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并依据有关国际组织的章程，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经济性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一切爱国的台湾同胞和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进行这类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
（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我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我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然也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建议双方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此，我再次着重建议举行这项谈判，并且提议，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我们完全相信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理解我们的这一原则立场。
（五）面向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我们将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要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我们造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
（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七）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我们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希望台湾岛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也希望台湾各党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凡是为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各方面人士，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为促进两岸关系、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作出了许多努力，功不可没。我们希望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进一步为发展两岸关系、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呼吁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这光辉灿烂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江八点”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巨大反响。多数人从江泽民主席那充满善意与诚意的表情与语气中，读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众人在想，上一次是“汪辜会谈”，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有“江李会谈”呢？
二次“汪辜会谈”，似乎指日可待
第一次汪辜会谈以后，海协会方面努力贯彻“汪辜会谈”的各项协议，一方面举行有关促进两岸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商谈，一方面也举行解决两岸同胞交往中产生的事务性问题的商谈。
从1993年8月至1995年1月，海峡两岸“两会”先后举行了3次负责人会谈和7次副秘书长级事务性协商。
第一次事务性协商。1993年8月28日，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等人前往北京，展开第一次“汪辜会谈”后续事务性协商。海协会谈判代表为副秘书长孙亚夫等人。在这次会谈里，海协会提出在每月下旬召开一次会谈，除“汪辜会谈”规定的议题外，必须附带经济交流的议题，但台方不同意，使会谈不能进入实质性磋商，第一次事务性协商并未达成任何共识。
第二事务性协商，即厦门会谈。这次协商于1993年11月2日至7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海基会商谈代表为副秘书长许惠佑等10人，大陆方面派出包括农业部、公安部、国台办等单位主管。这一次协商就“偷渡客遣返”、“劫机犯遣返”、“渔事纠纷”及“两会会务人员出入境往来便利办法”4个议题进行实质讨论，但未达成协议。
第三次事务性协商，即第一次台北会谈。这次会谈于1993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台北市中国信托大楼举行。双方主谈代表仍是孙亚夫与许惠佑。这次针对“劫机犯遣返”、“偷渡客遣返”、“渔事纠纷处理”3个议题进行商谈，并对台商在大陆同投资权益、大陆经贸人士访台及两岸召开经济交流会议3个议题进行商谈。由于双方各持观点，未能达成协议。
第四次事务性协商。1994年3月25日，许惠佑等8人来北京进行。在6天的时间里，由于台湾擅自调整规划中的唐焦会谈内容，会谈未获任何结果。
第五次事务性协商，即第二次台北会谈。1994年7月30日至8月2日在台北举行。会谈仍围绕“偷渡客遣返”等3项议题。因双方各持己见，共识无法达成。
第六次事务性协商，即南京会谈。1994年11月12日，许惠佑等12人前往南京，与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进行会谈，协商内容除原有的“偷渡客遣返”等三项议题外，另增加开办快捷邮件、公证书副本寄送范围及遗产公告等三项议题。由于台方在“劫机犯遣返”等三项议题上又有新的歧见，会谈仅就“增加寄送四种公证书副本”同意择期换文生效，这是南京会谈唯一的具体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