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辩思想乃至名辩学的产生，其发端是名以指实，名为实之反映这种“正名物”的思想。早在殷商时代，这种思想就已萌芽。《礼记·祭法》中记载：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为百物定名，以晓喻百姓，共同使用这些称谓。《尚书·夏书·禹贡》上有这样的话：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大禹带领人民治水，顺着山势伐倒树木，为高山大川定名。《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由汉初学者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其序言称：
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你想面对大干世界而不产生迷惑，多认识了解鸟、兽、草、木的名称，那就来学习《尔雅》吧。依据不同的实给以不同的称谓，即名号。这一“正名物”的思想可说是名辩思想的萌芽。
名辩思想的发端在春秋末年，其代表人物是孔子、邓析。
一、孔子的名辩贡献
孔子（前551一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上为殷商后代的宋国贵族。
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他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畜牧）这些卑微的小吏。孔子自己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卑事。
由于是贵族后代，少时即懂“礼”，又做过帮奴隶主办丧事赞礼的“儒”的职业。总之，年轻时，孔子不甚得志。
30岁左右，孔子即开始聚徒讲学。后来，虽然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进人“大夫”的行列，并一度做了“中都宰”，最高官至“鲁国司寇”。但时间不长，三个月即去职。鲁国既不见用，遂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辗转十余年，处处碰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专心整理文化典籍，授徒讲学。相传曾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孔子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为《论语》一书，该书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
1.正名理论
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与教育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正名物”思想，从政治、伦理方面明确地提出了“正名”的要求，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正名”思想。名，在中国古代有名号、名分、名称、称谓的含义，当然也包括概念的含义。“正名”就是使名分、名称正。从名实关系看，就是当某个客观对象与它的名称、名号不相符合时，就应当加以纠正，使其名实相符。这个过程，就是所谓“正名”。从名辩角度看是概念明确问题。孔子的“正名”思想与这种一般意义下的正名有其相同的一面，此外还有它的特殊的内容。一是孔子正名思想的主要的或着重点是放在政治伦理方面的，但也包括一般的名实关系问题；二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孔子为达到名实相符，不是纠正名，以使其与实相符，而是恰恰相反，他要纠正已经发生变化的实，使实与名相符。
孔子的这种正名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鲁国，鲁国在春秋时期不但是东方各诸侯国的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周王朝管辖的各国的文化中心。
这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地，在这儿，西周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西周的文物典章制度在这里最丰富。
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看到鲁国如此丰富的文化典籍，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孔子从儿时即受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游戏的内容竟是模仿祭祀，学习礼仪。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开始形成，正所谓大变革的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秩序”混乱现象：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经成了无足轻重的名义上的领袖，各诸侯国不但不像过去那样朝拜进贡，反而谁都敢欺侮他。诸侯不听周天子的号令而自己发号施令，诸侯国中，大夫专权，陪臣居然也可以“执国命”。这说明政权下移，封建势力突破了奴隶制的束缚。孔子眼里这是“天下无道”。他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现在是一切“反常”，现成的周礼摆在那里，而不照着去办，其结果是“名存而实亡”。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起的称谓也纷纷尝试，而又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这就不可避免地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
名实相怨的情况绝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在孔子的眼里还很多。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能用“八佾”（yi读音义）的乐舞（每佾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国的季氏，身份只是大夫，他竟“八佾舞于庭”。季氏以大夫的名分而僭用天子之乐，可见是名不符实。
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泰山，可是季氏只有大夫身份居然也去祭了泰山。以大夫之名却行天子之实，在孔子的眼里当然又是名与实相背离。鲁国的权臣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居然唱着只有天子祭祀祖先时才能唱的《雍》这首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三家大夫祭祀祖先竟然唱这样的诗，这当然是名不符实。为臣的应当事君以忠，“以臣弑君”这更是不符合做臣子的名分。从名实关系看，这同样是臣之名与其实相背谬。这种事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春秋晚期日渐增多，如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国国君齐简公。孔子时年七十，已退休，听到消息，沐浴一番，朝见鲁哀公，要求出兵讨伐。
上面所举名实不符的例子都是政治伦理方面的，但绝不仅仅限制在这方面。觚（gn读音姑）是一种酒具，其形上圆下方，腹部作四条棱角，四足也有四条棱角。孔子时，觚这种酒器，名虽未变，其形可能稍有不同，在孔子眼中也是名不符实。他慨叹道：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不像个觚，这是觚吗？这是觚吗？
以上实不符名的情况之所以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引起的正常现象。这是社会前进了的标志。但在孔子看来，却是由于周礼遭到破坏，周礼所规定的“名分”没有得到严格遵守的结果。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是“正名”。社会上的各种人要根据自己的名分严格按照周礼所规定、所要求的样子去做，与周礼的规定相符合就算名正了。通过“正名”以达到纠正社会上名实相违的混乱现象，进而达到“正政”，使天下无道恢复为天下有道。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政事首先要正名。其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意为语词、概念不正确，言词语句就不会顺畅通达；言辞语句不顺畅通达，事情就办不成功；事情办不成功，国家的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国家的礼乐制度建立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不知如何办才对。需要指出，孔子主张以礼、乐治天下。
礼者天地之序，故礼主秩序；乐者天地之和，故乐主和谐。
礼乐制度普遍地实行起来，则国家社会井然有序，上下和谐，这当然是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了。
孔子阐述的正名的理由既说出了语词、概念与人们的言辞及行为或事物的关系，也说出了正名与正政的关系。
言辞、语句（判断）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言辞、语句所包含的名（语词、概念）绝不能含混不清或错误。否则依据错误的判断去实践，绝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人们行动、做事总达不到预期目的，礼、乐制度的建立与普遍实行就成为不可能。礼乐不能普遍实行，赏罚无所遵循，就可能赏恶、罚善。赏罚不当，老百姓不知如何办才好，国家、社会焉能不乱。而这一切都是由“名不正”引起的，当然孔子要主张“正名”了。
关于人们的言、行如何才能达到其预期目标，前提是所用之“名”（语词、概念）必须正确。孔子对此明确指出：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荀而己矣。
意为命名用词必定能说出来让人明白，顺畅通达的言辞必定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严谨、慎之又慎，没有一点马虎才行。可见，说话用词（语词、概念）的正确，所用语词（概念）必须清楚、确切是何等重要。历史上，是孔子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第一个提出了这种明确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孔子的正名思想虽然是同政治伦理纠缠在一起的，但里面明确地包含并强调了名实相符的问题，强调了名必须符实。人必须各安其位，事必须各从其类，名实符，不相乱。要求名实一致，这当然是概念明确问题。出口之言必有名，名是构成言的主要成分。概念明确，判断才能正确。
可见，正名思想的逻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的正名思想的提出具有开创意义。正名思想的提出在中国古代名辩学孕育和发端阶段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后世的名辩学的研究、发展有重大影响。儒家的孟子、荀子自不必说，名家及墨家也从中汲取营养，竞相讨论名实关系问题，对正名的方法及其规律的深入研究，最终导致中国名辩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正名理论的形成。
需要指出，正因为孔子的正名思想与政治伦理纠缠在—起，他不同意用原有的名称去称谓已经发生变化的实际，而要以周礼——包括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为尺度，让发展变化的实去符合周礼的“名”的要求，所以，孔子的正名思想尽管在逻辑上有其积极意义，但其在政治上是一种保守的、倒退的正名观，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正名观。
2.具有推理意义的认识方法
孔子在长期的政治与教育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不少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其中包括学习的方法。如“告往知来”、“闻一知二”、“闻一知十”、“举一反三”等，这些话作为成语至今在我们的语言中还经常使用。同时，作为认识方法至今被人们广泛地运用。两千多年以来，显示了其经久不衰的活力，给我国的文化发展以巨大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方法涉及到了思维的形式—一推理，因而使其超越时代。推理作为逻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逻辑学说本身一样，具有工具性与全人类性。
推理是由已知的一个或一些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也是思维过程。孔子提出的一些认识方法是否具有这种含义呢？显然具有，虽然不那么严格。
“告往知来”是“告诸往而知来者”的略写。告之过去的事情，这当然是已知；来者，指未来的事情，当然是未知。从已知的东西能知道未知的东西，这中间当然有个桥梁，有个过程。这个桥梁或日过程，就是思维及其形式。
其中的“知”显然具有推知的性质。由已知推出未知，这当然是推理了。从“告诸往而知来者”这句话既看不到思维形式，也看不到推理这样的字眼，但它所包含的逻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这句话作为结论得出恰恰是讲了一个具体的推理之后。
原文是：
子贡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日：“《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日：“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学生，较孔子小31岁。上段文字的意思是：子贡说：贫穷却不巴结奉承，富有却不骄横，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虽贫穷却高兴（于道），纵然富有却谦虚好礼啊！子贡说：
《诗经》上讲，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开料，再糙锉、细刻，然后磨光，那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事，你就能推知其他未知的事。
这里，子贡受到孔子赞扬，原因是子贡听到孔子的回答能加以联想来阐明孔子的思想。从逻辑角度看，子贡用了一个譬喻推理，由孔子的话悟知人的道德应当不断地提高，而推知《诗经》上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虽然讲的是手艺工人加工玉石等物的过程，其微言大义则是讲人的道德应不断提高。
如前所述，孔子提出的具有推理意义的认识方法除“告诸往而知来者”外，尚有“闻一知二”、“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等，内容与“告往知来”大同小异。孔子的这些认识方法不但具有明显的推理意义，而且像他的正名理论一样具有开创性。孔子之后的《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大量出现“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见者可以论未发”等说法，用来表述推理。这很难说不是受到孔子有关论述的影响和启发。“以往知来”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的精练说法。可见，孔子的具有逻辑推理意义的认识方法，在中国名辩学的发端阶段确实具有开创意义。
3.独特的“叩两端”的认识方法
孔子提出的具有逻辑意义的认识方法，除了上面介绍的以外，还有一种很特别、很突出的认识方法，即“叩两端”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作为分析问题、认识客观对象的一种有用的工具值得我们重视。《论语·子罕》中有一段话提出了这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