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马克思价值观的核心，它蕴涵了丰富而博大的思想资源，是统御社会各种问题的基本哲学原理，具有永恒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其理论成果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也是人们学习和讨论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国哲学界、教育界曾进行广泛讨论，进入21世纪，这一讨论更加深远。然而，在体育界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却相当忽略，特别是对其在现阶段指导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仍然缺少充分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人们通常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11】他在《资本论》也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中做出的具有超越时代的人的全面发展崇高理想的科学概括。马克思在其他论述中也反复使用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个体发展等，阐述自己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
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马克思所使用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充分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才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个人普遍得到全面发展，人类才能真正获得驾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是说明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主体自身的优化程度；自由发展则指主客体的关系而言。同样需要指出，马克思是在分析资本主义促进社会生产能力而压抑个人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只有把马克思所讲的个人生产能力与社会生产能力区别开来，才能够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地指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个人，是指“任何人”，即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而言的，而非个别性或个别人。过去集体主义者常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2】在这里所提出的集体是“真正的”集体，指的是各个个人的联合，正是通过这种“有个性的个人”组成的联合体，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驾驭物质力量，并使一切社会成员都得到普遍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非是阶级性、共同性的所谓“冒充的”集体。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马克思更加关注个体人的发展。因此，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的人是指“有个性的个人”的全面发展。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马克思所指的人被误解为服从于集体之下的人。在当前，人们需要更加明确这一点，为大力提倡“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提供理论依据。就体育发展而言，强调“有个性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则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者，西方传统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能力和谐发展”，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跳出自己造成的和因袭的人性论传统。人文主义发现的人是一个抽象的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勾画出全面的人，但都是从人与神、人与兽中来理解人性，理解人的发展问题。傅立叶、欧文等的“制度保障的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等都是抽象人，他们都不懂得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根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前提。因此，他们始终无法找到实现的途径，往往只能停留在空洞的人性理论的论述中，无法深入下去，而马克思做到了“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113】。更加确切地说：“对抽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14】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用社会的人代替了抽象的人，进而发现不同社会的人和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的人之间的区别，从而发现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马克思正是在揭示社会关系的奥秘中深刻洞察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马克思把社会关系作为考察人的本质的逻辑起点，又把劳动作为考察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普通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了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16】。人体、需要、劳动三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117】。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118】。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从劳动中揭示了人的发展本质。他们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9】人类生产方式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构成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序列，同时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序列；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它又成了人们实际活动的既定条件，制约人的发展。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主体，提出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即资本主义以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只有个人片面发展的现实性，而无普遍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性；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20】。在3种社会形态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西方人性论始终无法深入透彻地把握人的发展问题，正是马克思建立起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此理论前提下，才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由空想变成科学理论。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人的发展观，指明了人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反对人的片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政治学手稿》中确立了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只能生产出“单向度的人”，在其异化理论中孕育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所谓“异化”，是指由主体自身生产出来又反过来敌视和支配主体的异己化的现象。马克思首先从分工开始，“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21】。这里马克思所讲的分工是指不合理的分工、旧的分工，而合理的分工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马克思在分析机器生产对工人发展的影响时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22】机器生产完全丧失了专业性质，“贬低工人特长”。马克思同时指出机器生产包含着潜在的进步，他说：“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123】马克思从生产技术特性上，证明了人的全面发展将取代片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使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二）反对物的统治，确立人的价值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劳动两重性理论中，对劳动从两个角度进行了理解，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另一个方面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抽象劳动体现了人类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背后，一方面繁荣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异化、物统治人的可能性，并会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表现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商品或劳动产品成为帮助其所有者奴役工人和剥削剩余劳动的力量。马克思在论述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潜含了对物统治人现象的批判和对人的全面发展崇高理想的向往。马克思劳动的两重性也揭示出人具有创造和享受双重性质。
人作为手段价值是相对的，而作为目的价值则是绝对的。人提供手段价值最终是为了把人作为目的，人履行义务最终是为了获得权利。从人类社会角度说，任何价值除了人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价值受体。马克思始终把人的价值放在最主要位置，彻底地批判了“物”临驾于人之上的丑恶现象，用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指导人们的创造活动。
（三）自我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
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24】。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他的超越性，能够超越一定的时空局限把握事物、人生的发展方向。“一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5】“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26】马克思把人定义为实践活动的结果，不但说明了人的存在的特点，而且揭示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的根源，即人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意识上，甚至主要不是意识的能动性，而是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只有从活动的能动性才能得以解释。人的全面发展则表现在自我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由时间将成为个性和谐发展的一定因素之一。他写到：“真正的财富是这样一种时间：它不直接消耗在生产劳动上，而是用于娱乐、用于消遣的自由时间。为此，它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天地。”【127】在这里，马克思恰恰指明，面对人类休闲时代的来临，作为娱乐、消遣手段的体育等生活方式，对培养人的自我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后，生产过程内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与日俱增，劳动者的片面发展加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8】，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129】，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而这一历史使命靠无产阶级通过变革整个社会来实现。
总之，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反对人的片面畸形发展，批判对人的异化和强制，反对人的行动依赖于外界的物，被预设的人之外的所谓价值追求所牵制，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为人类社会指明的崇高理想。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人们提供了普遍的人文价值的标准和尺度，虽然没有专门讨论体育问题，但始终贯穿了这一思想主线。因此，对马克思关于体育的论述需要在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思想背景下来理解。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体育的论述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及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有两句著名论断：英国工厂法教育条款“第一次从实践上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反过来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130】“从工厂制度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于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31】这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指的是“真正自由的劳动”，即具有社会性、科学性和一般性（普遍性）的劳动。这种生产劳动能够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是解放人的手段。教育则是真正民主的和全面的教育，弥补旧分工对人造成的局限性。同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性积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时，把教育理解为3件事情，其中包括体育在内。他对体育做出了简单的分析，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体育思想，过去曾经把马克思个人体育锻炼当成他的体育思想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在《指示》【132】英文原文中，“体育”用的是Bodily Education（直译为体育）、Gymnastic Training（直译为体操练习）、Bodily Exercise（直译为身体操练）3个词是一个意思。马克思在谈到教育组成部分的体育时加了一个注释性的说明：“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133】马克思所指的体育是当时在欧洲各国普遍流行体操一类的东西。他在《资本论》第1卷注298中，还提到“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可以取得“非常有利的结果”【134】。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谈论的体育是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生物体育和军事体育而言的。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产业革命后，工人及其子女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证明，他指出，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残废，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使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残废。他认为在中小学中实施体育，可以及时预防这种残废现象的发生。并且建议除了平时的体育活动以外，再进行军事训练【135】。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重视学校体育，还与当时的学校中普遍忽视体育有关。斯宾塞在《教育论》（1861年）中，曾经调查和描述了当时漠视体育和健康及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当时英国不仅忽视体育，也忽视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体育与生产劳动一直是密切相关的。古代体育与劳动是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早期，体育与劳动也没有完全分开。随着产业革命的实现和童工制度的兴起，体育与工人及其子女越来越绝缘了。在这种情况下，漠视体育就是漠视工人的健康，企图用劳动代替体育，更是把工人的健康看作儿戏。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看到当时工人身体健康受到摧残的事实，提出要把体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体育，是在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下，针对当时具体现象提出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教育的狭小范围内解释了体育；二是从体育的生物、军事效果来强调体育；三是延续旧传统体操、军事体育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我国体育深受凯洛夫教育思想影响，形成所谓的苏联体育模式，把马克思关于体育的看法简单理解，把人的全面发展窄化为“德智体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把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一度出现消灭脑力、体力劳动的区别，为人的发展打上阶级性的烙印。体育界的误读更加严重，不谈人性，谈人色变，过分简单、僵化地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与体育结合，强调体育的体质效果，出现生产劳动、军事训练代替体育的现象，忽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哲学界、教育界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进行了广泛讨论，提出通过异化理论来理解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突破把人仅仅看作是生产手段、劳动力，提高和丰富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准和内涵。体育界也在努力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开始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讨论体育对人的作用。胡晓风先生曾提出运用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来研究体育，90年代其他学者进一步提出体育人文价值，认为体育要密切联系人的发展问题，提出要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指导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建立。
新时期，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作用凸现出来。但是，体育界仍然受传统体育理论束缚，在重新寻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时，忽视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整体上的深刻把握，使体育从体质效果又走向追求经济、社会功能的道路上，体育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迟迟得不到正确认识，在实践中表现明显。例如，对2005年全运会“疑难杂症”和存废、对现存体制的讨论等。这些讨论实质上表现出中国体育缺乏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统领和崇高理想的引导，缺乏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深刻认识。
三、马克思的学说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我国体育界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讨论中，一直在教育范围内进行理解和吸收，缺乏自己的视角。虽然出现了许多围绕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理论见解，但都是在教育范围内来看体育，往往把体育狭隘化。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多维体育观、终身体育观、真义体育观等，这些观点的出现，往往与体育自身的功能不断扩大相联系。功能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是某个事物在环境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能力，是事物的客观属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由事物自身的结构所决定的，不能够被其他事物所代替。功能是对事物自身而言的，是一种潜在的作用；事物的作用则是表现出来的功能。体育界对体育功能的把握上往往会带上主观价值判断的倾向或染上理想主义色彩。所谓“真义体育”恐怕就是一种典型的把体育功能的内涵理解为乃至规定为含有肯定评价意义的“体质贡献”，致使体育功能这一概念实际上成为正向功能的代名词。其实，体育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显露出它维护和培育人的身心发展的全面促进作用，远非单一功能所能固定。近几年体育人文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这一趋势表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当代体育发展中仍然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过去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体育相结合的误解，常常脱离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来看待马克思关于体育的论述，形成单一的体质派体育。现在，又在不断放大体育的经济、社会功能，而忽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造成中国体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人们既要看到马克思当时对体育所进行的个别针对性的论述的历史局限性，以及过去“苏联体育模式”的束缚。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伟大的思想光芒，不能否定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体育发展中的现实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意义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为中国体育确立现实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现实的、实践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在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观是马克思的核心价值观。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功能出现重大转移，体育越来越贴近人民群众的个人生活，各种体育理论见解和探讨也层出不穷，但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体育如何为人的发展服务。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以社会为本，忽视现实的个体人的体育需求，形成两极分化，一面是体制内的为国争光，一面是体制外“丁俊晖现象”，或者是放任自流的百姓盲目愚昧的“喊山晨练”。中国体育丢失了现实的人，致使中国体育游离于社会发展的大好环境之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好发展的方向和出路。现在，人们迫切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中国体育重新确立起“现实的人”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个体人的创新能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让每个人能够充分自由地享有体育，拥有体育权。
（二）摆脱金牌主义，批判人的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体育出现繁荣景象，其中很大程度是在专业竞技的摘金夺银上，功利价值明显，人之外的物的追求往往临驾于人之上，人的主体地位缺失，中国体育无人现象严重。“竞技运动文化的商品化、手段化必然会导致产生竞技运动中的人异化现象。”【136】旧体制运转下的专业竞技，造成成千上万的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困难，出现畸形儿、搓澡工，人的片面发展问题严重，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职业的痴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建立在对旧分工对人的消极影响的深刻思考，展望未来社会分工被彻底消灭，社会具备了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后，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高度的分工是从人的初级发展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变过程难以避免的现象，马克思是在专业化相当成熟的情况下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这似乎对我国现阶段需要各种各样个人专业化人才不相适应，特别是专业竞技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其实，马克思对分工后大生产强制人，奴役人、束缚人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正是人们现在努力摆脱体育只重视经济、社会效益，只强调形象工程、金牌奖金，而漠视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忽视体育为百姓生活服务所需要的批判理论和精神。人们既要看到体育作为工具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能忘记马克思对这种分工带来的弊端和负面因素的批判，并努力使其积极作用发挥多一些，消极作用则尽可能少一些。
（三）为中国体育树立崇高理想
中国体育长期受“工具论”的制约，追求短期效益。现在所实施的“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纲要”都带有明显的短期目标。当中国整个大的形势发生变化，迫使其进行不断改革时，往往表现出无所适从和严重滞后，甚至是固步自封。究其原因，中国体育始终缺少远大理想，没有能够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上考虑。新时期，当中国体育广泛讨论各种体育观时，当人们制定种种计划、纲要时，应该时刻牢记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提升人们的思想、理论境界，自觉地以马克思提出的这一人类崇高理想为最高目标，明确努力方向，重建体育制度，保持人性的尊严，保持体育文化的独立，为中国体育寻找回自己的理想家园。
注释：
【1】周爱光.竞技运动异化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4.
【2】中西方人文内涵差异很大，“人文主义”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词，中国文化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术语（严春友.人：西方思想家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07）。人们一般用“人文精神”与其对应，它们都是一种以人为主体，关注人的巨大思想体系（钟谟智.人文主义的由来和定位[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董乐山.人文主义溯源[N].文汇读书周报，1994，7（9）：3.）。孙中山先生曾说：“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绵延不绝的“人文教”。对中西方文化无论怎样理解，在终极追求上应该是一致的。
【3】赵敦华.西方人学观念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4】通常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本研究使用的现代体育，一方面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来说明。西方哲学历史大致以16世纪为界线，划分成两段，一段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结束；一段是从16世纪到现在，在英文中把中文的近代和现代都译为“moderm”（现代）。这也是体育史研究中所采用的一种最新的划分方法。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5.
【5】例如：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种文化模式中，都有一价值系统，作为文化模式的核心，文化模式的实质是价值模式（可参见[美]本尼迪克特，王炜等译.文化模式[M].上海：三联书店，1988.）；E？A？瓦维林等认为：“不运用价值学观念是不可能进行文化学研究的，因为价值是全部文化学的内在特征？？？？？？只有在系统地确立了价值观的情况下，文化概念才能现实地成为系统”（转引自：[苏]E？A瓦维林、[苏]B？N弗法洛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05.）；哲学人类学舍勒认为：“不论我探究个人、历史时代、家庭、民族、国际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在本质，唯有当我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我才算深入地了解它”（参见：[德]马克斯？舍勒著，刘小枫译.舍勒文选（下）[M].上海：三联书店，1999：739）；文德尔班更认为价值论（Axiology）是一切科学统一的原则，它是科学和文化的共同基础。可见，价值已经成为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热点。
【6】（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98：260-261.
【7】黄楠森.唯物史观与文化的共性和个性[J].哲学研究，1997（4）.
【8】转引自：（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可参见：R.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M].Harmondssworth：Penguin，1965，p.57.
【9】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70-73.
【10】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
【11】（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98：219.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13】例如，德国生物人类学家格伦提出“人的第二性”的论述，用“非特定化”和“非专门化”来确定人类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先验的结果状态”，并由此奠定人类的一切文化状态；马林洛夫斯基则认为，文化是依据生物需要建立起来的；蓝德曼也说：“理性实际上是人的非专门化的必然产物”（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11.）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15】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196-213.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46卷上）[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92.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4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5-216.
【18】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50.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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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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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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