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开门一边回答说：“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日本客轮从上海回到了檀香山。”待我们斟上酒，点上雪茄，落了座，他才再度开口：“秋天放假的时候，我去了中国。我总喜欢到处闲逛。那会儿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康韦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只是偶尔才会想到他，但他是为数不多一提起名字我就能回想起来的人。那时我去汉口拜访了一位朋友，正乘北平特快往回走。在火车上，我偶遇了一位法国女子修道院的院长。她是位很有魅力的女士，我们聊了一会儿。她正要回重庆的修道院，因为我会讲一点儿法语，她便很高兴地跟我絮叨她的工作和其他琐事。其实我对这些传教机构没有什么认同感，但是像当今很多人一样，我承认罗马天主教的确自成一格。至少他们工作勤勉，在这个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世界上并没有装腔作势地自封为军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位女士讲到重庆的教会医院时，提起了几周前入院的一位高烧病人。他说不清自己的身份，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但他们猜他是欧洲人。他的衣着很像本地人，而且是最穷的人穿的那种，被修女们收留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的汉语非常流利，法语也说得不错，而我这位火车上的旅伴信誓旦旦地说，那个病人一开始跟她说英语，口音十分优雅，发现修女是法国人之后才改讲法语。我说这可太难想象了，打趣地说她又不懂英语，怎么能听出来口音是否优雅呢。我们开着玩笑，最后她说，如果有机会到重庆，欢迎我去修道院参观。当然，让我去修道院的概率就跟让我去爬珠穆朗玛峰的概率一样小。火车抵达重庆的时候，我和她握手道别，很遗憾这次邂逅就此结束。谁知机缘巧合，几个小时后我竟然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刚开出一两英里就出故障了，勉强把我们送回了车站，救援车据说要十二个小时之后才能到。中国铁路经常发生这种事。既然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在重庆消磨，我决定遵照那位好心女士的建议，去拜访修道院。
“到了修道院，我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当然，他们对我的到访多少有些吃惊。天主教徒有一个特点最容易被非天主教徒忽视，那就是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协调外部的戒律清规和自发的心胸宽广，将二者融为一体。听上去有点儿复杂吧？总而言之，有这些教会人员的陪伴还是很愉快的。不一会儿，对方就备好了饭菜，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年轻中国医生陪我坐下用餐，英语和法语混杂着和我说笑。随后，他和那位院长陪我参观了他们引以为豪的教会医院。我之前提到过我是作家，他们天真地以为我可能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并为此激动万分。我们从每张病床边走过，医生向我逐一解释患者的情况。医院里一尘不染，一看就知道运营得非常得当。我本来已经把那位口音优雅的神秘病人忘在脑后了，院长一提醒我才意识到前边就是他的病床。
不过我只看到一个人的后脑勺，他似乎正在睡觉。他们建议我用英语跟对方打个招呼，于是我说了句‘下午好’，这是我当时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显然没什么创意。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回了句‘下午好’。院长没说错，从口音就能听出来他的确很有教养。但是我还没来得及为此惊讶，就认出了那个人。尽管他蓄起胡须，样貌变了，而且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但我还是认出了他。他就是康韦，我确信无疑。假如我当时停下来仔细想想，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是他。但幸运的是我本能地叫出了他的名字，随后自报了家门。他只是看着我，不像认出我的样子，但我确定自己没认错人。他的面部肌肉有一种奇怪的细微痉挛，我上学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而且他的眼睛还是那么蓝，在牛津贝列尔学院的时候我们常常打趣说那是剑桥标志性的浅蓝，不是牛津的深蓝。即使没有这些特征，他也是那种你绝不会认错的人，只要见过他一面，就永难忘怀。看到我的反应，医生和院长当然都很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个男人，他是英国人，是我的朋友。如果他认不出我，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失忆了。他们听了这番话有点糊涂，但还是认可了我的判断。我们针对康韦的情况商量了半天，他们也搞不懂以康韦当时那种状况是怎么来到重庆的。
“长话短说，我在那儿逗留了两个星期，希望能找到办法唤醒他的记忆，但没能成功。不过他身体恢复得很快，经常和我聊天。我直率地告诉他我是谁，他又是谁，他顺从地听着，并不和我争辩。他很开朗，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淡然，而且他似乎很高兴有我陪他。我提议带他回家，他只是说无所谓，这种无欲无求的态度让人有点不安。我很快安排好带他离开的行程。我和汉口领事办事处的一个熟人打了招呼，所以护照之类的很顺利就办好了，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当时觉得为了康韦，这件事最好不要引起公众和报刊的注意，现在我可以高兴地说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要是让媒体知道了，他们绝对会借此大做文章。
“就这样，我们走正规途径离开了中国。我们坐船沿长江下到南京，随后转乘火车赶往上海。当天晚上有去旧金山的日本客轮，所以我们紧赶慢赶，登上了那趟船。”
“你真是为他做了很多啊。”我说。
卢瑟福没否认。“如果是为其他人，我大概不会做这么多，”他回答说，“但这家伙身上有一种特质，从我刚认识他就发觉了，这特质很难形容，但让人愿意为他全力以赴。”
“是啊，”我表示赞同，“他这个人有种独特的魅力，非常迷人，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很愉快。当然，在我脑海中，他还是那副穿着法兰绒板球衫的学生模样。”
“很遗憾你没在牛津认识他。他那时候真是才华横溢，没有任何形容词比这个更适合他了。战争过后，人们说他变得不一样了，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总是忍不住在想，他这么有天赋，本来应该做更了不起的事儿。伟人的事业不该是大不列颠王室的一官半爵，而应该更有一番作为。康韦绝对是伟人，或者说他本可以成为伟人。你我都认识他，那是我们都不会忘记的回忆。这可不是在夸大其词。我和他在中国中部重逢的时候，尽管他头脑一片空白，经历也是个谜，但他身上那种不同寻常的魅力还在。”
卢瑟福沉浸在回忆之中，停顿了片刻，才继续说道：“你大概也猜得到，我们在渡轮上重拾了昔日的友谊。我跟他讲了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他听得聚精会神，认真得有点可笑。他对到重庆之后发生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奇怪的是他过去的语言能力也都还在。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一定和印度有某种关联，因为他会说印度斯坦语。
“客轮在横滨载满了人，新登船的旅客中有一位是钢琴家西夫金，他正要去美国举办巡回音乐会。晚餐的时候他和我们同桌，不时与康韦用德语交谈。这证明康韦表面上再正常不过了。除了失忆这个在日常交流中看不出来的问题，他似乎和正常人没有两样。
“离开日本几天后，西夫金应邀在船上举办钢琴独奏会，康韦和我一同去欣赏他的演出。他的演奏精彩至极，大部分是肖邦的作品，还有几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曲子。我瞥了康韦一两次，看他乐在其中，料想自然是他过去的音乐才华留下的痕迹。最后演出延长，西夫金慷慨地即兴演奏了数首安可曲，热情的听众聚在钢琴周围。安可曲也大多是肖邦的曲子，他很擅长肖邦的作品。演出结束后，西夫金走向门口，几位崇拜者还是围着他不放，但他觉得已经够对得起他们了。正是在那时，发生了离奇的事情。康韦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一些节奏欢快的曲子。
我听不出是谁的作品，但西夫金一听到就兴奋地转身走了回来，问曲子出自谁手。一阵漫长而尴尬的沉默之后，康韦只能给出‘不知道’这个答案。西夫金嚷嚷着说这真是难以置信，情绪更加激动了。康韦苦苦思索，最后终于说这曲子是肖邦练习曲。我自己都觉得这不可能，所以西夫金断然否认的时候我并不惊讶。谁知康韦竟然大动肝火，吓了我一跳，因为在那之前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我亲爱的朋友，’西夫金好言劝慰说，‘肖邦现存于世的所有作品我都了然于胸，我敢向你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演奏的那支曲子。他有可能写出类似的作品，因为这的确是他的风格，但是他绝没写过这一首。不然就请你拿出任何版本的谱子给我看。’康韦终于回应道：‘哦，对，我想起来了，这首曲子从来都没公开发表过。我会这首曲子是因为我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下面这首没发表过的曲子也是从他那儿学的。’”
卢瑟福用眼神示意我镇定，继续说：“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就算你不懂，你大概也能想象得到康韦继续演奏的时候，西夫金有多么兴奋，我又有多么兴奋。对我而言，就好像是突然懵懂地瞥见了他过去经历的某个神秘瞬间，是之前被遗漏掉的第一个线索。而西夫金则是被音乐上的问题困住了。我一提醒你，你就明白了——肖邦早在1849年就过世了！
“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我大概应该告诉你，当时现场至少有十几个见证者，其中包括一位颇有声望的加州大学教授。当然，我们很容易断定康韦的说法从时间上不可能成立，或者说几近不可能；但是那曲子本身怎么解释呢，如果它不是康韦所说的那样，那它到底是谁的作品？西夫金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这两部作品一经公开，不出半年，它就会成为每一位音乐大师的保留曲目。就算这是夸大其词，至少也反映了西夫金对曲子的评价。我们争辩了很久也没得出个结论，康韦始终坚持他的说法。我看他已经很疲惫了，就急着想把他从人群中拉走，让他早点休息。于是我们最终决定录些唱片。西夫金说一到美国他就安排此事，康韦也承诺到时候在麦克风前演奏。让我始终觉得遗憾的是，康韦最后没能履行诺言。”
卢瑟福瞥了一眼表，示意我有足够的时间赶火车，他的故事也基本要画上句号了。“因为，就在那个晚上——演奏会当天晚上——他找回了记忆。我们俩各自就寝之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这时他来到我的房间，表情十分僵硬。我只能把那种神情形容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悲伤。那是一种悲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种看起来很遥远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德国人所谓的对世间之苦的悲天悯人。他说他回想起了一切，从西夫金演奏的时候他的记忆就开始涌现，但起先只是些碎片。
他在我的床边坐了许久，我安慰他不要着急，以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就好。我说我很高兴他能恢复记忆，但如果他宁愿自己没想起来，那我也会觉得抱歉。他抬头看了看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把这句话视为极高的赞赏。‘感谢上帝，卢瑟福，’他说，‘幸亏你有想象的能力。’过了一会儿，我穿好衣服，也让他穿上外套，我们一起到甲板上漫步。那是个宁静的夜晚，天气温暖，繁星闪烁，大海看起来像炼乳般苍白厚重。要不是引擎在震动，我们仿佛是在滨海大道上散步。我没问任何问题，只是等待康韦用自己的方式启口。天将破晓时，康韦开口了，他不间断地讲着，讲着。待他讲完整个故事，已是早餐时间，阳光开始变得炙热。我说‘讲完’，并不是说他把自己那几年的经历都说完了。在那之后的一整天内，他又补充了许多一开始遗漏的重要细节。他的心情非常低落，以至于无法入睡，所以我们的谈话几乎一刻都没停过。客轮预计会在午夜时分抵达檀香山，于是我们彻夜在我的房间里喝酒。当晚十点左右，他离开了房间。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该不会是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起非常冷静并且早有谋划的自杀事件，就像是我曾在霍利黑德到金士顿的邮船上亲眼目睹的那一幕。
卢瑟福大笑起来：“噢，老天，当然不是，他不是那种人。他只是溜走了。上岸不难，难的是不被人发现，他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我理所当然地发动了一些人去找他，但没有结果。事后我才知道，他当时设法登上了一艘南下去斐济的香蕉船。”
“你是怎么知道的？”
“直接知道的。那是三个月之后的事儿了，他从曼谷给我寄来一封信，还附了一张汇票，用来偿还我之前为他的事儿花费的开销。他谢了我，说他最近安好，正打算动身做一次长途旅行，去西北方。就这些。”
“他指的是哪儿呢？”
“就是说啊，这也太含糊了，对吧？曼谷的西北方向有那么多地方。说实在的，连柏林都在那个范围内。”
卢瑟福停下来，给我和他自己斟满酒。这故事实在太离奇了，要不然就是他故意讲得这么离奇，我也摸不清头脑。乐曲的来历固然让人困惑不解，但我对另一个谜团更感兴趣：康韦究竟是怎么跑到那个中国的教会医院去的？我问卢瑟福，他的回答是这两个疑点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罢了。“既然如此，他是怎么到重庆的？”我问道，“那晚在船上他应该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
“他跟我说了一些。既然我已经让你知道了这么多，余下的部分再卖关子也不太合适。只是这个故事很长，你去赶火车之前我连个梗概都讲不完。另外，我恰巧有个更方便的办法。当时冲动之下，我用了一点不太光彩的小伎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是这样的，我事后一仔细琢磨康韦的故事，就被它牢牢吸引住了。我们在船上聊了几次之后，我便开始做些简单的笔记，这样我就不会忘记细节。此后，这件事的某些方面开始吸引我的注意力，让我产生冲动做更多工作，把那些文字和回忆碎片编织成一个整体。但我并没有凭空捏造，也没有篡改任何东西。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中已经包含足够多的素材了，他有引人入胜的沟通天赋，叙述也很流畅。另外，我觉得，我开始了解这个男人了。”他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捆打印稿。“喏，这就是，你看着处理吧。”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没指望我相信？”
“呃，也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但如果你真的相信了，那一定是应了德尔图良的著名论点，还记得吗？‘恰恰是因为它难以置信’[2]。这个说法倒是不赖。无论如何，看完之后，别忘了告诉我你的想法啊。”
我带着这份手稿上路，并在奥斯坦德特快列车上读完了大部分。我本想到英格兰把稿子寄回，并附一封长信，但是路上耽搁了一些时候。寄信前我收到卢瑟福的一封短笺，说他又去云游四海了，未来几个月都不会有固定地址。他在信中提到他打算去克什米尔，并“一路向东”。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