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圭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1年9月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进圭村，修建了据点。进圭村有200多户人家，800多人，祖祖辈辈以来居住在乌河流域拐弯处的北面坡地上。自从被日本侵略军占据之后，日本兵把一个村子从中间分成东西两部分，把东边的老百姓通通赶出村子，辟为战略驻地。建立了日军作战指挥部、电台通讯部、伪军队部、医疗保健部、澡堂、厨房、军马饲养处、兵器库、操场、关押抗日干部和共产党人的牢房、刑讯拷打的房间，以及关押被抓妇女的地方，也就是被日本兵称为“慰安所”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是日本军队中队长、小队长和大批士兵的住房。此外，在村子的西边是为日本兵服务的维持会和与维持会有关联的一应设施，还有商会店铺、饭店、小百货店。进圭村的老百姓被挤得没有地方住，想到周围村子的亲戚家去住，又很不安全。因为进圭村是治安村，不怕日本军队的扫荡屠杀和抢劫。也正因为这一点，在进圭村有亲戚的老百姓也愿意到进圭村来暂时居住，以保平安。所以当时进圭村的人口非常多，流动也比较大。不过流动居民要到进圭村居留，需要到日本军队队部和维持会那里办理手续，领取良民证件等，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军占据盂县、阳曲县、沁县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抓“花姑娘”，强奸女人。但是与在上海和武汉等大城市的调查情况不同，不管是在村子里到处强奸女人，还是把“花姑娘”抓住强行拉到所谓的“慰安所”里为日本兵做慰安妇，这些日本兵都不用或者很少用“套子”之类的东西。因为日本士兵知道这里的女人都是“良家妇女”，受封建思想的束缚，除自家的丈夫之外，再没有别的男人。未出阁的闺女更是不用怀疑。日本人知道，即使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也不会得性病之类的传染病，他们对这里的女人太放心了。
侯冬娥
（调查时间：1982年秋至1994年7月）
1982年2月，我因为工作需要，调到高庄村学校任教。10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侯冬娥，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苦命的老太太，听说她曾两次被日军抓到据点做慰安妇。她在高庄村找过三个男人做丈夫，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开始她和第一任丈夫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结果就因为知道她被日军逼迫做过慰安妇后，第一任丈夫觉得她“不干净”，战后就领回了一个小老婆，把她抛弃了。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之下，只好又找了村子里的一个光棍。但是第二任丈夫身体不好，不能经常下地劳动，生活也不算太好。尽管如此她别无所求，只盼望着她丈夫的身体好起来。因为日本人把她糟蹋得不能再为丈夫生儿育女，她还抱养了一个儿子，希望能陪伴她一辈子。可是命运偏偏捉弄她，只过了十几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就去世了，她又过起了单身女人的生活。她非常伤心，本不打算再次嫁人，在农村，一个家庭没有男人撑着，是要经常被邻里欺负和看不起的。侯冬娥只能再次嫁人。
在我间接地知道了侯冬娥的苦难之后，就决心一定要走进她家，直接采访她。
进门第一印象，她家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矮小的街门，院子的北面是三眼石窑洞，从家门走进去，两边是分开的堂屋，右首的一眼是侯冬娥丈夫的哥哥李三小的住处，屋子里没有一件摆设的物品；左首的一眼是侯冬娥和她丈夫李五白的住处。炕上铺着很破很破的一张席片，炕头有很小的两卷铺盖，地上只有一个木头墩子当作小凳子，还有一个木头红柜子，这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那一年侯冬娥61岁，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显得比较老，但从秀气的脸廓，可以看出她曾经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丈夫李五白，70岁，大个子。原本应有一米八的身高，但他已严重驼背，头上没有长几根头发，鼻子在战争年代染上梅毒烂掉后形成了一个黑深深的洞，要是不知道的人看见他这副怪样子，真要吓一跳。李五白的哥哥李三小，73岁，也是一个大个子，退伍军人，早已失去劳动能力。这就是她的一家人，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
我想问她在战争年代里受害的事情，从家庭生活到邻里亲戚绕着弯子，到了最后，好不容易才绕到正题上。她认真地听完我的来意后，苦笑了一下，对我说：没有用，说出来让人笑话。她把话题也绕到另一方面，拉起了家常。
一周后，我又一次来到侯冬娥家，同她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又绕到战争年代的话题上，她非常警觉地又把话题扯回到邻里纠纷的问题上面。眼看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快到了中午，她看我非常焦急的样子，苦笑了一下对我说：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说，不过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不会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她那样说，意思是告诉我，她有许多话不便说，从这几句话里边，我知道了她不敢随便说出来的原因。我的心里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同时也感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告诉人的事情，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
从此以后，我时常到她家里拉家常，说一些老年人的苦闷。有的时候，谈一些与她无关的战争年代的事情。说其他人的事情，只要不提起她，她会有声有色地全部告诉我。从这一点看来，她的记忆力很好。对几十年前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这样，我一有时间就到她家去闲聊。她对我有了好感。说实在的，我和她交往，不是想探知她的隐私。她不告诉我自有她的道理，我也不便再继续问。那时候我看到她非常的可怜，也尽力而为地为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十年，1992年6月，我看到关于战争赔偿的有关报道，立刻想到战争受害人侯冬娥，她终于有了诉苦申冤的好机会。我去她家向她报告了这一消息，她却不相信。又过了二十几天，我拿着北京来信，又一次来到侯冬娥的家，向她说明要为她申冤雪恨，洗刷背负了几十年的耻辱。她听了，依旧不相信。
她说：我十分相信你，就是不敢相信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在20年前，中国和日本和好了。我们这些受尽苦难的人，当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还发表联合公报的时候，心里边实在是难过极了。中日未建交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提起过可以为我报仇雪恨，现在两个国家又好了，倒有人提起这件事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人再关心我们这些受过苦难的老百姓了。
我再三地向她解释，这是真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邦交正常化是前提，好关系也要算清账。正是有了外交关系，也才能有机会为她进行索赔。不管我如何向她解释，她还是表示不认同。但是可以看出来，她的思想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死板，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她很可能愿意说出历史真相，为自己讨回公道。
6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妻子（因为我妻子和她是一个村子的人，从小就认识侯冬娥，小的时候一同在她的娘家村居住，后来又同在高庄居住，两家的关系十分要好。）一起到她家里，三个人拉了一通家常，倒是她自己先向我爱人提出了问题：你丈夫说的能为我申冤报仇是不是真的？当我爱人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的时候，她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停了好久，她才说：我再考虑一下，咱们可以明天再谈这一个问题吗？
我完全可以理解她当时的心情，毕竟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开端，我答应她明天再来就起身离开了她家。临走时，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明天一定要来啊！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了她家。她就告诉我说，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翻来覆去脑子里尽是过去的事情。我给她一些安慰后告诉她：可以把一切埋藏在心底的怨恨慢慢告诉我，不要着急。我会尽快为你写好申诉书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我刚刚说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对我说，我从哪里说起呀，我这可真是很难说的呀！还没有说完一句话，她就泣不成声了。我劝告她不要哭，她说她不哭，她要说。但是还是忍耐不住，越忍越难忍，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忍不住，跟着她流起泪来。大半天过去了，她没有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拿着钢笔，一动也没有动。笔记本上没有写下一个字。我只好对她说，先安定一下情感，明天再谈。
又过了一天，我再到侯冬娥家。
她告诉我，要我放心，昨天哭好了，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今天的感觉很好。这才从头开始一件接着一件地讲起来。我一边听着，一边记录。经过一整天的交谈，后来又经过多次时间上和情节上的回忆，进行了多次核对，整理出她比较详细的受害过程。以下是根据侯冬娥的叙述整理的资料：
1921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双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嫁到高庄村一个姓李的庄户人家做媳妇。1939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兵就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捣乱。背着带有刺刀的长枪，头上戴着铁帽子，两只耳朵还盖着两个黄片片，一身的黄皮，穿着咚咚的牛皮靴子。
烧杀抢掠，还在村子里到处抓花姑娘。女人们东躲西藏，就怕见到日本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的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做军鞋支援前线；藏粮食，不让日本兵找到。同时也提醒姐妹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里。日本兵扫荡的时候，女人们夜里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脸上还要抹上锅底灰。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躲过日本兵魔爪。我有个绰号叫“盖山西”，也不知哪个开玩笑帮我起的，意为我的美丽在山西是挂得上号的，可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真的以为是盖了山西呢。这一下没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里都觉得不安全。还是党组织的力量大，给我指导藏身的地点，好几次都是组织上的同志掩护了我。可是后来还是有人出卖了我。1942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驻进圭部队在伊藤（当地人叫他红脸）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进圭村距离高庄村只有20多里的路程，很近。）首先来到伪村长的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要他立即把“盖山西”叫来。这个伪村长一听说要抓走我，心里也不情愿，嘴里一边答应一边找了一个理由，出了大门避开日本人，找了一个村子里的人，让他赶快告诉我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家里，给日本兵做他们非常爱吃的黄米糕，（后来据很多人说，当时日本兵每一次到高庄村，都要吃伪村长做的黄米煮油糕。）以拖延时间。
伪村长一边做糕一边告诉伊藤说，侯冬娥出门不在家里。但这个红脸队长根本不理伪村长的话，他命令他的部下把伪村长年仅15岁的小女儿抓过来，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儿的上衣，吓得小姑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干着嗓子叫着她的爸爸，这个伪村长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要在他的面前干什么。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横在红脸队长和女儿中间，伸手抱住红脸队长的腰，最后跪在他的脚前央求，让他们饶过他的女儿，他答应帮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处和隐藏的地点都告诉了红脸队长，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这个伪村长的小女儿还是没有躲过红脸队长的魔爪，被他强奸了。伪村长又恨又气，险些上吊自杀。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大门外不平常的响声，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围了，我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悄悄地溜出屋，沿着墙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墙头，翻身跳进邻居家。落地后，掀开窖盖，躲进一个土豆窖里藏了起来。日本兵冲进我的家里，看到我两个月的女儿还在炕头上哭，知道我没有走远，便四处查看。他们在院子里找不到我，沿着墙，就向邻居家里来，到这邻居的院落里找，还是没有。他们闯进邻居李老太太的屋里，问老太太见到我没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里，问我藏在什么地方。其实老人也没有看到我藏进她们家的土豆窖，她说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们还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