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内部信息畅通的保障
文学研究会虽然实际存在状态很松散，但在组织机构的设置指导思想方面却呈现出鲜明的组织、规范性。它的宣言、简章、会务报告、记事、各种启事、会员消息等都在期刊上发表，体现出严谨的组织性，有着社会文化组织的规范。其中：
《文学研究会宣言》刊登于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此外还先后刊载于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9号；
《文学研究会简章》刊载于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刊载于1921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文学研究会启事》刊发于1922年6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0期；
《文学研究会记事》刊发于1922年7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3期；
《文学研究会会员消息》刊载于1923年9月3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86期；
《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简章》刊载于1921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各组名单》刊载于1921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
……
上述做法不仅确保了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的顺畅，而且更增强了社团的整体感，让组织成员也获得了归属感，增强了群体意识。对外界则进一步巩固了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与地位，毕竟在当时的文坛，能够拥有如此气势与规模的文学群体一时无二，这无疑为成长中的新文学增添了力度与气魄。
三、多项规划的制订及实施
在文学研究会多项规划的策划及实施过程中，也体现出了该团体组织运作方面的规范化努力与实绩。
（一）编辑出版丛书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力，真正实现建设新文学、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的群体理想，早在筹备发起文学研究会时，郑振铎等人就开始积极筹划出版丛书。在《文学研究会会章》第四条，明确提出：
本会之事业分为左列二种
（甲）研究
（1）组织读书会
（2）设立通信图书馆
（乙）出版
（1）刊行会报
（2）编辑丛书
这种发展设想在郑振铎等人的努力下很快得到了“商务”的同意，1921年5月，郑进入“商务”，该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在他的主持下逐步施行。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无论规模、时间、质量，还是启蒙意义、影响都在新文学史上卓然出众，共包括“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等六类丛书，总数超过250种。
最早推出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大部分初版本是1921年至1925年，其他四种丛书的初版发行，基本是在1925年至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1948年间，延续出版达20多年。丛书内容包括各种体裁的创作、译作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等，涉及50多位外国作家及100多位国内作者的著译作品。虽然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著译占据多数，但并不以此为局限，30年代后更是收入了很多非会员作家的作品。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成功推出，不仅扩大了社团自身的影响，而且对于新文学建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丛书翻译介绍了众多外国作家作品，其中很多都是经典之作，无论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著作，对于起步时期的中国新文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提升了新文学的创作及理论水准。而各种体裁创作的编入、出版，则直接激发了新文学的创作热情，为新文学的发展营造了更大声势，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使更多读者有机会接触、领略并逐步接纳、喜爱新文学，为其发展营造了更好的氛围与空间，也进一步增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
丛书恢弘的规模与气势成功显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实力，进一步明确了新文学的合法性意义，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遥相呼应，成为中国新文学丛书出版的双璧。不仅推动了出版与文学的结盟，文学话语与出版制度的共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以后现代出版史中“文学丛书”的大量涌现。
（二）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的组建及活动
为增强对新文学作品的研讨与推动，文学研究会还积极组建读书会。在1921年2月10号《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上刊登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简章》，简章中对读书会的结构有明确规定：按国别、文学种类分别分为甲乙两部，每部下设四组——甲部分为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乙部则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文学及批评文学。简章规定读书会的内容为交流：“各组员于两次会期间所购及所读之书并由各组员简单报告其所读书内容并宣读其研究所得之论文”，京外会员也必须用通信形式完成上述任务。每次的开会记录也“须由担任召集之一组汇齐于书记干事保存并择要付印分送各会员”。
读书会召集的频率也有相关规定：“每月一次”由八组“轮流担任”，至于召集时间及地点，则“由担任召集之一组决定之”。
1921年5、6月间，文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了“读书会”，按照《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简章》中规定的模式分设小说组、诗歌组、戏剧组、批评文学组（后又增加杂文组），“每月开会一次”，由各组组员轮流报告“所购及所读之书”，及“其所读书内容并宣读其研究所得之论文”。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分别在小说组、诗歌组、批评文学组，沈、郑同时还是戏剧组成员。而各组基本都有自己的刊物，小说组有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批评文学组有《文学旬刊》，戏剧组大部分都是民众戏剧社的成员，茅盾是该社的发起组织者，后来又于1921年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诗歌组也在叶圣陶等人的精心筹备下于1922年1月1日推出《诗》月刊。
此外，文学研究会还规定会员要相互借阅藏书，各人须整理自己的书目并交给郑振铎。这些决议，后来虽然没有严格执行，但在当时的确浓厚了读书氛围，加强了组织观念，也解决了活动经费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的确在以自己的努力，推动着社团组织运作的规范化进程，无论是策划还是具体实施，这种规范化的原则和意识都始终贯穿其中。
这种对组织运作规范化的有意识追求，与文学研究会群体核心成员崇尚稳健的性格不无关系，与同期创造社的浪漫冲动、不无偏激相比，文学研究会核心群体显得“青年老成”，行事平稳、庄重，这种个性特征也会反映在具体组织运作的方式中。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研究会群体的共同理想——实现全民族的文化启蒙，正因为时时谨记这一最终目标，所以对组织建设的规范要求是有的放矢的，只有成熟稳定的组织结构，才能有效发挥各种社会资源的潜力，最终承载文化启蒙任务的实施。
第四节 松散而有序的群体聚合状态
在文学研究会群体的存在过程中，刊物发挥着重要的联结纽带的作用，其重要意义无人可以替代。群体成员以期刊等媒介作为聚合、联络的途径甚至场所，以媒介维系社团的整体性。
刊物不仅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联系方式，使社团组织能够成功组织会员进行社团活动，而且也充分发挥出现代文学社团的核心凝聚力。而现代文学社团也在刊物——这一现代新型联结纽带自身特点的影响下，呈现出松散状态与统一原则相结合的风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学社团也秉承了传统文人群体的某些地缘性特征，虽然没有刊物等新型联结纽带那样重要的作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团的存在状态。
一、地缘纽带
前文讲过，对于结社的热衷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之一，而且古代的文人群体往往是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作为联结纽带，具有强烈的宗法性。文化的沿袭性使上述传统在现代社会虽然逐渐式微，但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身为现代文学社团的文学研究会，与这些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人员的构成特点就体现出对中国传统结社文化地缘性特征的某种承传。
文学研究会会员一半以上来自于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福建等，在发起人中，除王统照外其余都来自上述经济发达地区。周作人，浙江绍兴人；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出生于浙江永嘉县；沈雁冰，浙江桐乡人；瞿世英，江苏武进人；朱希祖，浙江海盐人；蒋百里，浙江海宁人；许地山，台湾台南人；郭绍虞、叶圣陶，同为江苏吴县人；耿济之，上海人；孙伏园，浙江绍兴人。
而王统照的家乡山东诸城距离黄海不足百里，向来有人杰地灵的美誉。
沿海及经济发展较快地区，人们思想开明，较少禁锢，民风开通，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与新锐思想，且向有结社组织的传统。
桑兵在《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中有过这样的分析：“江浙一带，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密切，而且戊戌以来各省不少开明趋新人士汇聚往来于上海，一直试图以各种形式建立和保持组织联系”。文学研究会大部分会员和发起人都是江浙同乡，这种文化倾向的影响不可低估。发起人中唯一的山东人王统照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对地缘同乡结社的浓厚兴趣，早在1916年就在济南参加了“诸城旅济同学会”的发起和组织活动。到北京求学后，结社意识更加鲜明。他在校内参与编辑学报，校外组织创办“曙光社”，非常活跃。当时身在外地的叶圣陶的加盟，也与地缘的纽带息息相关。他与“新潮社”的顾颉刚、郭绍虞都有同乡之谊，关系密切，因此得以在《新潮》上发表作品并列名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
地缘与血缘是传统宗法社会人际关系连接最主要的纽带，人们在此基础上实现聚合群分，现代社会关系变动最主要体现为小群体意识增强，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以团体形式传达并维护群体共同的意愿。但新的社会关系不可能与传统截然分离，在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影子，而文学研究会群体的地缘性纽带正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现代性转化中的传统遗留。
二、刊物纽带
文学研究会毕竟是现代文化的产物，传统的地缘纽带不足以概括它最本质的组织状态。作为新文化的载体，文学研究会组织结构生态最主要的特征体现为：“一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着都市精英文化的核心力量；二是以刊物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松散形态与统一原则相结合的架构，代表着都市精英文化群体的基本组合方式。”
文学研究会群体从风气开化较早的地域来到都市，求学于高等学府，他们学习领受新的文化习染过程也是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过程。时代变革的冲击，全新的知识文化的熏陶，历史机遇的召唤，都使年轻的他们激情洋溢。于是，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到一起，结成群体，为弘扬新文化，建设新文学共同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员以学生身份向社会知识界各行业辐射，广泛地传播着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学，从而在新知识阶层造成巨大影响。
作为现代文学社团的代表，文学研究会有着与古代社团鲜明的区别，这也体现在群体联结纽带的转变上。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大规模迁移、现代知识体系的熏染，这些因素都削弱了传统的地缘或血缘关系的群体联结方式，使之变得不再适用，与之相应的，新的联结纽带逐渐浮出历史地表，那就是——现代文学刊物。
刊物不仅是现代社团的重要存在方式，而且代表着群体凝聚力的核心，只有通过刊物，才能充分展现一个文学群体的作用和意义。因此，现代文学刊物的重要性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知。文学研究会发起成立的直接动机就是创办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刊物不仅成为文学社团新的联结纽带，标志着文学社团由传统向现代的关键性转变，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文学社团的存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