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做出判断时，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依旧处于进行时，这就意味着，无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丁字型”状态，还是处于多层分化的主流态势中，社会结构仍然处于变迁的轨道上，如果按着既定的分化轨迹延伸，有可能推迟或阻碍具有稳定社会效益的中产社会的形成。
总之，本研究所聚焦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时期。但事实上，我国本阶段的社会转型其自身实践呈现出了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特征，即超现代化和路径依赖。
超越现代化的特征，约定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路径，事实上，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所呈现出的实践逻辑：连续性、渐进性及实践先行式的运作路径已明显地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由路径依赖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转型中继续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社会转型自身机制与逻辑的发挥均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转型引发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经济分化的必然后果。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风险，无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丁字型”状态，还是处于多层分化的主流态势中，都显示了社会结构还处于变迁的轨道上。
第二节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
既然中国当代社会还处于变迁的轨道上，毫无疑问，社会结构继续分化的巨大风险，会导致社会结构的非稳定性，也必然意味着社会问题的丛生。可以说，如何应对、解决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如何控制社会问题的风险，如何避免社会问题可能的激化导致社会改革的阻滞已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要务。
一、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
理解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是解析我国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
（一）社会问题概念的界定与解析
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由于研究者的理论框架、思维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同，历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和表述，但无论有多少歧义，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的辨析。一是，就社会问题的界定而言，私人问题与公众问题的区分；二是，就社会问题的成立条件而言，自身所包含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评判的辨别。
1.前提一：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的区分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1959年对私人问题（Private Troubles）与公共问题（Public Issues）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二者的区别在于“局部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问题”。
由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后果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参与互动者直接的影响；另一种是除了对直接有关者有所影响之外，还会影响到其他众多人。在此前提下，私人问题强调的是个人相关性，即私人问题只发生在个人与他人直接构成的关系区域里，只关系到个人直接体验的有限的社会生活领域；而公共问题强调的是社会性，即公共问题往往超出了个人的生活区域、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相关，和多数人所共同珍视的利益、价值相关。
那么，在区分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理解，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私人问题，而是一个公共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社会问题也具有公共问题所强调的“社会性”。
2.前提二：客观条件与主观评判的辨别
就客观条件而言，社会问题的判定首先要有“问题”状态出现，即对公众有现实的负面性困扰状态存在；就主观条件而言，社会问题的判定离不开公众主观确认及其行为反应。
比如交通拥堵、吸烟污染环境本身都对公众形成了一个“问题”性的困扰，这属于社会问题存在的“问题”状态，但这仅仅是客观条件，如果没有主观条件，这些“问题”状态尚不足以成为社会问题。比如交通拥堵，本身对公众形成了一个“问题”性的困扰状态，但大城市居民大多习以为常，就不是“问题”。再比如吸烟在有些地区算是一个扰民“问题”，并被严格制止，但在另外的区域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对“社会问题”本身的确认，既离不开客观条件，客观的“问题”状态，也离不开主观条件，即社会成员的认知、评判及共识。
社会问题界定的关注点应当是“被社会中的相当部分人群认定有悖于理想标准或有悖于现实规范的行为、事端和现象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必然有下述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是，社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二是，社会中的相当部分成员认定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手段来消除那种负面影响。
（二）社会问题产生的理论动因分析
对社会问题成因的研究由来已久，观点不一而足，其中最有影响且广为人们接受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温贝格和罗宾顿的“五观点”，即病理学观点、价值冲突观点、偏差行为观点、标定论观点和社会解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温贝格和罗宾顿在其共同主编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五个观点》（1981年）和《社会问题导论：五种理论观点》（1979年）两本书中提出此见解。
社会病理学观点认为，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因为某些组成部分（主要指那些特定的个人或人群）出现“病变”，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机体的健康，而出现“病变”的主要原因是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出了毛病，没有成功地接受社会的既定准则，做出了有悖于社会规范的事情，使社会机体发生了“紊乱”。
价值冲突论观点将社会问题的出现归因于各社会群体之间在价值方面出现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背后是各社会群体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摩擦，由此在一些具体社会领域中引发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对立和冲突，形成持续的社会不和谐状态，社会秩序因此出现严重问题。
偏差行为观点将社会问题的成因与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中的行为失衡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偏差行为的出现则是个人或群体在无法通过社会所能接受的规范性途径实现其理想目标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种越轨性选择，它有悖于社会现行准则，被看成是“大逆不道”，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标定论观点是将社会问题本身放到公众或其他社会活动主体（如机构）的判定框架中来理解，那些违反公众或其他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标准或期望的行为、事端或现象均被确认为具有偏差性，就构成了社会问题；那些行为、事端或现象被认定越轨程度越严重，社会问题也就被认为是越严重、社会秩序越混乱。
社会解组观点认为，外在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结构关系、社会体制因素的变化是社会问题的主因。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社会解组现象十分普遍，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动使得原来规范个人或人群的价值准则变得含糊不清或失去了实际作用，个人或人群因此失去了基本的规范，形成内心紧张，其行为变得混乱不堪，整个社会就变得极为无序。
如果对这五种观点从归因的角度进行解析，可以看出，病理学观点、价值冲突观点、偏差行为观点和标定论观点都归因于内部，即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自身的观念、行为出了“问题”，而社会解组观点则归因于外部，即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动使得原来规范个人或人群的价值准则变得含糊不清。
二、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动因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由对社会系统发挥功能的相互联系的各个子系统组成，一个子系统的变迁会引发其他子系统的相应变迁。在这种社会系统中，变迁是缓慢而有序的，始终朝着均衡和谐的状态运行。帕森斯不仅强调了均衡这一发展方向，也同时提示了不均衡的存在：一方面，社会结构分化会带来子系统之间边界关系的复杂化；另一方面，各个子系统内部结构分化的速度和水平往往不一致，因而经常打破原有边界关系的平衡，造成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紊乱。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系统来说，均衡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均衡才是绝对的、永恒的。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各构成要素分化与重组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系统各方面、各部分、各要素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步，在社会各个领域表现出社会失衡、社会失调、社会失序，投射到社会肌体上，就会以种种社会问题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社会失衡
所谓“社会失衡”，主要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出现的发展程度高低不同的状况。目前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地区间发展失衡、行业间发展失衡和个体间发展失衡。
就我国地区间发展失衡来说，这本来是历史遗留问题，但进入转型期以来，由于政府的梯度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失衡进一步突出。
我国行业间的发展失衡表现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由于转型期某些行业的垄断经营、国家的政策倾斜、不同行业的资源不同，均导致了我国行业间的发展失衡。目前，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房地产、科学研究、党政机关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农林牧渔、采掘、建筑、餐饮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其中，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
个体间发展失衡表现在城镇居民间、农村居民间和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上。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居民收入差距都经历了缩小与扩大的起伏，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差距扩大的趋势日趋明显。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最基本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其数值越小，标明收入平均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标明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超过0.5，表明收入出现两极分化，会引发社会问题。为0.25，1994年为0.30，2000年为0.32，2003年为0.34，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1999年的基尼系数为0.34，2000年的基尼系数为0.35，2001年为0.36，2007年则进一步扩大到0.37；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于1997年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基尼系数仍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处于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敏感而关键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设”。即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倒U型曲线从上升到下降，要走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该“拐点”的条件是：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必须达到60％，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
（二）社会失调
所谓“社会失调”，是指在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各个领域的发展速度、深度和广度相差甚远，不能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因而也就不能达到相互促进的理想状态。
中国社会30年的转型期也是社会经济加速发展时期，这种加速发展突出表现在工业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局部进程的加快，给其他领域带来了负面性，社会失调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
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不可避免地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突出地表现为资源危机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就资源危机问题来说，虽然人们常说，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但事实上，人均资源严重不足，许多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长期维持着“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式的工业增长模式，致使资源浪费严重、资源利用率低，更加剧了资源不足的矛盾。另外，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目前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一份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工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不仅空气污染严重，近海和江河水生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也面临威胁，水域生态荒漠化日趋严重。据“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课题组”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所做的估算，如果以1993年的价格指数为参数，90年代前三年的污染年损失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