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王选
1．未名湖畔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要（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及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当年王选选择去南模中学就读，曾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而他对北京大学及数学专业的选择，定会给他带来非凡的意义，虽然这之前他还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
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京大学西校门时，王选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古建筑物震惊了，因为他在上海从未见过这类建筑。而北大这块凝结着革命传统、大师云集、人才济济的沃土，更使王选内心充满了朝觐者的敬慕。
王选流连在蜚声中外的未名湖畔。未名湖对于北大的意义就像汉唐之于中国一样，除了它本身所固有的秀美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象征。未名湖是北大的灵魂，也是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家园。
湖水很静，她安然地躺在燕园之中，周围起伏的地势与湖岸交接形成的流畅线条，将未名湖勾勒得如同一块温润的软玉。湖畔杨柳依依、曲径通幽，使她显得更加淡泊宁静。风过无痕，水面上却泛起粼粼波光。王选凝望着，浮想联翩，陷入深深的沉思。如今自己是她怀抱中的一员，这块曾洒下过无数青春的脚步及热血的土地，又被自己走着了。该留下一串怎么样的脚印给她，给自己呢？
王选很优秀，可在这样一群更加卓越的人群中，他却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若想有所建树，一定要加倍努力并有过人的东西。否则，就会被群星的光芒所湮没。
1954年，北大数学力学系共录取了200多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尖子。学生分成9个班，每班20多人，王选被分在6班。后来王选才知道，6班和9班从分班的那天起被定为尖子班，皆是全国高考成绩名列前几十名的学生。
有位叫张恭庆的学生，他是王选的南模校友，中学时数学成绩就非常突出。当时有一本杂志《数学通报》，每期出6道难题让大家解答，下一期再把答对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张恭庆经常名列其中。中学毕业大会上，数学老师赵宪初先生说：“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当然这里有谦逊的成分，却足见赵老师对张恭庆的赞赏。多年后，张恭庆成为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当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
有位叫马希文的同学，上大学时只有15岁，是系着红领巾踏进北大校园的。《北京日报》为此专门作过报道，称他是“神童”。马希文多才多艺，精通德文及蒙古文；音乐的造诣很高，不但会作曲，还会拉大提琴。后来在计算机方面也显示了极高的天分。1982年，他担任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后来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其才能让在校的老师非常佩服。2001年在美国去世。
张景中同学虽然不在尖子班，成绩却非常突出。他颇具文采，会做诗，写的读书报告常被作为范本展览。多年后，张景中成为科学院院士。此外，还有杨路和陈天权，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北大54级数学系聚集了如此多的人才，可谓群星闪烁，在北大数学系的历史上，这届学生共出了6位院士，这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
当时，北大校长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他主张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础课上，抽调校内著名的学者教授基础课程。
教王选解析几何的是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当时已是一级教授的江泽涵；教数学分析的是34岁的教授程民德（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教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后担任北大校长）。
多年后，王选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富有真才实学、教学方法科学，治学态度严谨，使我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对我后来多年的科研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计算机本身就是数学和电子学结合的产物，数学基础对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系统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其一，‘抽象’是数学的本质，而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高级语言和应用系统的设计中经常使用抽象的手法；其二，数学基础好、逻辑思维严密的人，一旦掌握了软件设计和编程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后，就能研制出结构清晰、高效率和可靠的软件系统；其三，好的算法往往会大大改进系统的性能，而数学基础对构思算法是很有帮助的。”（《王选文集》，428页）
2．大学生活
王选深深地爱着北大，对在北方生活遇到的诸多困难从没抱怨过一声。他们住的寝室是一个大房间隔出的三小间，共住着24位同学。北京的冬天不比上海温暖，室内没有暖气，偌大的屋子里仅有一个煤球炉子，门窗四处透风。人们张嘴喘气或开口说话时，会呼出一缕缕白色的呵气。到了夏天，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又热又闷，都能把穿在身上的衬衣拧出水来。
难的还不只是这些，在王选看来，一个从小生活在南方的人初到北方生活，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语言关。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平时大家聊天、电台的广播及老师授课讲的无一不是上海话。在北京，大家说的都是普通话。为此，王选和许多来自南方的同学一样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北京人在给别人添了麻烦或想求得帮助时，喜欢说“劳驾”、“借光”，这样显得有礼貌。睡在他下铺的朱建士同学，有一次在大礼堂看电影，一位北京人从他身边走过，对他说：“同学借光。”朱建士以为人家要抽烟向他“借火”，连忙摇着头说：“我没有。”闹得对方不知所措。北京人买饭都说买“几两”，上海人则说：要一碗。王选的一个无锡同学买饺子时说“买一盘儿”，他没把儿话音拿捏准确，听上去像是“买一百二”，结果服务员真的端上来120个饺子。他望着装了好几大盘的饺子吓傻了眼，这才知道都是自己的语言不过关惹的祸。
同学们闹出的一桩桩笑话，致使普通话水平不高的王选在课堂上不太敢讲话，尤其是小组会上，怕自己说出来的普通话不准确，与想表达的意思不一致，让自己尴尬。在课下，没有了课堂上紧张严肃的气氛便会好一些。尽管这样，王选在生活中仍是笑话不断。有一次他在城里吃饭，服务员问他要几两。王选对“两”没有任何概念，便胡乱地说“要一两”。旁边的一位老先生看了看王选好心地说：“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一两饭是不够吃的，你应该要半斤才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以后，他才对“两”有了精准的概念。
在南模上学时，王选对参加课外活动非常积极，到了北大也不例外。这是他与同学们沟通感情及学习语言的机会。篮球、乒乓球场、集体舞场、各种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游行集会上总能看到他奔跑投篮、奋力扣杀、青春旋动或激情飞扬的身影。
同学们非常喜欢他。上大一时王选睡在朱建士的上铺，起夜时王选经常迷迷糊糊地把脚踩在他的头上，把他从梦中惊醒。谁知，这位后来做了工程院院士和核武器专家的朱建士总是憨憨地笑着说：“你踩到我头上没啥，若踩到的是个西瓜，闹不好就会摔着了，没啥没啥。”
王选和同学们相处的非常好，相互关心，以诚相待。有位同学来自海南，因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得了肺结核。王选看到他生活困难，已是深秋季节了，瘦弱的身子还穿着单衣，善良的王选把自己的一件新秋衣借给这位同学穿，还省出了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送给他，添置过冬的棉衣，让这位同学感动不已。还有一位同学，因家中贫困寒冬腊月也穿不上棉衣。王选和大家一起凑钱给他买了过冬的衣服，怕这位同学不接受，还让一位女生在绒裤上绣上了他的名字，悄悄压在他的枕头底下。
是金子，放到哪儿都会发光。刚入学不久，系党组织就发现王选不但学习优秀、积极上进，而且能把思维活跃、性格各异的同学们团结到自己身边，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把他列入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同学们也选他为团支部书记。
世间的许多事，并非一味地按人的意愿发展。正当王选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他热爱的学习及党团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中，想在追求政治进步和学业有成齐头并进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把他推入困境。
3．几度困惑
1955年，上大学二年级的王选被评为了三好学生积极分子，这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是一件极具荣誉感的事。系里还为此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同学们纷纷畅谈感想，气氛庄重而又热烈。
在与会的同学中，王选看到一位身材小巧却又文静端庄的女生，一双纯净的大眼睛美丽而又传神。她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轻易说话，而只要开口话语就能切中要害，极有见地，带着上海口音的嗓音非常动声。他从同学口中得知，这位女生比自己高一年级，叫陈堃銶，和他是上海老乡。王选不曾想到，这位女生的出现，对他以后的人生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将意味着什么。
王选的数学成绩非常优秀，他却对自己现有的成绩不满意。经过认识的分析，王选认为这一状态的产生，与自己把太多精力用于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上有关。王选认清问题症结后，在不影响学习和工作的同时，抽出更多时间扎在北大的图书馆里。
除了专业课知识，王选对别人不关注的一些课外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个英文版的《民族前卫》杂志上，他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全文，这在全数学系的同学中也是第一人。他还看到一则报道，前苏联向1905年发生在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中死去的俄国人献花。他想不通，因为那是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苏联这样做是不是有大国主义倾向？更为严重的是，王选对朝鲜战争中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不理解。
思考越多，王选越发现，对于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他的想法跟报纸上宣传的某些内容、做法有很大出入，思想跟当时流行的一些政策并不一致。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他，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1956年，在一次系党支部人员找王选谈话时，王选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觉得在入党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跟组织上说出来。在此种心情的驱使下，他把自己的心声毫不隐讳地吐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