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9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了好多年。自从被日本人抓走以后，村子里的党组织想了好多办法，进行援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便攻打据点解救我。因为当时日本兵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放我走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听说我漂亮，是“盖山西”。当组织上的同志听到我半夜逃走又跳崖寻死的事情以后，就有点着急。又通过内线知道日本兵每天都不放过我，我身体大出血，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组织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就通知在日军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李四银，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伪军小官，在日军中也能说上几句话。李四银拿了一些生鸦片，到我住的地方，趁人不注意，把我叫到门外的一个角落里，简单地告诉了一下组织上救护我的办法。让我服下一点儿生鸦片，然后我就回到住的地方躺下，告诉旁边的女人们说，我不活了，吃下了生鸦片。李四银走出去见人就说，“盖山西”侯冬娥吃了鸦片自杀，李四银也是高庄村的人，而且他和我住得也不远，还是邻居，所以在旁人看来，多关照一些我的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特别请日军的随队医生做了一下检查，证明我确实吃了生鸦片，这个日本医生还给了几片据说是可以解毒的日本小白药片给我吃。生命攸关的时刻，李四银又向日本红脸队长报告，才得到准许放人回家。李四银在进圭村雇用了四个民工，把我抬回家里。回到家一看，我的女儿已经在一个多月前被活活地饿死在炕头上，早就让人埋掉了。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能不伤心吗？白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无人可以劝慰，只有我的儿子过来了，我才能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本来身体就已经支持不住，再加上女儿被饿死的打击，我瘫在炕头上，动也不能动一下。妈妈从娘家赶来侍候我，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父亲又从远方请来了好医生给我治病。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耕地卖掉，换钱买药治病。通过半年多的精心治疗和保养，慢慢地恢复过来，能下地做事，勉强维持家里的生计。后来我恢复了组织关系，又挑起了领导全村妇女积极抗日的重担。因为日本兵险些把我折磨死，是党组织把我从魔鬼手里救了出来，我真恨不能亲手去杀死那些日本强盗，因此要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所以不分白天晚上，都在为抗日工作奔波。
不幸的是，红脸队长在我家周边放了密探，时刻监视我的行踪。那个密探看到我能出来活动，有时又能到地里去劳动，行动自如了，就向红脸队长作了汇报。红脸立刻派出几个日本兵又到我家里，把我第二次抓到进圭据点，关进房子里让日本兵糟蹋。再次被抓进慰安所，我心中的痛苦无法表达，第一次因为党组织的营救才能活着出去，这一次怕是出不去了。
由于战事的进展，进圭据点的不少日本兵被调到其他战场打仗去了，这里的兵比前一年少了很多。有时候，在哨兵的监督之下，可以出来走动一下，也可以到其他的房间串一下门。在这期间，也结识了一些同我一样让日本兵抓进据点的同病相怜的姐妹们，其中有李秀梅、陈林桃、边粉桃、万祥梅等，她们和我一样，家里都有亲人，不少还是尚未出阁的姑娘，她们身心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她们恨透了日本兵。我和她们在一起，说些心里话，互相鼓励，只要有希望，就要勇敢地活下去。为了家庭，为了亲人，必须活下去。
我们很多人都结成干姐妹，在生活上互相帮助。我和陈林桃、张小妮就在那个慰安所里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干姐妹，我和她们俩有难同当，一直处得很好。即使到了解放以后，也经常一起谈心说话。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也要通过其他人互通信息，相互祝福，寄托思念。
我第二次被日本兵抓进慰安所里呆了三个多月，身心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当时李四银已经不在进圭据点，奉命参加八路军到抗日战场打日本人去了。村子里的党组织又遭到日伪军的破坏，支部书记李三银被日本兵抓住打死在河滩里，因此我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心里非常着急不安。曾经好几次试图找党的组织，但是都没有找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通过在进圭据点给日本兵做苦力的本村人给家里人捎口信，让家里人想办法营救。在家里、娘家和亲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凑集了150块大洋送到日本兵手里，才总算又一次从牢房里出来。但想不到的是这时候我竟然怀孕了，也就是说在进圭据点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当我回到家里，看到老公公已经病得不能起床，瞎眼的婆婆只能在院落中来回走动。本来我们家就只有很少的地，又没有人劳动，没有收到粮食，家里没有一点儿吃的东西。丈夫在前方打仗，一切重担全部压在我一个身心遭受摧残的女人身上。我呆呆地坐在炕边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只能哭，再没有其他办法。过了一个多月死了公公，三个多月后又死了婆婆，两位老人早已准备好的棺材被日本兵抢去给他们战死的同伴用了。我含着眼泪给两位老人办了丧事，没有棺木，只好用席片和木板裹了两位老人的尸体。
在此期间，令我最不安的是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这件事情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日本兵的种，只好憋在自己的心里。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一夜一夜的睡不着，都是愁的肚子里的小东西。
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地里劳动，好不容易才把小东西从肚子里打下来。因为大量出血，我晕倒了。就这样，我的身体再一次受到伤害，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怀上一个孩子。因为身体大量出血，不能做一点家务，只好再次把母亲叫来陪伴侍候我，为我请医买药。半年以后才能勉强下地劳动，拖着十分虚弱的身体操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就这样，我们母子艰难地生活了好几年。好不容易盼着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了，把那些不是人的畜生赶出了中国，但是想不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是接连几年的内战。等到1949年全国解放，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到了1951年，左盼右盼的丈夫终于回来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苦苦等待的丈夫早已把我抛弃了。丈夫的身边早几年就有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里苦苦相等，不通信息，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把我抛弃了。丈夫带着他的小老婆回到家里，住在我原来住的房子里，把我挤出来了，没有一点办法，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谁能理解我那个时候的悲愤心情呀！
我无奈回到娘家双表村住了下来，但是住娘家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最使我痛苦、不能容忍的是我含辛茹苦拉扯到十几岁的儿子也被丈夫夺去了。我的心好痛啊！我的命好苦啊！为了能时常见到自己的儿子，我决定还是回高庄，在高庄村找一个男人。等了几个月后，在别人的帮助撮合下，在高庄村找了第二个丈夫。可是由于日本兵的残酷糟蹋，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人本来的生育能力，不能再为第二个丈夫生孩子了，我认为很对不起这个丈夫，所以为他抱养了一个男孩，为他们家接续香火。作为女人，我还能做什么呢？
1952年冬天，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个冬天。在这次整党运动中，因为日本人两次抓我的问题，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早已被日本人打死，无人能为我证明，所以我被开除了党籍，回想起入党时的宣誓，回想起入党前后为党、为抗日所做的工作，到头来，一切都没有了。是谁害得我这么苦？是日本兵，是可恨的日本强盗！我恨透了日本强盗，是日本强盗毁坏了我的身体，玷污了我的名声。党组织因此不能信任我，可以说，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日本强盗毁了我的一生！好歹第二个丈夫对我比较好，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还能过得去，而且还抱养了一个孩子，在孩子身上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给我们养老送终。但是想不到的是在1967年，第二个丈夫又得了重病，时间很短，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死了。丈夫一去世，家庭马上就破裂，苦心喂养、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到十来岁大的孩子归家族抚养，不让我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又一个孩子再一次和我分开，我再一次从自己的家里被人分离出来。再一次没有了生活着落，孤立无援，没有一点的主张，这时候，我已经是将近50岁的女人，已经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整天想着心事，咽不下一口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生活下去。我照了镜子，看到自己面容憔悴，不成人形。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时常来接济我，有时借点米和面，有时买一点生活用品，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难得有人肯帮助我，没有他，我就会饿死、冻死，无人管。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人送来的东西。这种有意的帮助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明白，我是没有办法还清他对我的恩情了。他的用意很明白，是想要我这个女人。我一个老婆子，没有儿女，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又拿不出东西来还人家。就这样，迫于生存需要，委身了这个非常丑陋而且又说不清楚话的没有鼻子的男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两个都先后得了脑血管病，身体活动不方便，已经不能再劳动。再到90年代，又发展成了脑血栓后遗症（半边偏瘫），拄着拐杖，活动更加不方便。又穷又老又难看，几乎不能出去见人。
就在这样的聊天中，侯冬娥讲完了她悲惨的经历。后来又在我们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她成了第一个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中国女性受害者。我为她写好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申请书。1992年7月，侯冬娥、刘面换、冯壮香、刘二荷、陈林桃，还有两位劳工，他们一起把积聚了50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本政府向他们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他们每人12万美金的赔偿款。12月，有关团体组织在日本东京要召开一个国际论证会，大会也向侯冬娥提出邀请，有关人士在很短的时间里，为她办理了出国的一切手续，并且为她专门买了轮椅、火车票，同时也订好了到日本东京的飞机票。
终于等到这一天，山西省外事办的车到高庄村接侯冬娥去日本，当时她正在生病输液，是带病上车的，但车子开到了岭南的一个坡地上时突然坏了。又无法及时雇到其他车辆，侯冬娥于是转到西烟休息。我赶忙跑到盂县东梁汽车站雇汽车，但也是一辆车也没能租到，当地所有汽车都跑长途去了。等我晚上返回西烟镇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他们一行人早已雇到车离开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无法及时联系）。于是我在第二天乘坐早班车到了太原市火车站。到了太原才知道万爱花、何清等人早已在5个小时前乘坐火车到了北京。但侯冬娥却没有来，原来因为通讯不畅，她还在西烟镇没有启程。这个时候再返回接她，早已来不及了。两个多月为她的准备等于白费力气。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听证会上，不是缺少了她一个人，而是少了一份重要的证据。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她没有能走出西烟镇，我实在想不出来。假如当时我在她身边，做一做思想工作，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即使身体有病，也可能要走出西烟镇，到日本去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2月底，万爱花从日本回来以后，专程到高庄村看望她，还带来了热心的人们对她的问候，又给她讲了大会的具体情况。她仔仔细细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后来我又到她的家里。她说，我没有能参加这个在日本举行的大会，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对于书面提出的申诉，她希望日本政府给予一个答复。但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到她家去，去和她说一说话。我问她，如果办不成，你后悔不后悔？她摇摇头，慢慢地用她那特有的低沉的声音说，不后悔，总算借这个机会让我把埋在心里的怨恨吐了出来，让人们知道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人们总算知道“盖山西”不是愿意跟随日本兵的，是日本侵略军把我抓到他们的据点，用刺刀和大枪逼迫我屈从的。
她等啊等，她不愿意死，她要知道日本政府对她们是一个什么态度。但是就在1994年4月，她最终没能等到日本政府一个字的回答，带着一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