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后，当校车把我们送回来的时候，朱莉已经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上半棵树。顶部的树枝，我的风筝曾经卡住的地方，她最最心爱的栖身之地——统统消失了。
我们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看链锯如何开足马力，冒着浓烟，就像在把木头嚼一嚼吞下去似的。大树看起来摇摇欲坠，毫无还手之力，没过多久，我就非得离开那里不可。这活像是在观察一个分尸现场，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有种想要尖叫的感觉。为了一棵愚蠢的、我痛恨已久的树而尖叫。
回到家里，我试着忘掉这一切，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是不是应该爬到树上，和她在一起？那样会有用吗？
我想给朱莉打个电话，说我很抱歉他们还是把树砍掉了，但始终没有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显得，呃，很奇怪。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出现在校车站，下午也没有坐校车回家。
那天晚上，快要吃饭之前，外公把我召唤到前厅。他并没有在我经过那里的时候叫住我——那样就显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只是告诉了我妈妈，然后妈妈再转告给我。“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亲爱的，”她说，“也许他准备更进一步地了解你。”
很好。他已经认识我超过一年半了，却选择眼下这个时候来了解我。可我又不敢放他鸽子。
我的外公是个高大的人，长着一只肉乎乎的鼻子，灰白的头发向后梳成背头。他常年穿着室内拖鞋和运动衫，我从来没见他留过胡须。胡子确实在长，但他几乎一天要刮三遍。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
除了一只肉肉的鼻子，他的手也又大又厚。我想人们大概不会太在意别人的手，但那只结婚戒指会让你意识到他的手有多结实。它从来没有被摘下来过，虽然妈妈说婚戒本来就不该摘下来，但我想恐怕只有切断它才能从手上拿下来。如果外公再胖上几磅，戒指就会勒断他的手指。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那双手握在一起，盖在他膝头的报纸上。我说：“外公，你找我？”
“坐下，我的孩子。”
孩子？大部分时间他根本就像不认识我一样，而现在我却忽然变成了他的“孩子”？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等着他说话。
“跟我说说你的朋友朱莉·贝克吧。”
“朱莉？她不算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他冷静地问，好像早就知道我会这么说。
我开始辩解，然后停下来：“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翻开报纸，抚平上面的折痕，我这才发现，朱莉·贝克上了今天《梅菲尔德时报》的头版。
那是一张她在树上的大照片，周围是一整支消防队，还有警察，旁边配了几张小图片，我看不清楚。“能让我看看吗？”我说。
他把报纸叠起来，但没有递给我，“她为什么不是你的朋友，布莱斯？”
“因为她……”我猛摇头，试着向他解释，“你认识了朱莉自然会明白。”
“我很想认识她。”
“啊？为什么？”
“因为这姑娘很有骨气。你为什么不找个时间请她来家里玩呢？”
“有骨气？外公，你不明白！她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麻烦。她是个活宝，百事通，还固执得不可救药！”
“真的吗？”
“没错！千真万确！而且她从二年级就开始跟踪我！”
他皱起眉头，然后望向窗外，“他们在那儿住了这么久？”
“我觉得他们简直在隔壁住了一辈子了！”
他眉头上的皱纹又加深了，目光回到我的身上，“你知道吗，不是每个人的隔壁都住着一个这样的女孩。”
“那他们真是太走运了！”
他长时间地，深深地审视着我。我问他：“怎么了？”但他没有退缩，而是继续盯着我看，而我退缩了——把目光转向一边。
别忘了，这是我和外公之间第一次对话。这是他第一次想要跟我说点除了“把盐递过来”以外的话题。而他是想了解我吗？不！他只想了解朱莉！
我真恨不得马上跳起来逃跑，但还是按捺住了。不知怎么的，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离开这里，那他就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连递盐这种话也不会再说。我坐在那儿，像受刑一样。他生气了吗？他凭什么对我生气？我根本什么也没做错！
当我抬起头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把报纸递了过来。“看看这个，”他说，“不要有偏见。”
我接过报纸，而他又开始眺望窗外，我知道——我被丢在一边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气坏了。我撞上卧室的门，把自己摔到床上，对外公生了一会儿气之后，把报纸塞进了书桌最下面的抽屉。谁愿意再多了解朱莉·贝克的事啊！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问我为什么拉着一张脸，还不停地把目光停留在我和外公身上。看来外公不需要我递盐给他，幸好如此，否则我很可能把盐瓶扔给他。
不过，姐姐和爸爸都和平时一样。利奈特从她的胡萝卜沙拉里挑出两个葡萄干吃了，然后把鸡翅剥掉皮、切成几段、细细地从骨头上啃下软骨；爸爸则占领了大家的耳朵，谈论着办公室政治和高管换血的需要。
没人在听——每次他说起这些“假如我是老大”的白日梦，都没人认真在听——但是这一次，甚至连妈妈都没有假装在听。
而且今天她也没有试着说服利奈特多吃点。她只是一直看着我和外公，想找出我们彼此怒目相向的原因。
他没什么理由可生我的气。我到底怎么惹着他了？没有。我什么都没做。但他确实生气了，我能看得出来。而我则彻底不去看他，直到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偷偷地向他瞥了一眼。
好吧，他在端详着我。他的目光即使不算是恶狠狠的、冷酷的，也至少是严格的、坚定的，让我觉得如坐针毡。
他到底想干吗？
我不再看他，也不看妈妈，继续专心吃饭，假装听爸爸聊天。一有机会，我就找了个借口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打算像平时一样，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给我的朋友加利特打个电话。号码拨出去了，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又挂了电话。当妈妈进屋的时候，我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这是好几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了。整个晚上，我都被这种奇怪的情绪包围着，只想一个人待着。
第二天，朱莉没有出现在校车站。星期五的早晨也是。她去学校了，但如果没有亲眼见到她，你根本感受不到她的存在。她没有挥着手要求老师叫她回答问题，也没有冲过走廊奔去上课。她没有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抢着接下茬，也没有制止不按顺序排队的孩子。她只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坐着。
我想说服自己，说她现在这样很好——就像她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不是我长期以来的希望吗？但是，我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的树，因为她在图书馆里一个人狼吞虎咽地吃午餐，因为她哭红的眼眶。我想跟她说，“嗨，我真为你的无花果树感到难过”，但始终没有说出口。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又花了几天的时间运走那棵树。工人们清理了土地，还试图挖出树根，但它顽固地不肯动地方，所以人们转而锯掉树桩，让剩余的部分隐没在土里。
朱莉仍然没有出现在校车站，周末的时候，我听加利特说她骑了一辆自行车。他说上个星期有两次看到她在路边骑着一辆生锈的老旧十挡变速车，链条拖在变速器上。
我猜她会回来的。去梅菲尔德中学的路很长，等她把树的事忘在脑后，就会重新回到校车上。我甚至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搜索她的身影。不是有意去找，只是希望能看到她。
一个雨天，我以为她肯定会来等校车，但她没有。加利特说看到她穿着一件鲜黄色的雨衣踩着单车，数学课上我发现她的裤子从膝盖以下全湿透了。
下课以后，我跟在她后面，想说服她重新乘坐校车，但是在最后一刻，我还是放弃了。我到底在想什么？朱莉根本不会在意一句友善的关怀，并且完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嘿，伙计，你要注意了！最好还是离她远点吧。
不管怎么说，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让朱莉·贝克以为我在想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