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缓刑，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意味着年广九已经失去了经营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幸运的是，就在这个当口，对此事并不知情的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过程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这无意间又救了年广九一次。
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重要的年头有两个：一个是开篇的1978年，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还有一个就是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
邓小平南方视察发生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但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指导，理论上也有待提升；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后，改革浪潮受到了影响，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负面言论。当时，北京有媒体刊载了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认为：私营经济和个体化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社会上也时常听到这样的讨论：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根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从当时的形势看，改革的动力在变弱，改革的阻力在加大，而且还有倒退的可能。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邓小平意识到危险，随即作出了南方视察的决定。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1月19日，邓小平到达深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陪同下，全面考察了深圳的城市建设、政治文化、经济状况和精神文明建设。在此期间，邓小平很少讲话。这时候，全国的目光都在盯着深圳，因为从这里传出的任何声音，都会成为举国上下新的政策动向和指示。邓小平很谨慎，直到临行前，才在蛇口码头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但对翘首以盼的人们来说，仅仅这一句话显然还不够。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在考察珠海的企业时才发言：“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
一言定乾坤。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正式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基调。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也是个独创性的提法。在此之前，只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运用计划调节经济，因此计划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用市场调节经济，因此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正因为此，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时才会踌躇良久。
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才正式拉开。
3.救急经济“高烧”，全靠朱总理的“虎狼药”
就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前一年，一位湖南人从上海转战北京，在中国经济改革最为关键的时段，力挽狂澜，上演了一幕荡气回肠的大戏。
改革有时候并不难，只要能抓住主线，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就能开展得轰轰烈烈。中国改革最关键的无疑是经济改革，一位懂经济的总理当然必不可少。邓小平曾经如此评价朱镕基：“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朱镕基曾陪同邓小平巡视上海，对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体会甚深。由此，邓小平也认为朱镕基能够将他的改革方略付诸实施，甚至发扬光大。最关键的是，中国改革正遭遇洪流，格局尚不稳定。在这种形势下，急需一位果敢勇毅、特立独行的大管家，为改革大业保驾护航。邓小平认为朱镕基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经济沙皇”、“铁腕总理”、“铁血丞相”，这些朱镕基履职期间获得的外媒评价的称谓，足以印证了邓小平的慧眼识才与远见卓识。
事实上，我们从朱镕基上任伊始的言行也能看出他一往无前的决心。刚当选总理的时候，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慨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直面困难、义无反顾、雷厉风行的领导风范，为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
朱镕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影响，早在他成为副总理期间就开始彰显。研究朱镕基的文章资料，通常将1993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归结为“朱氏十年”，这是因为朱镕基总理实质上从1993年连任副总理的时候，就开始总管中国经济和金融，并成为继邓小平后的第二位改革设计者。
随着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文件相继出台，中国经济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迅速蹿升，甚至还有继续蹿升的势头。发展是好事，形势看着也很喜人。但朱镕基毕竟是有经济学问的人，他当然明白经济发展是遵循周期性发展规律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而成为一枝独秀。事实上，他早就看出了经济过热的苗头。早在1993年之前，改革一度遭遇暗礁，经济发展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
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随着现金投放力度的加大，经济逐渐呈失控状态。到了1992年年底，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一线城市甚至超过了13%。更让人担心的是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这可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那一年，粮食价格一度上涨了43%，让人触目惊心。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平均贬值幅度达到25%。
一切现象表明，通货膨胀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1993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4月份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5月，世界银行忍不住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事实上，当时不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骤升，就连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很多不良反应。下面这几件事能够说明当时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仅4月1日愚人节一天，两个人就开出200份金额达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交给了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而另外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年息24%”为诱饵，非法集资10亿元，不仅贪污，还向一些相关干部和媒体记者行贿。而著名的“苏三山”事件，则更为引人深思。一个姓李的湖南人，声称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提出公款100万元，又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在深圳买下15万股“苏三山”。然后在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用盖有印章的传真向深圳、海南两地的媒体宣布：已收购“苏三山”5%的股本，总计2503300股。媒体信以为真，当即发布了有关信息。随后，“苏三山”股值大涨40%。前面的经过虽然悬念迭起，后面的结果却四平八稳。李姓湖南人被揭发，跟着买进的股民被“苏三山”套牢。
经济改革大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对出现的问题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急病需猛药治，主管经济的朱镕基当然不会对此放任不管。降低物价，减轻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就此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旋律。为了搞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的本源，朱镕基向全国26个省（直辖）市派出了13位部长。这13位部长回来后每人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共计13条意见。在国务院讨论时，朱镕基开玩笑说13条建议不吉利，就又加了3条。这16条就是影响深远的“中共中央六号文件”。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分税制的展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93年下半年，我们几乎全部精力都扑到了分税制改革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许多是非常紧急的。”
新一轮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等。凌志军在《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写到这段历史时说：“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
事实证明，朱镕基这次的确动了真格的。此前，国务院曾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收回贷款，以便遏制经济过热态势。然而，这一精神始终未得到贯彻落实。现在，形势更加严峻了，朱镕基已经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于是，他以常务副总理的身份出任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以分税制为代表的一批新政策的相继出台。1993年7月，朱镕基第一次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身份，将全国各地的行长们召回北京面谈。这次再没有回旋的余地，连时间期限都作了说明，而完不成任务的代价则是被摘掉“乌纱帽”。
期限是40天，“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会上，朱镕基不怒自威：“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
面对讨价还价的债务人，银行行长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这话当然只能在私底下说，但严肃性不容置疑。到了7月底，银行收回了332亿元贷款，另外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