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立报》发刊辞的一个解读
在成舍我所创办的系列报纸中，上海的《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1937年11月因日寇占领上海而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又复刊至1949年停刊）是他最为重要、最为得意的一份报纸。与成舍我先生的其他报刊相比，这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较为典型鲜明地凸显了成舍我办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二元化”办报。其中，成舍我在该报的创办发刊辞《我们的宣言》中，非常详尽突出地阐述了成氏“报纸大众化”的理念，揭示了成舍我“报纸大众化”理念与成氏“二元化”办报模式之间的直接关联，值得我们进行一次深度的解读。
这篇发刊辞发表于1935年9月20日的《立报》创刊号上，这天的创刊号《立报》不同于成氏以往的报纸在第一版刊登广告的惯例，而是以头条位置刊载了这份发刊辞《我们的宣言》，且篇幅很长。《立报》创刊号的第一版一共才刊登了三组文章、两幅图片：除了一条国际新闻“意空军开始示威（主标题），飞机巡舰潜艇都要一齐活动，英法正会商制裁（副题）”和两条上海本埠新闻“暗杀案所牵涉（引题）顾竹轩案（主题）今天上午法院开庭（补题）”，“仇杀案（主）昨夜大世界稽查中两刀（补）”以外，头版的其他版面都用来刊登这篇重要的发刊辞了。
在这篇发刊辞中，成舍我开篇写道：“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正被不安定、不景气的阴云笼罩着，而我们却在此时，来筚路褴褛，开始我们所认为对于国家最紧要的一件工作——这就是《立报》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创办这份《立报》呢？成舍我写道：“（因为）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须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
怎样达成“必须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呢？至此，成舍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报》必须致力于“报纸大众化”的目标。“在今日以前我们曾向社会宣布过我们发刊《立报》的要旨，我们揭举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这两个口号，或许有人会批评我们，第一个很新奇，第二个太夸大。但我们的认定，却正在这种批评的反面。”
接着，成舍我提出了自己的认定：第一，从19世纪以来，“报纸大众化的潮流，实已弥漫了全世界新闻王国的任何角度。只有我们孤立自诩的贵国，到现今，所谓‘精神食粮’也者，还只在极少数的高等华人中打圈子，也只有这极少的高等华人，才可以有福享受这种高贵的食粮。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不但不能了解报纸的使命，甚至见着新闻记者，还要莫名其妙的问：‘恭喜贵行，究竟做的什么买卖？’我们从整个世界新闻事业的潮流说来，‘大众化’不但不新奇，而且腐之又腐。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正和民国初年，拿剪辫子、放小脚，当做新政，是同一的叫人惭愧。尚何新之有？”“第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人口土地比例计算，那只能说，这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起码数位”。
成舍我话锋一转，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过我们虽然不承认‘大众化’是新奇，‘百万销路’是夸大，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却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拘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成舍我先生的这段话很重要。众所周知，世界范围的西方报刊大众化浪潮，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廉价报刊群体的崛起，成型于19世纪后半叶美、英、法等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新闻商品化、读者大众化、印刷机械化、报馆企业化、财务赢利化的“新式报刊”运动。这场以报刊商业化、市场化、机器化为特征的“新式报刊”运动产生了英美法等国一大批诸如《纽约世界报》、《纽约新闻报》、《每日电讯报》、《小新闻报》、《费加罗报》等大型商业报纸。随后，在20世纪之交的通俗性都市小报浪潮又产生了《纽约每日新闻》、《每日邮报》、《每日镜报》、《麦克卢汉氏》、《小巴黎人》等一批发行量动辄百万的小型报刊。随着资本垄断现象在西方各国不同领域的滋生与泛滥，新闻领域的资本垄断现象也日益严重。斯克利普斯报系、赫斯特报系、哈姆斯沃斯报系等大型报团纷纷在美英等国出现，黄色新闻现象泛滥整个西方社会。虽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放慢了新闻资本家追逐巨额市场利润的狂奔脚步，但在所谓新闻出版自由口号的掩饰下，西方新闻传播事业业已成为新闻资本家狂热擢取巨额私利，但却毫不负担其社会义务的新闻企业这一事实，已不容抵赖。一波波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要素基础之上的新闻事业大众化浪潮，固然在客观上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下层民众吸引进入了大众传媒市场，客观上整体提升了社会公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并且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中，各国新闻界曾经涌现过许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民的斗士”和勇敢揭露社会黑暗的众多“耙粪者”。但是，此一运动最深层的动因与机制仍然是报业资本家利用报刊企业，在越来越大的报业市场上疯狂追逐高额利润的逐利运动。
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成舍我先生就在这篇《我们的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的所谓报纸大众化运动，这是因为他坚信“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因此，《立报》所号召的“报纸大众化”，当然与西方新闻资本家所使用的报纸大众化的概念截然不同。所以，成舍我先生自豪地在这篇发刊辞中写道：“我们所揭举的报纸大众化，不仅是对于中国报业的一种新运动，并且也是对于现在世界上所谓大众化报纸的一种新革命。”
那么，既然成舍我先生不赞成西方新闻事业主流派追求牟利的大众化报刊运动，他又为什么提出要顺应世界新闻事业这股大众化的潮流呢？在他一生所追求的成氏“报纸大众化”目标后面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和具体内容呢？
成舍我先生这样写道：“不过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那就是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
为什么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呢？成氏在文章中指出：“诚如韦尔斯氏所说‘中国报纸，内容艰涩，国民能完全了解报纸中所记载者，为数极少’，且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此种报纸，固然自另有其宝贵的价值，但欲达到普及民众之目的，则显然十分困难。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困难。”
所以，成氏认为“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到读报是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
最后，成舍我代表《立报》同人“向读者声明今后的四个原则：凭良心说话。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除（非）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除因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显然，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似可以判读出成舍我的办报思想中存在着两个看似不同，但实际上辩证统一的办报目标：其一，从其主观动机来看，成舍我办报是为了唤醒民众，服务大众公共利益，使国家与国民融合统一；其二，从其客观效果追求目标来看，为达成此项崇高而非私立的目的，成舍我不懈地通过“报纸大众化”之努力来达成之。
这样看来，报纸的大众化目标乃是成氏为达成其文章报国、服务公众的终极办报目标而服务的一种必要之现实手段，而绝不是如西方新闻资本家那样的一种自私的牟利动机。
为什么成氏需要通过“报纸大众化”手段来达成其崇高的办报目标呢？
因为在成氏看来，在他所办报的时期与环境里，欲利用报刊达成报效国家、服务大众共同利益之理想志向，就非推行报纸大众化不可；而欲达成这一理想志向，推行报纸大众化运动，就必须在根本上杜绝为已赢利的自私的目的。成氏的报刊大众化手段绝非像西方诸多新闻资本家那样，以私人牟利为其最大目标、最终目的。
这就是成舍我独特的办报理念中与其他众多报人——特别是政治型报刊报人、营利型报刊从业者之间根本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以往传统个体办报文人不讲求、不擅长、不重视报刊经营客观规律，不注重普通读者群体读报诉求，一味迷恋于社会精英之舆论动员，却缺少对现代社会环境下报刊与读者新型对应关系的研究，以至于不能真正达成其办报救国之鸿鹄之志的极大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