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史前泥塑艺术的辉煌
中国的泥塑艺术最早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了。由于未经烧制的泥塑作品极难保存，历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流传或在地下保存至今几乎没有可能，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时代可靠的旧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期的泥塑实物。由于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启发，原始先民人们对于泥制品经火烧制后发生的物理变化逐渐了解，逐渐发明了陶器。陶器极大地克服了不经烧制的泥制品不易保存、不够坚硬等缺点，迅速发展起来。同样，原始泥塑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发展为陶塑，陶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泥塑的延续。陶塑的出现，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早期的雕塑工艺水平和面貌提供了可能，迄今为之已经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陶塑艺术品，种类繁多，有的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塑艺术品，以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家畜、鸟兽和人类自己的形象为主。陶塑猪羊应与当时家畜饲养的出现有密切联系，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氏族先民早已驯养的家畜，拥有猪的数量长期被视作财富多寡的象征，陶猪正是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艺术反映。陶塑人头像则是氏族先民对人本身认识的一种艺术表现，它的出现，说明中国氏族先民首先是从人的面部特征开始对人认识的。美术史家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重视刻划人物的面部表情，以形传神的优良传统之源。
1978年，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几件很小的陶塑猪头和羊头像。猪头塑像有两件，均是猪头的正面像。一件略呈三角形，表现出肥胖的猪头，有雕空的椭圆形双眼，突出的短圆猪鼻，活生生地塑造出猪头的特征。另一件已残，但也能看出用线条刻划的两个圆眼和有两个鼻孔的小而圆的猪鼻羊头塑像一件，呈长三角形，一面平齐，一面隆起，在三角形的尖部塑有两个长而高翘的羊角，头部戳印三个圆点分别表示双眼和嘴，造型简单幼稚。1977年，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发现一件泥质浅灰陶陶塑人头像，为一方形正面塑像，双眼雕空，两眼眉突出并左右相连成一条线，宽鼻高耸，下颚前突，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人的面部结构特征。这些中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已知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著名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中，1982年首先在辽宁喀东左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小型陶塑孕妇像和大型人物坐像残件；1983年，又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出土大量泥塑人像残块，可以辨别出至少分属六个神像。其中最小的如真人一般大小，主室出土的泥塑人鼻和人耳的尺寸竟然是实际大小的三倍。泥塑人体上臂、手、乳房等，与泥塑禽兽残块以及采绘庙室建筑构件、墙壁残块等，都是杰出的艺术作品，而这里出土的一尊较完整的人像头部，更是一件受到世界瞩目雕塑佳作。头像结构合理，五官比例准确，目光炯炯，嘴唇掀动，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肢体残块是当地祭祀的丰收女神或地母神的一部分。牛河梁女神泥塑不仅是我国文明黎明时期艺术高峰的标志，也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五千年前用黄土塑造的的祖先形象，对中华文明起源史、原始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种泥塑神像的传统却没能够延续下去，到了后来的夏商周一直到秦汉两代，我国都没有再出现这样的大型泥塑神像崇拜，而是采取了我们今天还能常常见到的“木主”的形式。我国现今遗存的很多高大的泥塑神像、泥塑历史人物像，都是在东汉时期由于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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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主，也称神位、牌位。是我国古代祭祀神灵、祖先和古代圣贤的主要方式。顾名思义，最早的牌位是用木头制成的，上面书写受祭祀者的称号、名讳等主要信息，如果同时出现其他的木主，木主的排列必须严格遵循尊卑次序。直到今天，我国民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仍在使用这种方式。那种有具体人物形象的偶像崇拜方式是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才出现的，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祭祀文化，儒家和道教都因此创立了自己的偶像崇拜系统。
除了这些圆雕类的泥塑和陶塑作品，还有一些贴塑形象和仿生陶器也很有研究价值。贴塑就是事先捏制好某些人物、动物或其他形式的部件，再根据需要粘贴在陶器的不同位置，然后入窑烧制而成。贴塑部分有的有实际用途，如盖纽、底足或者水器、酒器的柄、流（嘴、口）等，有的是图腾崇拜的符号，还有很多仅仅起到装饰的作用，当然，这种装饰作用与部落的图腾信仰往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晚期的著名的鸮形陶鼎、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200年左右）晚期遗址的猪形陶鬶、江苏吴江梅堰良渚文化（距今5000—3700年左右）遗址出土的水鸟形陶壶等，都是实用与美观紧密结合的原始陶器工艺品的优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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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6000－4000年左右。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分为四个先后相继承的不同类型：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或称半坡晚期类型）。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考古发现的小型的泥塑和陶塑实物，如猪、羊、狗、猴子等，起初的用途可能祭祀和陪葬之用，但是，生动可爱的造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没有原始先民用来自娱自乐的功能，尤其是对儿童来说，这些泥塑或陶塑动物可能是他们爱不释手的玩具。当然，大人们还有可能利用这些玩具培养孩子对身边动物和家禽的兴趣和了解，甚至有些还有避邪祈福的意图。
第二节秦汉泥塑艺术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时期，另外玉石文化和漆器也很发达，相比较而言，陶塑艺术则主要表现在陶器的贴塑部分、仿生陶器以及商代后期开始出现的陶俑上，数量和艺术水准都远远不及青铜器。直到秦兵马俑的出现，将中国古代陶塑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两汉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们生活比较富足，陶塑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在儒家“事死如事生”思想的影响下盛行厚葬，所以这个时期用于墓葬的各种陶俑大量出现，题材和内容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除了大型的仪仗俑外，反映乐舞、家禽、楼阁、宴请等内容的陶俑非常普遍，形象鲜活生动，艺术感染力很强。
一、壮观写实的秦兵马俑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则反映出东周时我国泥塑艺术达到了惊人的写实能力和工艺技巧。兵马俑多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很多人以为秦始皇兵马俑本来就是没有彩绘的，而其实在当年都是有华丽的彩绘的。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残留着鲜艳的色彩，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迅速氧化，很快就消尽殆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这些军官和士兵在脸型、表情、年龄、身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甚至连马匹的处理都注意了彼此之间的区别，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似乎仍然随时准备随主人出征。秦国工匠用令人惊叹的写实主义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栩栩如生。从而使整个兵马俑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嘶鸣昂首的战马塑造都不是外形上的机械模仿，而是着力再现了它们内在的灵魂、风骨和精神，成功再现了两千年前的秦军那“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和真实感人的现实生命力。
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恢宏的阵容。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目光如炬，好像是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敢死队；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乎常人的勇气；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意气风发，有的低首若有所思。
二、生动活泼的汉代陶俑
作为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俑像，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与秦代兵马俑相比，汉代俑像则表现为更为平和的心态，反映包括兵马仪仗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生动鲜活的人物鸟禽走兽，形象更生动活泼。
西汉早期俑像性质和秦代兵马俑相似，多是用军阵来送葬的模拟物，但在规格上要比秦俑小得多，而且也不像兵马俑那样刻意追求人体比例和结构特征，而是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和财富、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用来在另一个世界守卫皇帝和他的江山。汉代陶俑表达了一种富足、幸福的精神状态。沿袭秦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主要是用整齐的阵列向人们展示为死者送葬的森严军阵，但人物表情疏驰，面带微笑，这种微笑的形式比较雷同，与古希腊雕塑“古风的微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反映出当时的艺术家对于表情的塑造能力还不是很成熟。除此之外也有彩绘女侍俑，模制烧成陶后敷涂色彩，轮廓线条流畅优美，艺术造诣超过了军阵仪仗类的陶俑，富有生活情趣。渐至东汉，这种侍仆舞乐俑成为主流，兵马俑不再出现。造型对象转为舞女、侍仆、农夫和市井人物等。汉代在造型上不追求写实，更注重精神韵味的再现，但与秦代相比，汉代塑造的陶俑形象更为生活化，充满趣味，艺术风格更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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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的微笑。公元前7—前6世纪古希腊古风时期，雕刻技术尚未成熟，风格上仿效埃及艺术，人物处于正面直立的状态，无论男女像，在表情上都带有难以揣测的僵硬的微笑，历史上称为“古风的微笑”。
汉代厚葬风气的盛行使得这个时期的许多墓室不但拥有复杂的结构、精美的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及砖雕等，还出现了丰富的陪葬品，大量陶制的人物俑和动物、飞禽、楼阁、车马等等是主要内容和时代特色，它们同墓葬的其他因素一起，营造出模拟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空间，让墓主人在死后仍然能够“享受”生前的种种荣华富贵。其中人物俑尤为生动精美。例如深受赞誉的是东汉的说唱俑，真实地刻画了说唱者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神情极富戏剧性，是汉代难得的一件写实主义杰作。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的俑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朴拙的风格，奔放的气势构成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汉代俑像种类很多，除了陶俑外，还有铜俑，玉俑，石俑，木俑等。
三、泥塑艺术与东汉偶像崇拜的兴起
佛教，又称“像教”，在印度产生之后，虽然至迟在汉明帝时就传入了中国，但起初也没有具体的偶像崇拜，而是在大约公元一世纪（东汉和帝时）之后，因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在印度犍陀罗建筑艺术中才开始出现佛像雕刻。佛像雕刻传入中国的时间则更晚，直到东汉桓帝时似乎还没有出现，“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依然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木主”的礼仪对佛祖和老子进行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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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犍陀罗艺术，南亚次大陆西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佛教艺术。形成于公元1世纪，5世纪后衰微。犍陀罗地区原为次大陆古代十六列国之一。孔雀王朝时传入佛教，1世纪时成为贵霜帝国中心地区，文化艺术很兴盛。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时期的佛教艺术而言。因其地处於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的枢纽，又受希腊、大夏等长期统治，希腊文化影响较大。它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犍陀罗艺术形对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