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奥斯卡颁奖之夜，好莱坞都会邀请整个世界一起拥抱这一幻想：一个伟大的行业正在报效全人类，创造着一流的娱乐业绩，为我们带来欢乐，丰富我们的情感，展现着浪漫情怀、悲苦愁肠的故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景，也激发着我们的希望和向往。在这种自我夸耀的庆典活动当中，却遮掩着如下一个事实，即“电影界”是个高度集权化并受利润驱动的行业——就像所有的大规模商企行业一样——对于创造那种哺育我们梦想的艺术兴趣不大，而对于赚取我们口袋里的金钱却兴趣不小。
同样易被忽略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好莱坞电影业是在固定不变的思想意识框架内运作的。在永无休止地追求金钱和名誉的同时，好莱坞电影业也是一个文化产业。它所推销的商品包括人物性格，人物场景叙事艺术，社会人生经历以及各种思想，所有这些都对公共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尽管其主要目标是为各大电影公司赚取巨额利润，而另外一个目标，无论明确承认与否，就是思想意识的控制。在履行这种职能的过程中，要严格恪守主流思想信仰体系的界限，不跨越禁区一步，同时把主流思想信仰体系作为真实自然的生活面貌来加以表现。也许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好莱坞电影业不仅从事对于思想意识的控制，而且还从事对思想意识自身的控制。
电影业领导者不会同意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我们的社会是文化民主社会，其最终产品并不受制于思想意识形态，而是诞生于自由市场的各种自由选择。对于他们来说，亚当·斯密那只无形的手臂从好莱坞和葡萄藤地铁站一直伸到小城镇上的大街。为了替后台老板赚钱，好莱坞电影业必须尽可能扩大其观众市场。也就是说，必须满足观众的需要。因此，大众文化是大众需求的产物，电影界大亨们坚持这样认为。他们说，如果电影界提供的都是一些垃圾电影，那么，原因在于大众就是这个口味；就靠这个赚钱。人们喜欢娱乐消遣，不喜欢增长见识，提高境界。言论上是这样说的，当然事实上也经常如此。
然而，决定各种电影片观众数量多少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大众品味，还是营销发行规模力度呢？数百万观众观看过影片《第一滴血》的续集，制作成本铺张，歌颂赞美英勇果敢行为，充满血腥杀戮的****情调。每一部《第一滴血》影片刚一发行，立刻就在全美2000多家影剧院公开放映，前期的广告宣传费用多达数百万美元。再举一例：2001年8月，尽管外界舆论比较悲观，但是迪士尼公司却出人预料地决定把影片《珍珠港》的全国放映窗口期（影院放映后再到电视、网络播放的间隔时间，译者注）由原来惯常的2～4个月延长到7个月，令人大吃一惊。这意味着这部“夏季”火暴大片要一直公映到12月份。影片发行数量如此巨大，遍布各地，《珍珠港》肯定会赢得大批观众。
相比之下，只有几千名观众看过影片《大地精英》（1954）。这是一部低成本制作的影片，讲述的是墨西哥裔美国工会工人面临的各种斗争事迹。这部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影片，几十年后由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保存起来，当时在制作和发行方面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胁迫刁难，公映时间很短，只有11家电影院放映此片。如果像《大地精英》那样的持不同政见影片未能同广大观众见面，其原因难道不是发行量过低，受到的关注有限吗？由于缺乏巨额资金，这样的影片只能依靠观众口碑，依靠那种花费不菲的影评，而影评在政治上又充满敌意。这同耗资千百万美元的电影广告宣传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广告宣传可以为那些被认为更受欢迎的影片创造出巨大的观众市场。如果影片《第一滴血》，或者像《珍珠港》那样的影片具有“自发的”观众市场，为千百万观众热切期待，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宣传促销广告上花费千百万美元，只为争取大批观众呢？
简而言之，这并不仅仅是个需求产生供应的问题。实际情况常常相反：供应产生需求。所有消费行为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能够获得产品。无论电影，电视节目，还是软饮料，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经销和获得产品的。在美国各大购物商场上映的影片之所以会赢得大批观众，并不是因为从社会基层自发地涌现出旺盛的大众需求，而是因为这部影片自上而下地正在被强势推销。
人们迟早会习惯于接受那些场面热烈、内容肤浅、质量平俗、政治上又遭到删节的影片。标准化的形象和千篇一律的剧情往往易于接受理解。施以足够的熏陶训练，消费者就会消费那些无法唤起他们极大热情的产品。在几乎不接受其他外界事物的情况下，他们更易于在被动接触到的任何事物当中取乐消遣。这种观点不应该过分夸大，因为观众的可塑性毕竟还是有限的。供应并非总能产生需求。有些好莱坞影片尽管广告费用巨大，发行销售势力旺盛，但是影片本身华而不实，令人失望。尽管口头上都在表示为公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影片，电影业巨头却常常曲解其义。观众的喜好有时很难预料，尤其当一个人对观众喜好的认识受到个人社会政治倾向影响的时候就更难作出准确预测。
在横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20多年时间里，主流媒体权威和新闻评论员喋喋不休地宣称，美国公众正在进入“保守心态”时期；他们正希望美国公众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网络电视老板以及大牌电影公司掌门人毫不迟疑地齐声高呼，彼此应和，企图作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测。这种企图由来已久。他们断定，全国上下正在不知不觉陷入一种保守心态。因此他们便开始很有声势地忙碌运作起来，推波助澜，造势弄景，催生保守心态。于是网络大亨制作出社会治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比如，《威震八方》、《雷霆战警》，以及Today’SFBI（1981～1982）。所有这样的电视剧都带保守心态的潜台词，不过收视率方面却全部落败，草草夭折收场。21世纪最初几年拍摄的一些电视连续剧也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反恐特勤组》（2003～2004），《霹雳娇娃》（2002），以及由中央情报局赞助的《特工代理》（2001），电影业也未能幸免。歌颂美国太空冒险活动的影片《太空英雄》（1983），票房收入惨淡。动作片，比如，《眼镜蛇》（1986），《第一滴血3》（1988），以及《虎探追魂》（1988）表现差强人意。由于这些影片早期投入广告宣传费用多达千百万美元，因此，在开始上映的最初几个周末势头强劲，但很快就显露颓势。另一部右翼影片《仁川》（1982）耗资4800万美元，广告宣传费用估计达1000万～2000万美元，拥有广大公众渴望看到的所有元素：明星阵容，宏大制作，爱情视角，血腥战争场面，超级爱国精神，对于政治历史的简化改写，以及描写右翼战争英雄如何消灭共产党凶残入侵者的愚蠢剧情。然后《仁川》票房收入还是一败涂地。这表明，已经习惯观看垃圾影片的广大观众有时也会厌烦观看老一套的同类垃圾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