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理论逻辑描述了私人领域从早期的共同体中分化出来，形成市民社会，最后市民社会被国家所取代这一政治与历史哲学观念。在黑格尔那里，家庭指的是古代希腊由部落所组成的城邦社会，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宗法关系，而市民社会则是指认现代市场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组织，黑格尔认为现代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的场所，不符合普遍的利益，所以应该用国家这个更高级的共同体来代替它。而对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黑格尔并没有说清楚，只是根据抽象的历史哲学逻辑，指出国家应该是绝对精神在更高阶段的体现，而在具体的政治构架上，黑格尔受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曾设想以君主立宪制度来作为国家在人间的代表。
而马克思则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生产计划性（即经济）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即政治）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构想实际上是把政治与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自然神圣行为和家仆经济行为（亚里士多德语）有机结合起来。如果马克思的设想能够实现，那么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对立的分裂态势也就可以消除。换言之，从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与经济的区别来看，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政治与经济的矛盾、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则升华为经济基础(即私人领域)与上层建筑(即公共领域)的矛盾。
此外，在中世纪后期所出现的表征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指认作“私人利益的场所”。应该说黑格尔的指认是抓住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内涵的。但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并没有完全取代古希腊传统的市民社会的政治伦理理想，而是与之一起成为现代市民社会思想的两大重要思想资源。问题于是由此发生。无论是从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内涵还是外延来看，黑格尔与古希腊思想家都是对立的，黑格尔所指认的是私人利益领域，而古希腊思想家所指认的是公共领域；黑格尔指认的是现实生活，而古希腊思想家指认的是伦理生活。如果说市民社会这两种不同的内涵分别处于不同的时代和思潮中，那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两种不同的内涵，却同时出现在一个时代思潮中——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这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主要矛盾。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谎言。正如马克思曾经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所说的民主、自由不过是市场交换的民主与自由，启蒙思想家在文明社会的意义上所指认的市民社会也不过是作为私人领域的市场经济社会。这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资产阶级的个人既是财产和人格所有者，又是众人中之一员，即既是资产者(bourgeois)，又是个人(homme)”，“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引者注)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上，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由于市民社会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内涵，因此导引出现代社会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社会思潮；同时市民社会的这两种观念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而存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框架与经济体制由此生发出来，从而又成为现代社会种种矛盾的基本根源之一。现代社会的种种政治思潮实际上都是围绕该问题而发生。
三、市民社会矛盾的经典解决方案
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二重性：政治与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这种现代性矛盾，不同的思想家开出了不同解决方案，这便构成了现代社会革命思潮中的种种理论。经典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是自由主义从经济自由延伸出政治自由方案，以经济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政治的问题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其最新的进展是以经济学的方法解决政治的问题，如公共选择派与制度经济学。二是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将解决这一问题，即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消灭名为政治共同体、实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从而消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这是通过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使得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消除。（黑格尔从哲学的高度提出，解决矛盾的力量在于理性或绝对精神的发展，其政治立场既有理论辩证法式的革命精神，又有自由主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综合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下面分论之：
1、自由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案
从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来看，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站在（现代性）资产阶级立场的政治经济学家而言，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关于市民社会的私域性能建构出公共性，最先是由康德的“道德自律”的观念所奠定，康德假设人类存在先天道德判断，它可以超越个人的欲望和利益，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在所谓的“现代意识结构”中寻求这种先验的道德判断，罗尔斯则假设了“人人拥有的有效正义感”。这些都是从哲学、伦理的层面假设了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市民”有可能摆脱个人利益从而产生出“公共认识”和“公共美德”而成为所谓的“公民”。
更进一步的证明来自社会科学的明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支持。实际上，无论康德还是哈贝马斯的论证，都难逃形而上学的思辩之嫌；而经济学则以科学的面目承担起了论证的重任，他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科学实际上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认为每个人为自己谋取利益就能为大家谋得最大的福利，这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具有重大的突破意义！
正是在斯密这里，从市民社会的私域性能生发出公域性的这个命题得到了科学的论证。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观念与经济观念联系在一起，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性”上面，从而把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建立在私人领域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市场经济体系声张符合其利益的政治构架。换言之，他们掩盖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而事实上，现代资产阶级经过15—18世纪与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最后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符合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利益的政治构架终于建立。马克思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精辟地概括了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这一过程的特点是政治共同体（即上层建筑）为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资产阶级所利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前苏联与中国的某些改革中，政治权力也被一些代表私利的利益集团所利用，所以说当前的改革中也存在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问题。）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
正是因为在古典时代，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市民社会的最科学论证是来自于经济学，所以马克思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分析就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的经济方面——私域性，而对其公共领域的讨论则没有展开，哈贝马斯由此指责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法学和政治学的传统，这其实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功能的遗忘。
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深层的思想理论根基——斯密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创造出公共利益的观点——受到马克思来自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马克思的最深刻批判是，指认了市场经济中由于商品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于商品生产方式的矛盾，这无疑是深化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矛盾的社会学、政治学上的认识，导向了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即市民社会中包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重性，更深的层面上还表现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中。
马克思对于现代市民（市场）社会这种矛盾的分析也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深化过程。马克思最先是由市民社会在政治层面上的二重性批判来说明这一点的，在早年的《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人在市民社会中作为个人与作为公民的二重性生活的异化状态；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不再从人出发来谈人的二重性异化状态，而是从商品的二重性来讨论市民社会的二重性：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市民社会的二重性是来自于作为公民的个人与作为私有者个人之间的矛盾；而在经济学的视域中，市民社会的二重性则是来自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立场来看，正是商品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二重性。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生产为本体的，因此相对于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二重性而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二重性是更为根本的，所以马克思后半生的精力就主要用在分析现代人在市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异化问题。经济生活中的异化是比政治层面上的异化更为深刻的，可称之为“异化的二次方”。如果不消除经济领域这种异化的二次方，那是无法消除政治上的异化的。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本质来看，市民社会的二重性——私域性与公域性是内在于市场经济商品生产方式的二重性之中以及资本主义的资本与劳动对立之中（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与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重性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复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彻底揭示，留待以后处理，这里不赘。），因此马克思所主张的革命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打破这种二重性的生产方式，恢复社会共同体的统一，其中计划经济被设想为实现社会共同体统一的主要手段，它通过取消商品经济来消灭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消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立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而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市民社会的二重性与市场经济商品生产方式二重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这些人没有看到市民社会二重性的复杂结构，而把希望寄托在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个层面，企图通过公共领域的重建来达到克服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目的，没有深入到商品生产方式异化（从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逐渐深入过程来看，异化正经历了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生产方式异化这个颠倒又颠倒的过程。）这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显然是一种乌托邦。
总之，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与经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公民与资产者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矛盾来把握市民社会的本质，从而揭示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乃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轴与核心要义，也是本书的分析异质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