻名，这一次的行事也符合他一贯的品性，但李鸿章无暇对此表示感佩，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美国领事馆允许白齐文离沪一事的强烈控诉上。
李鸿章将白齐文的背叛视为大患，关于这一点，在以下李致驻沪英军司令官霍夫上校(Colonel Hough)的紧急通报中我们便可见一斑：现接到在松江府操练的官军将领的报告，称中国高桥号(KaJow)炮船于练兵场到松江的返航途中，突遭大队叛军劫持，被迫转赴苏州，高桥号上一名成功逃脱的水手指认这队叛军的首领正是白齐文。这名水手此前曾与白齐文在同一个地方驻防一个月之久，非常熟悉白的相貌，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可能指认错误。
接到这份邸报后，我对白齐文背叛的事实倍感惊骇。不久之前，就有消息称白齐文曾应叛军邀请秘密抵达苏州，并组织了一支武器装备精良的洋枪队，那时我就立即写信给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阁下，希望他尽快拘留白齐文并确保白得到适当的惩处。但我随后听闻，白齐文于7月29日午时离沪赴湖州和苏州，加入叛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我即令所有驻军沿路设置关卡阻止白离境并将其押解回沪。这道命令已经生效，正值此刻，白齐文竟然铤而走险，伙同其他暴徒劫持了高桥号前往苏州。
白的无法无天和反叛计划现在已经尽人皆知。白的叛变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严重威胁了贸易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清军还是外国人都无法再按兵不动。然而，美国领事西华阁下在接到上述信件后，拖延搪塞，迟迟未采取行动逮捕白齐文，从而致使这场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除了已向西华领事和法国总领事递交公文，希望美法两国能采取行动抓捕白齐文外，我在此还恳请阁下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促使英国海军和警察部队与中国军队全力配合，共同逮捕白齐文并给予白应得的严惩，这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乐见的事情。白齐文不应逃脱惩治，这是我最热切的希望和祈愿。Parilamentary Papers.China.No.3(1864).——原注李鸿章的警告是合理的，霍夫上校和戈登也因此对白齐文保持着警惕。两人也都认为此刻是危急关头，戈登于是决定把全部加农炮和重武器都调往上海，以防止太平军突袭昆山将这些武器劫走，为此他写道：“如果我有一百个欧洲士兵，我就能确保这些武器的安全。但目前外国人能自由进出昆山，因此在夜晚我们的军火库可能会遭遇突袭。”重炮则被转移到了太仓。不过，危机也给戈登带来了意外之喜，它促使李鸿章保证不再拖欠常胜军的军费，他甚至愿意给戈登他希望得到的一切财政支持。
在白齐文与李鸿章产生争执时，卜鲁斯爵士曾支持前者。当他得知白背叛时，他的感受五味杂陈。在1863年9月29日自北京发给罗素伯爵的紧急通报中，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李鸿章如何利用他在北京的关系影响清廷对待白齐文的态度。“在白齐文将军到达上海后，”卜鲁斯爵士写道，“他发现巡抚李鸿章拒绝按照北京政府的命令接受他复职的要求。于是白齐文决定返京，等候中国政府对他的答复。”他还写道：李鸿章立即以最无礼的用词，重申了他坚持辞退白齐文的种种理由，同时向通商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领奕发送快报，请奕支持他的意见。这位清帝国的大臣以个人魅力和保守思想著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位重臣。
当奕到达北京后，文祥大人文祥(1818-1876)，晚晴洋务派大臣，自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辛酉政变后受到重用，一直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职。——编注以他一贯的外交辞令让我相信，清廷不会听信李鸿章单方面的指控，反而会满足白齐文合理的经济要求，而白也可以如我建议的那样调往天津或其他地方任职。
奕起到的消极影响很明显，李鸿章的指控虽然站不住脚却仍被采信，白齐文对清廷的公正失去了信心，又返回了上海。在白离开后，我劝说朝廷收回了对白的指控。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为白齐文提供合适的职位，白在上海要求给付拖欠的军费也根本没有下文——尽管取得并按时发放军饷本来是他作为常胜军管带的职责所在。这种冷遇带来的刺激，外加为清政府作战时负伤带来的病痛，令白齐文对前景感到绝望。此后，他组织了一支由各国闲散人员组成的杂牌军，一同投向叛军。白齐文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朋友，现在却变成一个危险的敌人，这一切都应归咎于上海地方官员的不公正和反常之举。正是因为清政府软弱之极，才会允许地方各行其是。戈登少校接连取得的胜利，也让他们产生了虚假的信心，将我的合理建议完全置之脑后，上海地方官员罢免了白齐文，且并未给他留下一条生路，白齐文在这种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
在这个阶段，清政府逐步稳住局面。太平军最有才干的将领石达开被俘，他的军队在四川被瓦解为小股的散兵游勇。南京的江防已无完整之处，上海和苏州间的各地都充斥着跃跃欲试的清军，他们连续不断地进攻南京城，破城指日可待。叛军中虽然也有一些凶顽的将领，但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与太平军相比，更危险的打着‘洋枪队’旗号的各国暴徒日渐横行。
我目前无法估量白齐文加入太平军所带来的全部影响，也不知道他组织洋枪队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白齐文此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让常胜军及清军转攻为守，清军欲在短期内攻占苏州的愿望也将随之破灭，而对于上海而言，苏州本可以成为一道有效的安全屏障。我不知道白齐文具体的作战计划，但在上海，人们都认为白会组织一次袭击北京的远征。他将得到山东和安徽两省捻匪的支持。若攻克北京，现在的清王朝一定会走向灭亡——无论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天国或别的什么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