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银行存款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虽然每一个银行都知道自身的情况，但存款人并不了解。存款人往往认为所有的银行都是类似的，当一家银行倒闭时，其他存款人会担心自己存款的银行也有可能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得到自己的所有存款，存款人认为行动得越早越好，于是对自己存款的银行进行挤兑。因此，挤兑很容易引发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恐慌会像传染病那样迅速扩散，从而影响其他银行。
分粥者，也称利己者
7个小矮人同住在一间小木屋中，他们想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分食一锅粥，但是没有任何容器称量。怎么办呢？他们试用了这样一些方法：
方法一：拟定一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换了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大家得出结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耐。结论：资源浪费。
方法三：选出一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分粥。最初还能维持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结论：毕竟是人不是神！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多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粥分完，早就凉了！结论：类似的情况政府机构比比皆是！
方法五：每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人最后一个领粥。结果呢？每次7个碗里的粥都是一样多，就像科学仪器量过的一样。
分粥虽是生活中一件小事，但要让分粥工作能够既有效率又公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幸的是，7个小矮人通过实践，最终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共赢。
“分粥规则”是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所著《正义论》中提出的，在这个颇有趣味的小故事背后，罗尔斯所要揭示的却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罗尔斯把社会财富比做一锅粥，这锅粥当然不是敞开的“大锅饭”，罗尔斯假设7个小矮人共同分粥，这7个小矮人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体制下的广大人民，而以上小矮人进行的不同的尝试，代表的自然就是不同的制度。
在没有精确计量的情况下，无论选择谁来分，都会有利己嫌疑。经过多方博弈后，解决的方法就是第五种——分粥者最后喝粥，即要等所有人把粥领走了，分粥者才能取剩下的那份。因为让分粥者最后领粥，就给分粥者提出了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每碗粥都要分得很均匀。道理很清楚：倘若分得不匀，最少的那碗肯定是自己的了；只有分得合理，自己才不至于吃亏。因此，分粥者即使只为自己着想，结果也是公正、公平的。
上述五种分粥制度假设的前提是所有的“分粥者”都是自私鬼，没有一个是大公无私的。正因如此，他们一有机会便会“以权谋私”。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说：“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为基础，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信赖上，而是要用法律加以约束，防止其行为不端。”所以制度至关重要，是人们选择、交易的结果。好的制度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高效。
从“分粥”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合理的制度确实可以对不规范的行为起到良好的约束与引导作用。阿里巴巴集团创办的支付宝在电子商务一度遭受信用质疑的时刻横空出世，化繁为简，弥补了中国金融业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缺陷，让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放心地进行网上交易。支付宝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而它之所以能够取得信任，就在于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了网上交易的程序，买主和卖主的权益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可见，在市场中，无论是公司的制度，还是国家的制度，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一个新制度的产生会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制定的制度，就应该反思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简洁高效，是否处在激励与制约的平衡点上。
社会再分配，保持社会公平
社会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社会再分配把一部分富人的钱通过二次分配的形式，由政府给了穷人，这算是拿来主义吗？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有关基尼系数的概念，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是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和收入差距的有关情况。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和财产之间的差异全面扩大，农村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城镇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6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是0.496，2010年则0.305，其中城乡之间收入和财产差距尤为明显。
收入差距过大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是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全方位的利益失衡，包括经济利益失衡、政治利益失衡和文化利益失衡；二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稳定因素便会增长，而这时，实行社会再分配刻不容缓。
如何实施社会再分配？我们需要把握好四个重点内容：
一是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扩大结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关键是要保证就业机会平等化。
二是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构建市场环境和市场规范下的公共服务产业化结构道路，将规范的市场与公共福利相结合。
三是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最迫切的是要尽快把农民工、失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在农村普遍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增强税收的社会再分配功能，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
由社会再分配的这四方面内容我们不难总结出它的两大益处：一是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实行社会再分配有利于启动国内市场，把低收入者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解放出来，从而释放出由此而抑制的国内需求。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再分配保障了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仇富心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不仅穷人可以从社会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富人也“沾光”不少。
让经济学家皱眉的滞胀
滞胀全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又称为萧条膨胀或膨胀衰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高通货膨胀（Inflation）、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般表现为：经济繁荣的时期物价上涨、失业率较低或下降，而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则是物价下跌、失业率较高或上升。西方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发生。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物价持续上涨同时发生的情况，西方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为滞胀。
滞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这两种现象互相交织并发，贯穿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并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经济现象。西方经济学家把停滞（stagnation）和通货膨胀（inflation）两词合起来，构成停滞膨胀（stagflation）这一新概念，就表明两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停滞和大量失业只是发生在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通货紧缩、物价跌落；而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则总是发生在高涨阶段，但在这个阶段里却没有经济停滞和大量失业，当时在经济周期的发展中，“滞”和“胀”是互相排斥的，二者并没有在周期的某一阶段里并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先后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例如，美国在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了13.5％，而物价却上涨了4.2％。意大利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到了70年代，特别是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及危机后，滞胀开始扩展到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十分严重。
在1973～1975年危机以后的五年中，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通货膨胀比70年代的前五年更加严重。
80年代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即1980～1982年的危机，是在长期滞胀的背景下爆发的，并仍然在滞胀中发展的。在这次危机中，就工业生产来说，美国下降了11.8％，加拿大下降了19％，英国下降了14.8％，联邦德国下降了12.2％，法国下降了7.4％（系1982年数字），意大利下降了22％，日本下降了4.1％。与此同时，各国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超过了1973～1975年危机时期的水平。美国1982年12月份失业人数高达1220万人，失业率为10.8％。1982年底，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失业人数达1200万人左右，失业率约为10％。在这次危机的初期即1980年，各国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比1973～1975年危机期间更加严重，例如，美国1975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为9.1％，而1980年则为13.5％，法国、意大利的物价上涨率也都超过了1975年。但由于美、英等国坚持推行货币金融方面的紧缩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发行量和提高利息率，从1981年起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
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对缓解滞胀的作用很小，如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控制滞胀，其结果只能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有时甚至会导致经济的负增长，而提高利率则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却能适当缓解滞胀，如通过升息、加大财政开支或减税等，一般都能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