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供稿，只是严复在维新运动中所作贡献的一个方面，而真正确立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工作，还是他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租界所创办的《国闻报》。此报由杭辛斋、王修植主持，日出1张，计8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对折成4面，每日8000至1万字。《国闻报》的栏目设置主要有上谕及直隶总督府的公文；路透电报；社论及全国性的重要新闻；地方新闻，首天津本地新闻，次京师新闻，次保定新闻，次山东、河南等北方各省新闻，次西藏等地新闻，次东南各省新闻；次外国新闻。
至于《国闻报》的办报目的和宗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强调以“求通”为其根本宗旨，而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从国家的立场而言，必以通下情为治国之要义，下情不通，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则国必弱。而进入近代之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日趋增多，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说，中国都不可能再如过去那样闭关锁国，独自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通外情，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则国必危。（《〈国闻报〉缘起》，见《严复集》，453页。）基于这两通的原则，《国闻报》当然以沟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根本宗旨就是强调民主，强调学习外国、改造中国，使国家富强起来。故而《国闻报》出版不久，就成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与南方的《时务报》地位相埒的重要报刊之一。
严复等创办人感到日报的文章很难有深度，遂决定仿《泰晤士报》的先例，在办好《国闻报》日刊的同时，又于1897年12月8日创办出版旬刊《国闻汇编》，并由严复、夏曾佑负责主编。10日1册，约3万言。
《国闻汇编》的创刊宗旨显然是为了弥补作为日报的《国闻报》之不足，有意识地系统介绍西方的新知识和西方各国新闻的深度报道。其第一册所载《国闻汇编叙例》规定其内容为：译泰西名论第一，译俄国各报第二，译英国各报第三，译法国各报第四，译德国各报第五，译美国各报第六，译日本各报第七，述各国近闻第八，述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近闻第九。显然，《国闻汇编》的重点在翻译东西各国的一些重要言论和重要著作。基于这样的方针，《国闻汇编》从第一册起连载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斯宾塞尔劝学篇》，从第二册起连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第一册还发表有伍光建的《欧洲政治略论》。各册的翻译作品多来自欧洲各大报如《泰晤士报》《中法新汇报》等，其内容多为各报对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分析和评述。
《国闻汇编》共出版6册，1898年2月15日终刊。《国闻汇编》的翻译作品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该刊时间太短，在京津一带真正具有持久影响的还是《国闻报》和《直报》两大日报。
旬刊《国闻汇编》停刊后，所有人员集全力于日报。严复总其成，经常为这份报纸写社论，但往往不署名。
严复在《国闻报》充当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政论家的同时，更注意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致力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翻译介绍，并由此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译作就是《天演论》。
据考察，进化论首先传入中国是1873年由华蘅芳翻译的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又译赖尔、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一名《地质学初步》、《地质学原理》）。这部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古生物的缓慢进化学说，指出从地层中间所保存的动物甲壳和骨骼以及绝种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证明了植物和动物进化的历史。这本译著的出版便把自然进化观念最早引进中国。此后如1877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所载《混沌说》；1881年益智书会出版的《地学指略》；1891年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所刊载的《地学稽古论》等，均有关于介绍进化论的内容，只是没有明确提及达尔文或赫胥黎的名字而已。
比较详细地向中国介绍进化论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他的《西学考略》不仅介绍了拉马克的物种变异说和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说，而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比较详细和系统的介绍。
在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给了近代中国人，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及文化背景，他们介绍达尔文学说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近代科学观念，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曲解或者歪曲进化论的积极内容。只是到了严复向国人介绍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时候，中国人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才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就思想的文本而言，严复译介的进化观念主要来源于达尔文，但严复从事翻译的底本，却是赫胥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集（T.H.Huxley：EvolutionandEthics）。严复将之更名为《天演论》，而所译内容也只是赫胥黎原著的《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两个部分。
严复向中国人译介进化论的时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大体上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的时间应该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因为现在已经发现有《天演论》1895年3月的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当然这个版本与后来的流行本有很大的区别，显然还不是严复的最后定本。此后，严复屡加订正，至1898年正式出版。
严复“煞费苦心”的翻译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巨大，他的翻译使千百万中国人知道了“物竞天择”的道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删除了原著中着重介绍的生物学方面的进化原理，同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按语发挥书中的论点，试图以此唤醒中国人保种自强、与天争胜、变法图存的政治意识。
第四节新团体与新报刊
《时务报》和《国闻报》的先后出版发行，标志着戊戌维新时期主要维新报刊均已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些新报刊的背后也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多个新的社会团体作为支撑。
自从群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新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说来都比较重视组织社会团体的作用，京师、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成立之后，风气所及，各地的维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特别是当京师强学会被清政府强行封闭之后，并没有真正遏制新知识分子的结社风气的蔓延，相反这一极端的措施却促使新知识分子离开了京师，利用清政府政治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和各地开明官僚的力量，创办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
在京师，强学会成立于1895年11月。为便于立足并号召四方，强学会在成立之初不得不拉入一批权势人物以壮声威。强学会复杂的人事构成显然不便于开展工作，于是参与强学会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及部分开明官僚紧接着又组织成立了更加松散的“强学小会”，规模只有数十人。（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52页。强学小会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维新社团还可讨论，李文海认为，所谓强学小会“其实不过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京官士夫的不定期会晤，他们在一起讲学论政，却并没有说已经成立了什么组织，更无所谓强学小会之名”。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5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可能是由于康有为已经离开京师，所以强学小会就没有康氏列名，其主要骨干人物有梁启超、吴樵、夏曾佑、黄绍箕、陈炽、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这些人物显然都是京师强学会的主要骨干。（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见《戊戌变法》（四），323页。）他们没有固定的会所，也没有固定的主题，但每隔几天就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相与讲论治平之道，亹亹勿绝”。（梁启超：《会报叙》，见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时务报》第38册。）
强学会遭封禁后，强学小会也随之而亡。（《吴樵致汪康年函》第4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464页。）不过，在李鸿藻奏请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强学小会也因此而逃过劫难，继续开展活动，“相与讲求实学，惟日孜孜”，人数也逐步扩大，文廷式、徐世昌等开明官僚相继加入。后经总理衙门同意，由刑部主事、总署章京张元济主持，在琉璃厂设置固定场所，延聘通西文者数人，作为教习，每日皆有固定的课程，会中人每日咸集于此，彬彬济济。《学会彬彬》，见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知新报》第20册。强学小会继续演化，于1897年2月12日由张元济主持改名为通艺学堂，（梁启超：《会报叙》，见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时务报》第38册。）招收20余名学生补习外国语言文字。
1897年底因胶州湾事件的影响，康有为再返京城的时候，他便开始计划重续强学会之旧，与粤籍旅京人士20余人于1898年1月11日在南海馆成立粤学会，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有为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省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乃草书交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奉旨俞允。”（《康南海自编年谱》，34页。）正是在康有为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1898年1月31日，闽籍内阁中书林旭遍谒闽籍旅京同乡贤达，鼓吹成立闽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新学会，“一日而成”。闽籍旅京知名士大夫云集福建会馆，正式成立闽学会，张铁君等为领袖。
3月，由川籍内阁中书杨锐与川籍刑部主事刘光第等人发起，邀集旅京川籍同乡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集赀巨万，规模仓卒而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2页。）
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后来都相继加入康有为于1898年4月成立的保国会，为保国会的主要骨干和成员单位。
保国会成立之后，没有来得及在北京成立区域性维新团体的各省志士转而追随康有为之后，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主要有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它们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均为各省旅京志士和开明官僚，成立的时间也大都在1898年4月保国会成立之后。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又与文焕、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湘报》第27号。）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56页。）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劻主持，并将已经拟定的章程送呈奕劻，甚至已代奕劻草就序文。奕劻似乎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劻的意见也不为康有为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康南海自编年谱》，34—35页。）经济学会终于胎死腹中。
经济学会虽然没有办成，但康有为办学会的想法正浓，于是他令丁叔雅协助满洲贵族弟子寿富创办“知耻学会”。知耻学会的筹设至少应在1897年9月，因为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就刊载有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及寿富的《知耻学会后序》。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中国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已经证明中国确实处在危机之中，中国人应该由此而觉悟，更弦易辙，知耻而后勇。然而反观中国现实，官、士、商、兵、民，几无一真知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无一真知中国之耻。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偶然的失败并不可怕，但举国上下在失败之后而不知耻，则是更可怕的事情。（梁启超：《知耻学会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68页。）
知耻学会的内部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和影响，由于史料阙如，现在都已不太清楚。有学者结合寿富的整体活动，认为该会的创设“在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间颇有震动，对外地也有影响”，（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37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梁启超的记载，以为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戊戌变法》（四），347页。）以为此会的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不大。（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见胡绳武《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6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