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实体经济中，各个行业与产业都较好的发展前景，社会需求越来越大，资源得到保障，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节节攀升，这是一个健康的实体市场，足以与不断膨胀的金融经济交相呼应。但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全球的实体经济根本不需要如此宏大的金融支持，金融杠杆远远地把实体经济落在后面。可见，以华尔街为首的投资者，制造了大量需求，而这些需求不是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是基于贪婪和投机的需求，是无效需求，形成了脆弱的资本泡沫，轻轻一戳，整个表面繁荣的资本市场就可能毁于一旦。
泡沫越来越大，终于在2007年破裂了，金融机构首当其冲，纷纷倒闭，哀鸿遍野。尽管各国政府花了大血本救市，也挽救了一些“打不能倒”的银行。不过，由于泡沫膨胀过大，有太多的银行都受伤，政府根本救不过来。所以，直到2010年，还不断传来银行倒闭的消息，至于什么时候这样频繁的噩耗戛然而止，大多数人并不乐观。
再者，政府救市并不能阻挡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渗透。金融经济大规模缩水，有些甚至缩成了负资产。在危机中岌岌可危的银行，随时面临着被清算的厄运，在贷款等方面也变得锱铢必较。同时，大量金融产业链上的人，失去了工作，消费能力萎缩。实体经济在资金和市场上遭遇双重夹击，不断走下坡路。而政府又忙于拯救破产痕迹明显的金融机构，无暇顾及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处于失血状态……实体经济的失血远不如金融机构来得这般大张旗鼓，但这种不露声色的恶性嬗变，把政府锻炼成了温水里的青蛙。一旦大厦倒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兜兜转转，人们不断寻找拯救经济的良方。有些人从经济规律中看出了门道：经济的萧条，往往是一个新的繁荣的起点，新的产业变革会继续，新产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挤占传统产业的领导地位：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汽车、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崛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经济再次进行低迷，信息革命和互联网趁机崛起。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或许，今天经济衰退的体内，正孕育着另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增长点。臭名昭著的金融创新经济几乎成为弃儿，传统制造业早已在历史深处爆发出石破天惊的力量，绿色经济成为不少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的确，绿色经济有可能成为新陈代谢中的新。但是，经济的蜕变需要时间，推陈还远远没有实现，出新则显得力不从心。因而，绿色经济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大萧条真的来临，它不会勇敢地遍地开花，而只能退避三尺，等到经济好转时再成人之美——锦上添花。
背水货“LV”的白领女人
2010年初，一家媒体形象地把世界经济比作拎LV的白领女人：
最好的比喻应该是这样的：全球经济，目前就像是一个拎着“LV”包（美国“L”，中国“V”）的白领女人。看起来她很有钱，拎着如此名贵的奢侈品。但是，她实际上为了这个“LV”包，提前付出了太多。现在她的包里除了几张手巾纸和几张信用卡外，没有更多的资产了。
现在，应该是全球经济为了还清买这个“LV”包的钱而不懈努力的时候了。
其实，这个倾家荡产拎“LV”包的白领女人，虽然花的是真货的钱，但很有可能买的是水货，甚至假货。
市场不会独立于政府而存在，政府可以为市场维护市场契约，保护正常的市场经济。当市场失灵，市场经济产生太多的负面效应时，也需要政府的干预，保护公众利益，恢复市场信心。不过，政府干预市场也会产生道德风险。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和监督，那么干预市场的权力就有可能是“恶”的，非但拯救不了市场经济，反而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内部肌理，导致市场经济进一步恶化。
金融危机发生后，私人部门信贷陷入萎缩，为挽救金融企业和大型实体企业，政府以政府信用作为筹码，通过发行国债和开动印钞机的方式，向经济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货币，期许妙手回春挽救经济。凯恩斯主义大张旗鼓地回归了。然而，政府大手笔救市，导致公共部门杠杆率提高，经济主体的风险被政府强行揽下，集中表现为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政府也不例外。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截至到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是否要节衣缩食过日子，成为各国争论不休的话题。
2010年6月29日，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通过了《20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参会国达成共识，“发达国家承诺于2010年将本国财政赤字至少削减一半，于2016年降低或平衡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一些新兴经济体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减赤派”胜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刺激派”。
减少财政赤字知易行难。美国的财政赤字也高得令人咋舌，更何况它还是“维持经济刺激政策”的坚决拥护者，迫于众国压力顺从“减赤”，或许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希腊、西班牙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还在嗷嗷待哺，期待“救世主”的降临，减少财政赤字对于他们显得尤为艰难。为缓解债务危机，他们走上紧缩之路，但大都是拿公共服务领域开刀，如政府裁员，降低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削减社会福利，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税收等。尽管这是迫于债务压力的无奈之举，但由于这些政策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决策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国政府，都遭遇了不同程度和强度的抗议示威活动。
减少财政赤字无可厚非，但减少财政赤字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单纯以牺牲民众和企业利益为基点，那么，出发点并不坏的减少财政赤字，可能就演变为反商业政策，将会把经济拖入更为漫长的衰退。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对1929年-1933年的经济萧条延续时间持久做出了解释，他的解释值得我们反思。
熊彼特认为，经济复苏的推迟是由反商业政策积累造成的；其一，政府提高了社会富裕群体的税收。即使在一开始，出于为国家做出牺牲的需要，人们能够接受税收的增加。但久而久之，过高的税收会破坏人们的创造积极性；其二，政府对企业的未分配所得征税，导致企业“八仙过河，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尽快把所得通过红利的形式分配出去，这抑制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其三，企业被迫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导致企业更难恢复已经千疮百孔的财务结构；其四，国有企业的竞争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削弱了企业的生存活力；其五，新的反垄断政策。
熊彼特认为，除了能验证经济学家的观点，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政府支出，实在没有什么潜在的正面效应：
笔者毫不怀疑，随着1938年400万美元预算赤字中新的支出计划在1938年秋展开，经济将告别衰退而进入复苏阶段，但也要看到，支出的逐渐减少——根据其影响经济的方式——将会给经济带来再次衰退或萧条的征兆。这种情况让我们既嫉妒又感恩：嫉妒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将会享受到其观点被验证的快乐；而感恩则是因为人们在其他领域——例如，医学领域——不必如此理性，要不然我们现在就都成了吸食吗啡的人。
IMF的研究显示，财政紧缩将会逐渐发挥作用，未来两年经济增长放慢2.5个百分点，全球将会失去3000万个机会。在英国，如果削减25%的政府开始，到2016年，在公共领域将会有61万人丢掉饭碗，年收入为6.75万美元的居民也会减少1050美元。如果削减40%，失业人数则增加到100万。
各国政府陷入两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大规模的经济救援并没有彻底将自己的国家拉出衰退的泥潭，相反，他们为此还背上了沉重债务。而他们迫于无奈实施的财政紧缩，在人民看来这是坏的不能再坏的下下签。对于普通来说，还有什么比失业更让他们担忧的？
凯恩斯主义的魅力正在大幅减退，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到底谁的手里有救市的良方，恐怕谁也不能给你准确无误的答案。
中国经济难以隔岸观火
或许，看到西方经济的左右为难，有些人会幸灾乐祸，一直对中国敌意不减，把中国视为莫大威胁的西方，已经不行了，中国的经济要腾飞了了。这种“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心理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西方与中国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西方经济陷入衰退，经历漫长的大萧条，那么中国的风景也未必是枝繁叶茂。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越来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西方不景气的经济，让消费者的钱包瘪了又瘪，这意味着中国产品的西方市场出现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又死灰复燃，中国制造的海外订单大量减少。西方萧条，带给中国的不仅是蝴蝶效应，还是多米诺骨牌的倒塌；西方的股市一落千丈，中国的股市也不会一枝独秀，单是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就让中国股市不堪重负了，更何况中国还有一大批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他们更难逃西方股市的十足寒气；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为扭转经济颓势，可能会大把撒钱，货币流动性泛滥，美元大幅贬值，中国增持的近9000亿美元国债也会大度缩水……
来自西方的灾难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成群结队，滚滚而来，古老的潮标被冲刷得无影无踪，拯救世界的智慧在何处停泊？对于我们每个个体，以一人智慧难以改变宏观经济大势，唯一能做的是尽量洞悉宏观大势的走向，顺势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