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赵慧峰
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作。在2006年8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交了《民族主义：近代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与类型区隔》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尽管三者对民族主义的言说明显地区隔为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现代化取向同样是三大思潮得以并生、使其具有同构性的“共同观念”，也就是说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包含着现代性思想元素的“现代”而非“前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潮，它们只是在近代这一“前现代化”、“现代化”、“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多元取向交织的复杂的思想背景之下，以不同的进路与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对现代化愿景、现代性取向的诉求。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区别乃在于以什么样的道路通往现代化、以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现代性。
一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对现代化、现代性的接纳程度、对现代化负面因素、现代性阴暗面的批评程度是有区别的，但对民主、科学、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个性化与世俗化等现代化的基本指向并没有采取排拒的立场，均对现代化变革采取了开放的态度。
保守主义虽以守护传统著称，然其与只认同传统而不批判传统的守旧派、复古派是有区别的，它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赞成现代化转型的，只是其对现代性、现代取向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与取舍，且着力于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重视从本土资源中创发与建构现代性。近代保守主义者的保守不是不要变革，而是主张把变革的广度、变革的深度与变革的程度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固守传统昧不知变，而是主张更多地保留、承续与利用现存秩序的制度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不是根本反对现代化，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守护传统文化，更多地以民族形式表达着现代性的诉求，追求从传统开出现代化。他们有一定的现代意识，有一定的世界眼光，能以比较开放的心智面对西学、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对现代性、对西方工业文明作出最初回应的正是保守主义。关于保守主义的发端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意见是将其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派或称“体用派”，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恰恰是中国现代化正式开启的标志，也就是说正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首先付诸操作层面。还有一种意见是将保守主义思潮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孔教派”与“国粹派”，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把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从工业化拓展到民主化，并将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定型为守护孔教、守护国粹、守护东方精神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玄学派”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激进反传统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但不反对现代化，不反对民主与科学，不全然排斥西方现代文明。“东方文化派”的主将之一杜亚泉在《接续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方面有开进的意味，一方面又含保守意味”的接续主义。
“学衡派”成员接受过最具现代性的西方教育，其重要知识-思想背景是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他们反对“一味趋新”而不反对求新，提出了“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开启了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并以其疏解传统性与现代性紧张关系的努力与当时启蒙者将传统视为实现现代性之障碍的主流话语一起建构了现代性的根基。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对科学、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现代性价值都抱有一种接纳的胸怀。他们提出“返本开新”，“开新”就是要接纳现代民主与科学。梁漱溟称自己完全承认西方化的两样特长即“科学的方法”与“人的个性申展”，“所以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还指出“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冯友兰指出：“现在世界是工业化的世界。现世界的文明是工业文明。中国民族欲得自由平等，非工业化不可。”牟宗三说：“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刘述先指出：“五四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眼光一点也没有错，错的是把五四传统说得一无是处。”
杜维明多次提出“对传统要以开放的心灵进行反思”，提出“要做一个现代人”，自觉地与现代文明对接，“站在批判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对当今人类文明所碰到的重大挑战，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表示自己既关心“让儒学对东亚的现代化、乃至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还尤其关心“在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儒家传统有无再生的可能”。可见，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现代化变革，而是不赞成完全脱离传统的现代化变革；并不反对实现现代性，而是不赞成离开民族性的现代性；并不反对从外部引进现代化、现代性，而是更关注发掘、转换本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性因子。
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发生及成长有着更直接、紧密的关联。“西化”、“现代化”等概念被直接用于中国未来路向的设计也始于自由主义。按西方现代化论者的理解，现代化是指现代化以前西方也不具备、非西方要进入现代化也必须具备的那些因素如市场经济、工业文明、西方式民主、自由民主价值观等，这些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向往与梦寐以求的东西，故而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成长被有的论者视为是自由理想的实现，“自由理想激发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甚至被视为是从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角度对现代化的批评，被视为是反现代化思潮，这样一来自由主义似乎是最纯正的现代化论。最初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然后扩展到非西方国家，故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后来，他们又将现代化与西化、现代性与世界性作链接，这是认识的进步。西化论者明确地表达了全力西化、全面接纳西方现代文明的立场。严复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他明确主张“大讲西学”、“非讲西学不可”，主张大力提倡“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科学）与“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民主），大力提倡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即自由；他不仅主张“变法”，还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也就是不仅要推进现代社会的成长，还要推进人自身的现代化。随着“中西古今”之争的深入，自由主义者对接纳现代性的主张渐从空间性的“西化”引申出时间性的“现代化”的概念。
胡适于1926年7月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使用了“西洋近代文明”、“西洋现代文明”、“近世科学的文化”等词，反映了从西洋文明引申出近代文明、从西化引申出现代化的趋势，认为西洋近代文明“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需要”。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以英文写成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明确反对“有选择的采纳”的折衷论，主张Whole 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正式使用了“现代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现代化”等词。此时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现代化”即“西化”。30年代初，胡适、蒋廷黻、陈序经、傅斯年、任鸿隽、陈序经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经常性地使用“现代化”一词。1933年7月，《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使“现代化”一词更广泛地为知识界所使用。在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中，陶孟和提出了“现代文化”的概念并将其与“世界文化”而非“西方文化”挂联，胡适则将“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以时间性、世界性的“现代化”概念取代地域性的“西化”概念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他于1947年发表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指出“以我们中国来说，无论在都市，在乡村，都免不了世界文化的影响”，“反过来看，在世界别的角落，在欧洲美洲的都市与乡村里，我们也可以随地看见许多中国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还提出世界文化、文明国家有三个共同的目标：“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胡适等人对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对现代性的主要诉求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一如在其他方面的峻急特色，激进主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紧迫感。
无论是在现代化目标的设定，还是在现代化途径的选择上，都不难体会其焦灼的心态。在目标定位上，激进革命论者表达了尽快赶超欧美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和举两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姿态。由于当时中国面对着同时输入两种现代性——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的状况，激进主义者是希望兼而得之，也就是既学习西方以采纳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又要实行社会主义以避免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因素并超越西方现代性。如果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激进主义之“激进”在于在追求落后的中国（从现代化、现代性的标准衡量）所急需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还急于寻求批判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辞》指出：“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后来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又说：“中国今日尚用手工业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其第二工业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毛泽东对西方现代性也是既有接纳又有批评，既肯定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又不主张走欧美现代化的老路而主张开辟实现现代性的新路。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又表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在现代性的实现途径上，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激进的政治革命、激进的文化革命、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他们更多的是把中国自身的政治遗产与文化传统看成现代性的对立面、现代化的阻力，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秩序及支持其运转的传统价值体系，因此，与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实现现代性、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以革命手段打破旧秩序、以激进反传统主义“打倒孔家店”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我们说三大思潮均为现代性思潮，不仅表现为三者对机器生产、科学知识、民主制度、公民权利等现代文明各种部件的不同程度的接纳，还体现为对现代文明所蕴涵的现代性精神、现代性理念的认同。对现代性精神的内涵的把握学者们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认为“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无疑是四个重要的向度，而恰恰在这些向度上我们不难体会三大思潮的共性：“当下性”就是从现时的需要出发接纳或建构最新的现代性，自由主义者胡适要求“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保守主义者也提出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当今人类文明所碰到的挑战，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