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秦始皇陵是用了38年的时间建造的，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70万人，当时，秦国人口有2000万人，劳动力只有400万，这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要从事建陵工作。象秦始皇陵这样大的封土（秦始皇陵的封土体积达11241375立方米），用工之多（仅土方工程就用了170130000多万个工日），工程之大，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而且高土垒筑也不安全，容易被盗掘，于是就出现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如唐代帝王陵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礼泉县海拔1188米的九嵕（zōng）山为坟，凿山建造。据说这一葬法是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在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要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这实际上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借长孙皇后之名提出的，他在为长孙皇后撰写的碑文上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及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贼盗息心，存没无累”。虽说是如此，实际上李世民并非薄葬，而是非常的厚葬。以山为陵，不过是利用人工难以造成的山岳雄伟的气势，以体现帝王气魄宏大，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止盗掘的目的。以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方式来看，唐代帝王陵墓的雄伟气势，连秦始皇硕大的封土也难相比。至于防止盗掘，唐太宗的昭陵却没有能逃过，唐亡时被军阀温韬所掘。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至今没有开掘过，这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以山为陵的方式，也不是从唐代开始的，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如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就是开山凿洞建成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没有唐代帝王的雄伟宏大罢了。
宝城宝顶。自秦汉时期帝王陵盛行的方上形封土，一直延续到宋代。但是经过唐代的以山为陵后，帝王们对方上和以山为陵的形式有所触动，因为方上形土丘的尖棱很容易被雨刷风蚀，成为圆钝，山形也很难如方形。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的帝王陵封土出现了园形（即馒头形）。如南京五代时南唐李升、李景两个帝王的钦陵和顺陵，四川成都前蜀王王建的永陵，都采用了园形封土。王建墓为了保护封土的流失，在封土的脚下还砌筑了条石基础，这种形式在以后的一般墓葬坟头上也被广泛采用。
北宋时的帝王陵墓虽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的方上坟头（宋时称陵台），但是规模已经小的多了，并且发展为重层方上的形式，如山东曲阜宋代建筑的少昊陵全部是用石板砌成的方上形式，与埃及的金字塔如同一辙，可谓巧合。到了元代，却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墓而不坟的古制上去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标志，直到现在，元代帝王陵墓只知记载在起辇谷，确切位置至今没有找到。从明清时期起，帝王陵的封土完全改变了方上之制，两个朝代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封土都采用了宝城、宝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在墓穴上面砌筑一个高大的砖城，然后在砖城内填土，使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顶，在城墙上面设置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种城墙就叫做“宝城”，高出城墙的圆顶叫做“宝顶”。宝城的形式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明朝帝王陵一般为圆形，清朝帝王陵多采用长圆形。在宝城的前面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一个方形明楼，叫做“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着死者的谥号碑，方城明楼是和宝城、宝顶一起联体建筑的。这种宝城、宝顶和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复杂多了，它不仅突出了陵墓的庄严气氛，也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性，明清时期的陵墓封土算是达到了高峰。
墓葬盛行坟包起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世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众所周知，商朝时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bǐ）辛。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2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也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西周时，是中国丧葬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所谓“封”，便是以土堆积成封丘，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坟包。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期中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达了信息。
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因此，战国秦惠王陵成为了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这就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遗迹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11个帝陵帝陵较为集中，有9个在今咸阳塬上，另外，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塬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塬上。除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皇帝与皇后合葬也是有规定的。他们合葬后，虽然同茔，但不同陵。皇帝陵在西，皇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墓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一般在帝陵之东建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为了象征死者对墓地拥有所有权，从东汉墓葬中，开始流行“买地券”。随着货币经济的冲击，一些地区的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