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后，1874年，征台之论与出兵台湾后，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为台湾问题与清国开战，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局面，台湾问题虽然后来通过谈判解决，但是日本朝野出现了一股对中国的敌对与轻侮情绪。期间也有些出于功利的打算而提出“支那不可轻侮”之论如《东京日日新闻》1875年11月28日发表《决不可轻侮支那》（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257—260页）、《邮便报知新闻》1878年1月12日发表杉山繁《清国不可轻视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第260—262页）等，可归为此类。而中村敬宇在1875年4月的《明六杂志》上发表的《支那不可侮论》，则应该说是一种善意的劝告。他列举了支那不可侮的七条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第二是中国支那天然物产丰富，许多技术也值得日本学习；第三，借俄罗斯之例，说明“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且不能“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如俄罗斯胜于支那万万而有训诫，鲁卫之政兄弟也，我邦岂可蔑视彼乎”。最后他批评那些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日本人，说：“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鄙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收入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第302—303页。强调“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中村敬宇写于1876年腊月的《栈云峡雨日记序》中又从正面论述了应该与中国“亲厚”的道理，他说：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颉颃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扰闽浙，当是时，不有欧罗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觊觎者也。设使如今日，则二国必无此事矣。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载于1879年所刊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题为《栈云峡雨日记后序》（见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9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189—193页），文字亦与此处所引《敬宇文集》卷六略有出入。1879年8月，他还在其《同人社文学杂志》发表《英人韦廉臣支那论》，翻译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1870年出版的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 with Some Account of Corea中的有关章节，将今后亚洲的前途寄托在中国的命运上。12月他又在《同人社文学杂志》第37号上发表《中西关系论题辞》：“中西关系尚须论，况乃车书谊久敦。只使二邦盟带砺，河清海晏谧乾坤。”“中东和好善坚持，外国其谁敢侮之。同气连枝宜协力，愿相爱敬莫相疑。”转引自肖朗《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断面——中村敬宇の〈擬泰西人上書〉を中心に》，《日本历史》1998年8月号。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的真挚愿望。
中村敬宇也加入了创立于1880年的兴亚会，并赋诗以代祝词：近来多结社，莫若兴亚会。亚细多邦国，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爱。资彼以济我，文物及道艺。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已废。尔来通航者，商贾特竞利。况自欧美至，新巧喜机械。邻好却不讲，咄咄成怪事。赖今修盟好，两国驻公使。辅车相因依，山河誓带砺。以期亚细亚，御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难相救济。人民又振起，结社互勉励。今日始共会，开先为吉利。呜呼忠信交，当去虚与伪。先于学语言，要须诚其意。鹦鹉与猩猩，能言何足贵？吾辈幸为人，愧于彼同类。中村正直：《与兴亚会以此诗代祝词》，《兴亚公报》第1辑，1880年3月24日。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东京：不二出版，1993年，第5页。对于日本成立兴亚会，当时就有中国人指出：“如立会之后，言语相通，即患难相恤，在大国不以并吞小国为心，在小国不以抗拒大国为志。则此举诚为美举，有志图存未始非识时务之俊杰也。如立会之后，欲识其形势，以行其割据山河之志；欲通其言语，以行其窥伺邻国之谋，则孟子所谓作俑无后，亦不可不鉴也。”甚至有舆论直接批评说：“日本人创立兴亚会，其志气则大，其名则美，而事势之难处、意见之各殊，则非特等于无补空言，且将类于阴谋诡计也。”《兴亚会报告》第12集，1880年11月15日。《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第78页。这并非没有依据。如兴亚会会员宫岛诚一郎与中国驻日公使馆成员的交往，其“全心致力于亲睦”，实际上是明治政府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大久保被刺杀之后，他将以亲睦为名从中国驻日公使馆获得的重要政治及外交机密情报，直接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报告，无形之中在琉球的交涉上“给当时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戚其章在《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一文中指明，1885年1月6日黎庶昌与宫岛的笔谈中“黎视宫岛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无意中泄漏了国家的外交机密。这样，日本方面便摸到了中国的底，于是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并签订《天津条约》，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留下了口实”。《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页。
由此可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亲善，还不能只看他之所言和表面上之所行，还要看他所言所行的动机与真实目的所在。亲善的外表之下包藏“阴谋诡计”的伪善，为中村敬宇这样重视仁义忠信的正人君子所不齿。中村敬宇“支那不可侮论”，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之间应该讲求诚信的基本道德理念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的体现。他1887年5月8日在《汉学不可废论》的讲演中说：吾邦于支那，为邻国，人种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余年以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支那朝鲜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而结伴，文人学士也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颇为兴盛。来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当时的汉学家敬重之，或一起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能得一言之褒，视如金玉。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之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于是产生了鄙视支那人之弊。夫鄙视人者，其人自卑，君子于童仆尚敬之，况他人乎。纵然是比自己小的国家，鄙视之之心不除，便自区文明远矣。
我邦与支那朝鲜，同宗一家，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今清朝继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泽，久养人民之力，政府虽贫，人民富，可谓藏天下于天下之景况。其人为官，首以经义，遣人留洋，使学器艺。如李鸿章既为学者亦为英雄者，居均轴之任，其用西法，虽然迟缓，但正如所谓进寸则王之寸也，进尺则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第324页。中村敬宇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周孔之道”作为“天地之精神命脉”所系，甚至认为“今日之经济学社会学也尽在舜禹所言之中”中村敬宇：《论支那学之非迂阔》，《斯文学会杂志》第1号，1889年。如三岛中洲也认为“老庄、佛教以及西方的法制思想不出仁义之范围”三岛毅：《五大洲不出仁义范围之说》（1891年5月16日于斯文学会讲演），《斯文学会杂志》第27号。收入《中洲讲话》，文华堂书店，1909年版。这些观点的是非曲直或许可以争论，但是从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周孔之道”中寻找一种处理人际之间、国家之间的必要的伦理道德的基础，这种寻求人类的和平、诚信、亲善的努力，无疑具有普遍的、恒久的意义。关于中村敬宇的儒学思想，请参见刘岳兵《中村敬宇的儒学思想》，收入《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以上列举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观中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这几种主要类型。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复杂的表现，比如同样是殷鉴论，其中有不同的对华态度与情感，可以是蔑视的，也可以是友好的；唇齿论中，有从文化上着眼，也有从功利上考虑的；而敌对论中有威胁论、轻蔑论、侵占论等各种形态；亲善论中既有主张诚心实意的联盟论者，也有打着亲善的幌子而行阴谋诡计者。由此可见，各种类型之间也是存在着复杂的交错关系。
如上所述，所列各种主要对华观的类型，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日本就已经存在。参见本书引言部分。这至少可以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各种类型并非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变化而特立独现，而是有其历史继承性。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威逼之下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日本中国观的变化机制也表现出了与近代之前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因素作用的不断加强。而日本从学习西方到“脱亚入欧”的近代化发展方针的确立，使得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中国观的变化，呈现出从视中国为“唇齿之国”到“东方恶友”、从将中国视为前车之鉴的反面教材来吸取经验教训到将侵略中国作为日本“万世独立”之根基的策略这种总体趋势。但是，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中国观类型也有共存与交错的现象，不同的中国观类型的形成又与当时日本的自我认识及西洋认识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