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在楼梯下有个储藏室，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食物：一听听的鱼、肉、西红柿、水果、蔬菜和布丁罐头，一袋袋的糖（砂糖、细砂糖、冰糖、红糖），面粉（普通粉、自发粉、全麦粉），米（布丁米和长颗粒米），通心粉（普通通心粉、短而卷曲的通心粉、细面通心粉），小扁豆，荞麦粉，干豌豆，燕麦，一瓶瓶的油（菜籽油、葵花油和橄榄油），腌菜（西红柿、黄瓜、甜菜根），一盒盒的麦片（主要是小麦片），一箱箱的饼干（主要是巧克力消化饼干）和一板板的巧克力。在地板上，瓶子里和坛子里的是一加仑一加仑黏稠的淡紫色液体，它们用李子、红糖和蒜瓣制成，仅仅一杯就足以让最资深的老酒鬼（这在乌克兰社区里大有人在）昏睡达三个小时。
楼上床底下的滑轮箱里贮存着蜜饯（主要是李子）和成罐的自制果酱（李子、草莓、木莓、黑醋栗和柑橘的各种混合物）。在种植棚和车库里，用硬纸板制成的水果箱里装满了最新采摘的苹果，品种有布拉姆莱斯、巴斯美人和格雷威斯等，全都用报纸独立包裹，散发出芬芳的果香味儿。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的表皮会泛白，果肉会皱缩，但用来做薄皮苹果卷和布林饼还是很不错（被风吹落的果子和有损伤的果子在它们落下时就被挑出、切碎并煨炖了）。一网袋一网袋的胡萝卜和土豆连同上面的泥土一起贮藏着，一捆捆的洋葱和大蒜悬挂在外屋的阴凉处。
当我父母于1979年购买了一台冰柜后，没过多久，里面就摞满了用塑料冰激凌桶装着的豌豆、蚕豆、芦笋和浆果，每个桶上都贴着标签，标明日期，并定时循环。就连小茴香和欧芹都用塑料纸卷成小捆贮藏备用，这样在一年中的无论什么季节，都不会再有匮乏之虞。
每当我对这些储备物资大加嘲笑，说它们足够供养一支军队时，她就会冲我摆摆手指说：
“这是为了以防你的托尼·本成为执政者。”
我母亲了解意识形态，她也了解饥饿。在她二十一岁时，斯大林发现可以把饥荒当作政治武器来对付乌克兰富农。她知道——此种知识在她在英国生活的五十年里从未被忘记，而且又从她身上渗透到了她孩子的心中——她确定无疑地知道，在乐购超市和消费合作社堆得高高的货架和存得满满的柜台后，饥饿依然在游荡徘徊，它撑着骷髅的身躯，睁着空洞的眼睛，伺机而动，一旦你放松警惕，就将你摄入囊中。它会伺机抓住你，把你推上火车或大卡车，或是推进四处奔逃的人群中，将你送上另一次旅途，那旅途的终点通常总是死亡。
战胜饥饿的唯一方法是贮存和积蓄，这样就总有东西可以让你吃喝，有些小东小西来打点贿赂它。我母亲拥有着非比常人的节俭的激情和门道。她为了买袋糖，会沿着商业街走上半英里，就为了能便宜一个便士。她从来不买自己能动手做的东西。我姐姐和我都曾因穿着用买来的零布头自己缝制的裙子而觉得羞惭不已。我们渴望吃垃圾食品和白切片面包，却被迫忍受传统食谱和自制面包。她没法自己做的东西，就只准买二手货。鞋子、外套、家居用品——总是别人先拥有过它们，他们先选择了它们，使用过它们，然后再丢弃它们。假如你不得不买新东西，那东西必得是用最便宜的价格能买到的，最好是减价的或特价的。水果是快变质的，罐头是有凹痕的，式样是过时的，是去年的风格。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会妄自尊大，我们不是那种傻头傻脑的人，将钱浪费在表面文章上，母亲说，因为每个有教养的人都知道，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是唐卡斯特（Doncaster）一家拖拉机厂的绘图员，每天都去上班。他挣工资，购买其他有工作的男人都会买的东西——新衣服（那件衬衣怎么了？我可以补补嘛），照相机（谁需要照相机？），电唱机和黑胶唱片（真是挥霍无度！），书籍（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书），DIY 工具（为了在家里制作些疯狂的东西），家具（在消费合作社用更便宜的价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新摩托车（开起来像个疯子）。每周他会给母亲一笔固定的、不能说吝啬的钱以供家用，然后花掉剩下的部分。
于是，经过五十年的节俭、储藏、焙烤和制作，母亲从父亲每周给她的钱中积下了一笔几千元的小存款。这是她刺向饥饿之眼的武器，是她在黑夜里聊以自慰的安全感，是她留给孩子们的安全的礼物，以防饥饿竟致找上我们。可是，当一份礼物变成一个诅咒时该怎么办呢？因为，让我们惭愧的是，我姐姐和我为了如何分配她这笔小小的遗产而吵得不可开交。
经过在葬礼上的暂且隐忍之后，姐姐和我用充满怨恨的信件彼此狂轰滥炸，在电话里恶言相向，毒液横飞。事情一旦开始，就再无停歇之时。
有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当时安娜已经上床，迈克不在家。她想让我与她共同签名，以便能取出些钱来帮她的一个女儿买公寓。我让电话铃响了九下才拿起听筒，因为我知道是她的电话。别理它！别理它！一个理智的声音在我脑海里说。但最终我还是拿起了电话，于是我们以前从未说过的伤感情的话喷涌而出。而话一旦出了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你对她连哄带骗，让她签了那份附议文件，薇拉。你偷了她的小盒坠。（这真是我吗？这个对姐姐如此恶言相向的人？）妈妈对我们俩爱得一样深。她想让我们分享她的身后之物。”
“现在的你真是荒谬可笑。”她的声音像破裂的冰块一样尖厉刺耳，“她只能把盒坠给我们中的一个。她把它给了我。因为在她需要我时，我就陪在她身边。每当她需要我时，我总会在那里。而你呢——她最喜欢的，亲爱的小家伙——你最终还是辜负了她。
（哎哟！她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她的小妹妹？）正如我预料中的一样。”
我俩都认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的外交哲学。
“妈妈爱我。她怕你，薇拉。是的，我们全都怕你——你的尖酸刻薄，你的喜怒无常。多年来你对我颐指气使。可是你再也不能对我这么做了。”
说出这样的话来本该让我觉得自己变得成熟老练了，可是并没有。它让我觉得自己又变回到了四岁。
“面对问题时你总是逃之夭夭，你一生都在这样做，娜杰日达。玩弄政治，玩弄你那些可悲的小把戏，假扮聪明，妄想凭一己之力把世界拉入正道，而别人则在脚踏实地地从事着真正的艰苦工作。你就会往后一靠，把一切都留给我来担当。”
“你就会破门而入，不劳而获。”
“总得有人负起责任来，但显然那不会是你。你没有时间来照顾妈妈。噢，不，你太忙于你的那些丰功伟绩了。”
（砰！她击中了要害。我没有丢下一切赶到母亲身边，这种内疚感已将我吞噬殆尽。现在，她迫使我处于守势，但我得以攻为守，迎头痛击。）“啧啧，听听你说的，你这个一生连一天班都没上过的人！只知道伸手向老公要钱。（嘭！我来了一记低拳。）我一向都不得不自力更生。我重责任，重承诺。妈妈她明白。她老人家知道什么是艰苦工作。”
“那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作——不是你这种涕泪横流娇喘吁吁浪费时间空想改良的胡说胡闹。种菜也比这有用些。”
“你不明白什么是工作，对吧，薇拉？大佬迪克过去总在你身边，他腰缠万贯，拥有在一定时期内按预定价格买卖股票的特权，每年的红利不少，会玩些聪明的小把戏，会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然后，当一切开始变糟时，你就试图榨干他的每一个便士。妈妈总是说她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你对他太卑鄙了。（哈！我得分了。）这是你自己妈说的话，薇拉！”
“她不知道我遭的是什么罪。”
“她知道你遭的是什么罪。”
电话因我们的怒火而嘶嘶啦啦地噼啪作响。“你的问题是，娜杰日达，你满脑子装的都是些胡说八道，所以你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
“我四十七岁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薇拉。我了解这个世界。我只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看它。”
“四十七岁也没什么不同。你还是个小毛孩。你永远都长不大。你总是想当然地占有一切。”
“我也知回报。我工作。我努力为大众谋幸福。比你做过的多多了。”那个四岁小毛孩子又尖声尖气地哭诉起来。
“哎呀，我的老天啊！努力为大众谋幸福！你可真崇高！”
“那看看你呀，薇拉——你只知道营私自肥，损人利己。”
“我不得不学着为自己而战。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姑娘们。你不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当然容易高高在上。一旦你落入陷阱，你就得为寻找出路而战。”
（唉，求你了！她还要继续那些战争时期的老生常谈！为什么她就不能忘了它呢？）“什么样的陷阱？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那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看看现在的你吧！充满仇恨，扭曲变态，就像条患了黄疸病的蛇。（这时，我拾起了社会工作者的口气。）你需要学着忘掉过去。”
“别给我来这一套新时代嬉皮士的胡说八道。让我们只谈现实问题吧。”
“我宁愿把钱捐给乐施会，薇拉，也不愿你的敲诈勒索得逞。”
“乐施会。多么可悲啊！”
于是母亲的那笔小遗产就留在了银行里，在那之后，我和姐姐两年都没再说过话，直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