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大举向自然界进攻。五十年代末期的“大战钢铁运动”使全国许多地方森林大量减少、土地荒漠化、物种灭绝。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还在对长江上游的森林大肆砍伐，导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极度恶化。可以说，“大战钢铁”、砍伐森林等向自然开战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是爱国主义的举措，但是爱国主义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再举一例，蛋白质对人体生长是有好处的，人的生长离不开蛋白质。为此，人们会多食、多喝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和饮品，如多喝牛奶等。牛奶或奶粉的营养搭配已经是很协调合理的，但采用非科学手段单纯去改变奶粉的营养搭配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前些年“三鹿奶粉”事件就是有不法分子为了提高奶粉中蛋白质的含量而向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化学物质，而这种化学物质恰恰是导致肾结石的罪魁祸首。“三鹿奶粉”事件有商业利益驱使的原因，重要的是违背自然规律，欲速则不达，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的，人类是“万物之灵”，必须遵循这些自然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时，自然必将报复我们。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所谓“人定胜天”，其实是人类向自然规律发出的挑战。俗语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告诉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考虑是否违背了自然规律，否则当人类将自然规律置之脑后去做事情的时候，在大自然的报复面前也会显得渺小无助，因为，这一切究其根源都是违背自然规律惹的祸。
2、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文精神
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文精神是指当代大学生表达爱国主义精神、民主与法治精神、谦敬礼让精神和诚实守信精神的时候必须遵循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要相应的发生变化或者变革，于是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就代替较低的发展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决定着社会性质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哈佛大学教授萨顿曾经不无深刻的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历史上不乏有逆历史而行的人，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都被淹没在历史的车轮中。比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都没有好下场。对当代大学生来说，爱国主义精神的表达要体现社会进步，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爱中华民国甚至大清帝国。因为后两者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民主与法治、谦敬礼让精神和诚实守信精神的表达要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综上所述，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受规律的支配，只有发扬科学的人文精神才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二）人文的科学精神
所谓人文的科学精神是指在认识自然、认识科学、发展科学以及应用科学过程中应当以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为尺度，充分体现人文情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种特殊精神气质。人文的科学精神要发展人性化的科学，而不是反科学。由于自然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决定了科学活动必须尽力排除人的主观性，抛弃各种价值判断，以实证的方法来得出逻辑严密、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各种理论。但片面追求客观性、完全剔除人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将人文精神的约束排除在外。这时我们就要问，这样的科学精神还有什么用？
人类发扬科学精神，探索自然规律到底为了什么的问题一直是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在全国人民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就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应该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发扬科学精神，具体来说应该表现为爱国的科学精神、民主的科学精神、谦让的科学精神、诚实的科学精神。
1、爱国的科学精神
以探索精神、怀疑精神、实践精神、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为内容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发挥，离不开安定有序的环境，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能为大学生科学精神提供肥沃的土壤。反过来，大学生科学精神的成果应该以回报祖国为荣，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互为前提和结果，这就是爱国的科学精神。
茅以升，桥梁建筑专家，二十三岁时在美国获得工科博士学位。人们纷纷向他投来尊敬、赞美的目光，一份份诱人的聘书也向他飞来。有人劝他留在美国，说是科学没有国界。但是茅以升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纵然科学没有祖国，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归途。正是对祖国的热爱，茅以升才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1950年，著名科学家朱光亚这个年仅26岁的青年科学家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到：“中国的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几十年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们“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
当代大学生，应该以老一辈的爱国科学家为榜样，努力学习，以将来投身祖国建设为最大的光荣，以能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建设祖国的强大的生产力为最大的荣耀。
2、民主的科学精神
五四运动前夕，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民主和科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与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得到发扬。
当代大学生提倡民主与科学，在民主的氛围中培养科学精神，使民主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新时期大学生独有的民主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一直是我国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并为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大学精神的根基……大学是传授科学知识、创造科学知识的地方……是精神的圣地、心灵的家园、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海洋，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无论是从18世纪英国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到19世纪初德国洪堡的“三条原则”，还是从20世纪初美国佛莱斯纳的《大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大学的第四功能---引领文化，都是如此。
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思想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爱因斯坦的贡献不但体现于他在相对论以及量子论等诸多领域卓越的科学贡献，而且反映在他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独特思考上。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主要代言人，爱因斯坦往往不得不考虑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也不得不关注科学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爱因斯坦对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独特思考中，科学和民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他着力分析的中心议题之一。爱因斯坦始终把自由放在极其突出的位置。他认为，要是没有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哥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活得有意义。”在唤醒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方面，爱因斯坦倾注了高度的热忱，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以自己的言论，更以自己的行动，不断地提醒和告诫科学家仅仅关心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科学和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从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和民主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科学与民主之间的相互支撑、互为依托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伟大科学家的良知。这种良知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是尤其可贵的。
3、谦让的科学精神
所谓“谦让的科学精神”是指大学生在进行享受科学研究成果和荣誉的时候要具有谦敬礼让精神。这里讲一个两位法国科学家相互谦让诺贝尔奖的故事。1912年，当格林尼亚得知只有自己一人将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主动说萨巴蒂埃的科学研究比自己贡献大，理应获奖，否则那将是不公平的。萨巴蒂埃则认为格林尼亚的贡献比自己大，应该获奖。在这种互相谦让的情况下，瑞典皇家科学院最后决定，由他们二人共享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后来，瑞典还发行了一枚印有他们两人头像的邮票。两位科学家谦让诺贝尔奖的故事值得大学生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