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创新和突破决定着调整的未来。每一次大危机都会催生新的商业模式、管理理念、社会体制等，在危机里完成调整后，经济出现新的拐点，进入新的周期，未来的兴盛与繁荣取决于这一轮的调整中创新的力度和广度。1929—1933年大萧条下诞生的好莱坞、沃尔玛以及中央银行制度，无不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奇迹的代表；连韩国都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打开了亚洲甚至全球的影视、电子产品、汽车市场；而一遇危机就注资的英国已然看不到经济亮点。中国在危机过后能否开辟新的战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其答案就在此轮调整之中。危机过后，国有企业将加速重组，海外并购也在进行，同时资本经济的浪潮正在袭来，中国将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出现庞大的跨国机构并占据资本金融前沿，但新兴行业与新能源的发展则会落后于美国，不过，这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局。
“被扁平化、长期化、隐性化”的金融危机
在房价高涨不降的大背景下，李嘉诚开始出售上海市中心的联体别墅，每平方米10万的价格据说能回笼百亿资金，如此逆向操作，令人生疑。索罗斯的基金规模猛扩四成，逆势大赚，索罗斯最大的特征就是发“国难财”。巴菲特则减股增持企业、政府债券。此三大佬用“反常”举动证明其反对盛传之中的“世界经济回暖复苏之说”。主要国家“说一套做一套”的表现也加剧了投资者们对形势的担忧。从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经济“恢复增长”的迹象。大举“救市”之下，危机不可避免地被延期、被传导，而更可怕的则是危机出现隐性化趋势，不断地寻找“替身”，全面干扰世界经济的复苏。
坚持对抗危机的“救市”举措，说明金融危机长期化已成各国心照不宣的共识，“救市”只是拉长了危机的周期而已。因此，这场金融危机并不会随着“十一五”时期的结束而消散，很可能会伴随“十二五”时期持续影响中国经济。各国政府似乎也已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意味着，危机过后的几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将面临长期低速徘徊、甚至负增长的局面。
2009年8月，美国失业率升至26年来的新高，表明疲软的消费开支将阻碍经济复苏，更惊人的是，美国政府今后10年将累积超过9万亿美元赤字，这不但显示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比此前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而且也让美国经济的走向成谜。悲观的预测是到2013年，“美国可能面临20万亿美元的赤字，半数金融机构倒闭，收入税可能升至45％，标准普尔500指数滑落至418点”。欧元区的失业率在2009年7月创10年新高，慎言加息显示出欧洲经济虽已走出自由落体式下滑但仍然处境艰难。考虑到欧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外贸出口就相应下降11.4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的强相关关系，中国的外贸形势实在不容乐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预言，“日本经济的负增长将持续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与‘十二五’同期)，世界性的病情得到康复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日本经济还要在谷底爬行”。经济虽有回暖，但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仍谨慎地表示，“澳大利亚经济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经济复苏的路还很长，因此政府计划实行确保经济恢复的措施和方案”。这种形势判断使金融危机长期化、扁平化已毫无悬念，形势向好突变的概率极低，危机的隐性化将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难题，也是干扰形势判断的主要困难。
第一，表现在宏观政策上，此前福卡曾对中国经济政策走势作出“鸭子划水”的判断，集中体现在信贷投放量的剧变上，相比2009年上半年单月额度，七八月3000多亿元的量可说是剧变，但公开表述则是“不动摇”。美国在对经济是“刺激”还是“退出”上的分歧也让人无所适从。这种以政策摇摆、迟疑对抗危机的动作，其后果就是将危机分散化、隐性化，促进危机寻找新的“替身”，四处蔓延。第二，中国为刺激出口，多种政策一拥而上，有些地区又开始重复过去低端制造业的老路。广东的部分鞋厂就面临非洲客户1美元报价生产橡胶鞋的订单，生产即亏，不生产则停工。在出口困局面前，结构调整、增长转型被束之高阁，六大行业压产能则是危机隐性化的另一种表达式，其结果是资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与能耗居高不下，这比危机本身更可怕。第三，隐性化表现在危机的替身增加，它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系统性变化，使得国际形势复杂、矛盾尖锐、一触即发。金融危机带来了“地缘政治版图、世界经济格局以及经济理论”的大变革；它让东欧的经济一落千丈，莫斯科的房产价格暴跌60％；使全球化退潮，国家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让中国原本难过的出口企业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轮胎特保案(注释10)获奥巴马“特赦”的可能性不高，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活动有增无减。此外，由“刺激”政策带来的财政恶化风险、不良债权的处理困难等，都有可能让世界经济再陷谷底。金价破千就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缺乏信心的表现。
首先，在世界经济普遍遭受“新技术扩散速度递减”、“全球化红利消失”以及“世界不平衡逆转”等三大力量深度调整时，中国却以积极的方式承接其正面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凭借资本优势与产业优势承接了危机提供的三大机遇，并将在“十二五”期间拉出一根大阳线。如果说10年前的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承接国际加工制造业的机会，那么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创造了发展“制造”制造业的机会，即在高铁、大飞机、第四代核电站、航母、卫星以及大型成套机械设备的制造能力等方面，已使中国在制造业的产业链上向前大大迈进，开始为制造业提供“母机”支撑。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标志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巨大提升。中国的高铁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发达国家“取经”的目的地。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之中呈现出“我花开放百花杀”的一枝独秀局面，而且危机使得新技术的获取、全球大并购成为可能，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其次，20多万亿元的居民储蓄、70多万亿元的银行资产使中国有了进入“资本金融”时代的条件，资本化、金融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主题。2009年9月中国首次在香港发行60亿元国债，标志人民币正式走上国际化道路，此前规模已达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只停留在多个双边关系中，推出的海外版A股市场，使外国企业难以保持股权、技术的封锁。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是另一支力量，各种形式的基金不停运作的结果是使资本成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从而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形成混合经济模式，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最后，低碳经济的现状虽然是“老道的政治、幼稚的经济”，但它却给中国提供了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经济结构的“高碳”特征大大削弱了我国的比较竞争优势，这使我国“破局”的压力突出，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确保了结构上率先突破的可能性。此外，低碳经济也迫使我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并使作为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智能化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可以期待的新经济增长点。这也将是“十二五”期间产业的亮点之一。
危机何以触底
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有近四年时间了，对于危机是否触底、何时触底，不仅无定论、无共识，对于形势判断的分歧反而不断加大。乐观者如巴菲特、蒙代尔等认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恐慌已经过去”、“全球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内也有樊纲、姚景源等学者认为从整个工业走势及出口恢复来看，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进一步巩固”，“回归正常增长”的可能在加大。当然，也不乏对此嗤之以鼻、泼冷水的专家学者，在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看来，是“政府补贴和刺激政策促成了2009年三季度前后美国经济数据的向好，但这还不足以让美国国内的失业率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因此危机尚未结束；索罗斯更是指出美国经济很可能“二次探底”，虽然他并不能肯定确切时间，以及为什么如此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