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森说：“创作才能是天生的，无法后天养成。”或许我天生不是一个有创作才能的人，但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进步，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述出来。我有信心也有恒心做到这一点，不想让《霜王》的痛苦记忆成为我前进路上的羁绊。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因为《霜王》事件，我才开始审视自己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唯一遗憾的是，它使我失去了阿纳戈诺斯先生这位好朋友。
几年后，我在《女性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自传《我生命的故事》。阿纳戈诺斯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特意给梅西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关于《霜王》那件事，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还说当时的调查小组由八人组成，有四个盲人和四个健全人，四位认为我是故意抄袭，四位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他当时投的就是反对票。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投的是什么票，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记得当时在那间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在质疑我，对我充满了敌意，让我无法呼吸。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阿纳戈诺斯先生曾亲切地把我抱在怀里，曾不顾繁忙跟我嬉闹。之后不管事情如何进展，我再也无法摆脱那种可怕的印象。事发之初，阿纳戈诺斯先生是相信我和莎莉文老师的，可是后来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我们时，他也收回了对我们的信任。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改变的。调查的细节我也不太清楚，甚至不知道调查组里有哪些成员。当时我太过激动，忽略了很多细节，又太过害怕，根本不敢向他们提问。我甚至不记得当时自己都说了什么，别人又说了什么。
我讲有关《霜王》的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为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霜王》事件之后，从那个冬天到翌年夏天我都和家人待在阿拉巴马。在家里的日子分外美好，看着园子里百花盛开，群芳吐艳，我心里充满了欢乐，渐渐忘记《霜王》事件的不快。
秋天来临，地上落满金色和深红色的秋叶。阳光洒在花园的藤架上，绛紫色的葡萄散发出诱人的果香。距离《霜王》事件过去一年了，我再次拿起笔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
对自己写的东西，我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不完全是自己写的。除了老师，没人能理解我内心的这种恐惧。莫名的敏感让我对《霜王》事件闭口不谈，但它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比如跟老师说话时，我时常会冒出一些想法，但总感觉心虚，说出想法后会谨慎地写道，“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自己的观点。”有时，正写在兴头上，我会莫名担心，“万一这段话很久以前就有人写过了怎么办？”这种恐惧像邪恶的魔鬼，死死地按着我的手，使我一整天都无法继续写作。即使到了现在，我仍时常被类似的不安和焦虑所困扰。莎莉文老师想尽办法开导我、帮助我，但那次可怕的经历还是在我内心留下了永久的伤痛，随着年龄的增长，影响越为明显。
为了让我重振信心，老师让我给《青年朋友》杂志写一篇回忆我成长的小文章。那时候我只有十二岁，写这样的文章很吃力。如今回想当时创作的艰辛，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能坚持到现在。我一定是早早就预见到了写作对我的成长大有裨益，这才坚持了下来。
我谨慎小心，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老师在一旁不断鼓励、鞭策着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霜王》事件之前，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学会了内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磨难擦亮我的双眼，让我懂得了更多道理。就这样，我慢慢走出了整件事的阴霾。
1893年，我经历了几件大事。此时正值克利夫兰总统就任，我去了华盛顿，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参观了世界博览会。这样，我的学习常常被打断，有时一停就是几个星期，所以在此我就不再对学业作连贯性的介绍了。
我们去尼亚加拉瀑布的时候是1893年3月。大瀑布近在咫尺，顺着峭壁湍流而下，只觉空气颤动，大地颤抖，此时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很多人都有疑问，一个盲人是怎么领略尼亚加拉瀑布的神奇和壮美的？身边时常有人问我：“你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音乐吗？你看不到激流翻腾，也听不见洪波怒嚎，瀑布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它们当然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凡。虽然我无法衡量或界定它们的具体意义，但我知道它们是不可取代的，就像虽然我们无法衡量爱、宗教、善良的具体意义，但却不可否认它们的价值。
这一年夏天，我、莎莉文老师还有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那里，我欣喜地看到无数孩子般的幻想变成了美好的现实。参观世界博览会那几天，每天都像在周游世界，亲眼见证奇迹的发生。了不起的伟大发明，人类勤劳智慧的成果，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逐一通过我的指尖走进我的心里。
我很喜欢去世界博览会的游艺场，那里到处都那么新鲜有趣，真像是《天方夜谭》里的世界。这儿，有异域风情的集市，有自在神和象神的雕像，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儿，有清真寺和长长的骆驼商队，还有微缩的金字塔和开罗城；更远处，是威尼斯的环礁湖，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可以泛舟湖上欣赏夜晚的美景。我们甚至还登上了一艘维京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我参观过战船，可这次维京船之旅，我感受了船员的那种大无畏精神。他们是船上唯一的主宰，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他一路高呼：“我们是大海的主宰！”凭借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跨越无数艰难险阻。现在船上的水手根本无法跟维京时代相比，他们俨然成了船上的摆设，成了各种机器的附庸。
距离维京船不远是“圣玛利亚号”的复制品，我也饶有兴致地研究了一番。“圣玛利亚号”是1492年哥伦布航海时的旗舰。船长亲自带我参观了当年哥伦布生活的船舱，里面的摆设相当简单，好像只有一张书桌，上面摆放着一个沙漏。我对这个沙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边摆弄一边想，当那些绝望的船员谋划造反时，这位航海家看着沙子一粒粒落下，他的内心得是多么痛苦和疲惫啊。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金博特姆先生非常友善，知道我看不见，破例允许我触摸那些展品。我觉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丝毫不亚于皮扎罗掠夺秘鲁宝藏时流露出的贪婪，我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盼望着能用指尖领略到整个博览会的恢宏。每件展品都令我流连忘返，特别是那些法国的青铜器，件件栩栩如生，就好像来到人间的天使被大师们捕获，小心翼翼地铸进了凡间的青铜里。
在好望角展区，我了解了开采钻石的整个过程。只要没有危险，我就尝试着用双手去感受正在运转的机器，想弄明白到底如何给钻石称重、切割、抛光。我在布展的泥沙里反复摸索，竟然真的找到了一颗钻石，有人赞不绝口地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唯一的一颗真钻石！
贝尔博士一路都陪着我们，热情地为我介绍各种有趣的展品。在电气大楼，我们了解了电话、自动电话、留声机等发明，他说有了这些发明，人类就可以利用电线来传递信息，可以跨越时间、超越空间，他说这些发明就像普罗米修斯带到人间的火种，将同样给人类带来光明。
我们还去参观了人类研究展厅，我喜欢研究古墨西哥的各种遗迹和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粗糙石器，它们似乎成了那个时代曾经存在的唯一见证。无数帝王、圣贤的纪念碑在历史长河中早已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可这些简单的石器却完好地保存至今，成了纪念原始人最为质朴的丰碑。到了埃及木乃伊展区，没想到一直号称胆大的我也会恇怯不前。这次参观让我了解了很多人类进化的知识，虽然类似的内容之前也曾听人讲起过，相关的书籍自己也曾读过，但都不如这次学到的内容来得生动丰富。
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词汇量，也加速了我的成长：世界博览会之前我还是个懵懂小孩，感兴趣的只是童话、玩具，而三个星期的世界博览会之后，我开始对现实世界里真实而严肃的事物有了兴趣。
1893年10月以前，我已经自学了不少课程，只是有的相对系统，有的则显得杂乱无章。历史类，我学习了希腊史、罗马史和美国历史。语言类，我法语不错。我有一本法语语法书，上面的字是凸印的。之前我有一些法语基础，这本书对所有字母的发音都有详尽的讲解，我索性开始自学。我有太多想学的东西，知道自己这点努力微不足道。不过学习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兴趣爱好，它至少可以保证下雨天我也有事可做。后来我法语学得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读得懂《拉·封丹寓言》《阿太利》②和《被强迫的医生》等作品。
除了法语，我还花了大量时间来练习说话。我常常在莎莉文老师面前朗读一些文章或背诵喜欢的诗歌，而老师除了纠正我的发音外，还会教我各种词形的变化和遣词造句的规律。
如我之前所说，我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我的学习一直不够系统。直到1893年10月，就是我从世界博览会的精神兴奋和身体疲惫中恢复过来以后，我才真正开始按照固定的课表展开系统的学习。
我和莎莉文老师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尔顿时，拜访了威廉·韦德先生一家。他的邻居艾恩司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拉丁语老师，从那时起，我开始跟他学习拉丁语。
艾恩司先生性格温和，经验丰富，主要负责教我拉丁语法。不过，他也时常辅导我的算术。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算术是门很无聊的学科，所以学起来十分吃力。艾恩司先生还利用课后的时间带我阅读了阿佛烈·丁尼生的《悼念》一书。虽然以前我也读过很多书，但从未尝试去作分析，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一位作者，好像和他成了熟识的好友，只要拉一拉手就能认出他。
刚开始学拉丁语时，我不太喜欢。明明已经知道意思了，为什么还非要分析词法呢。分析名词、所有格、单数、阴性等等，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有这工夫我还不如好好分析一下我的宠物呢：我的宠物名叫塔比，属于脊椎动物门，四足超纲，哺乳动物纲，猫科，猫种。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兴趣渐浓，深深地被语言的魅力所折服。我时常找来拉丁语的文章阅读，先是在里面找出认识的单词，然后再试着去理解句意，这似乎成了一种我非常喜欢的消遣。语言学习真是一种十分奇妙的经历：一门语言，从陌生到熟悉，竟然可以拓宽你的眼界，丰富你的情感；由它而生的不羁的想象力可以装点你思想的天空，因为有了它，你的天空可以划过更加绚丽的彩虹。
上拉丁语课时，莎莉文老师就一直坐在我身边，除了帮我把艾恩司先生的话写在手上，还会帮我用字典查阅不懂的单词。等到所有拉丁语课程结束后，我们才启程回家。我记得回家时，我正开始用学过的拉丁文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肖托夸夏季教育大会，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聋哑儿童语言教学促进会。会后，我和莎莉文老师被安排到纽约市的怀特·休梅森聋哑儿童学校就读。我们到那的时间是1894年10月，在那儿待了两年。据说当初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在教授聋儿说话方面颇具口碑，不仅可以教我说话，还可以训练我读唇语的能力。就读期间，除了上述两项，我还学习了算术、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等课程。
教我德语的老师瑞米小姐也会使用我们盲人的手写字母。我刚学会几个单词，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利用一切机会和瑞米老师用德语交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日常使用的德语我几乎都能听懂了。到第一学年后半段，我已经可以用德语轻松阅读《威廉·退尔》一书。那一年，我进步最快的就是德语。
与之相比，法语慢了许多。我的法语老师是奥利维亚夫人，她是法国人，不懂手写字母，所以只能用嘴讲授，而要读懂她的唇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法语学习进展不太顺利。不过不管怎样，学习期间我还是重读了《被强迫的医生》这本书，勉强还能读懂。其实这本书也十分有趣，只是我更喜欢德语的《威廉·退尔》罢了。
在学习读唇语和说话方面，我的进步也不尽如人意。我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老师们认为我可以做到。我很努力、很刻苦学习，但还是离心里的目标相差很远。可能是自己好高骛远吧，所以灰心失望也在所难免。
所有科目中，算术依旧是最让我头疼的科目，与其说我是在做题，不如说我是在“蒙答案”，我总是想方设法避免陷入逻辑推理的深渊。有时就算不是“蒙”答案，我也会尽可能省去中间烦琐的推理步骤。因为我的这种错误做法，再加上愚钝，算术学习简直成了我的炼狱。
虽然数学的学习有时会让我心情低落，但其他科目却一直让我兴致勃勃，特别是自然地理。解密大自然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旧约》中描述的八面来风，地球尽头升起的水蒸气，被礁石切割成溪的河流，顷刻崩坍的山丘，以弱胜强的人类，都是如何形成、如何产生的呢？
回首纽约，两年的学习生活留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中央公园。我们每天都会去那里散步。一走进公园大门，老师就会不停地给我描述公园中的各种美景，我每次都听不够。公园里处处是美景，日日都会有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