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迁徙海外
“宁波帮”商人有三次移居海外的高潮：
第一次是在明代嘉靖年间，宁波一带商民竞趋海利，从事走私贸易，后来双屿、烈港、岑港等贸易港口相继被明政府派兵摧毁。这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一部分转为经营国内商业，另一部分则流落海外经商。
第二次是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也有一批宁波商人移居海外经商。
《定海县志》载：“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逐年侨外人数，几达十万。”
第三次宁波商人大规模迁徙海外，则是20世纪40年代。海外“宁波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并在世界各地组成“同乡会所”，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二、“宁波帮”参与的政治、社会活动
（一）与外国殖民势力的斗争
1.与法国殖民者的斗争
地处上海的“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1863年划入法租界内。1874年5月，法国殖民者为霸占四明公所产地，制造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经过旅沪宁波人的坚决斗争，历时4年，终以宁波人胜利而告终。1898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打着建造学校、医院的幌子，照会上海道台，要求扩大包括四明公所在内的租界属地，并命令四明公所在一个月内全部搬迁。7月1日，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召开董事会，决定坚决抵制法租界公董局的“勒令”，同时委托严信厚、叶澄衷二人为代表，走访上海道台衙门，要求清政府出面调停。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懦弱退让，助长了殖民者的贪欲，法国领事白藻泰反而于7月15日向上海道台发出最后通牒，责令四明公所交出产权。7月16日凌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侦察”号上的8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手持军械，与法租界巡捕一起强行拆除四明公所的三段围墙，并将看管公所的工人和投宿的1000多个宁波人赶出公所。愤怒的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搏斗，丧心病狂的法国强盗竟肆无忌惮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多人。7月17日晨，法租界公董局向租界内增加兵力，用高压水龙向聚集在十六铺小东门一带的示威群众喷射，海军陆战队、法国巡捕向人群射击，停泊在黄浦江的法舰也用散弹炮连续轰击。是日，群众死伤30余人，被捕10余人。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面对法国殖民者制造的惨案，旅沪甬人不但没有被吓倒，他们吸取20年前血案的教训，一方面“在洋行工作的宁波人全部罢职、罢工，轮船运输陷于停顿”，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商会董事带头关闭自己的商号、钱庄和工厂，积极参与罢工、罢市的斗争；另一方面，公推虞洽卿与沈洪赉负责联络和谈判工作。7月19日，虞洽卿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去谈判，要求法国殖民者必须立即退还四明公所。虞洽卿拿出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签订的协议书，明确指出：“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营，免其迁移。凡家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馆公董局令巡捕等随时照料，以全善举而敦和好。”但法方却避而不谈归还四明公所之事。谈判失败后，宁波同乡会愤怒谴责法租界当局和殖民者的暴行，号召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罢工、罢市的行列中来。虞洽卿对工人说：
“我们工商界给你们撑腰，罢工期间所失工钱我们加倍补偿。”同时还组织了一次由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为代表的工商巨子参加的全市各界大游行。7月20日，广东同乡会等旅沪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先后上街示威游行，形成了一支30万人的示威大军。这是上海开埠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
面对上海市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法国人被迫再次同意谈判。7月24日由上海知县黄承宣出面，会同叶澄衷、严信厚、虞洽卿3人，到法驻沪领事馆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约定：
（1）法方对四明公所停止军事行动；
（2）华方由知县布告市民照常开市；
（3）善后工作及具作方案，待江苏藩司来沪后再行处理。
8月10日，上海道台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就四明公所一案签订了协定：
（1）四明公所之地，仍归甬人，但此后不得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2）华方毙伤等人援引同治十三年成例，由法方酌情予以抚恤；（3）将八仙桥西首空地划归法国租界，起造医院、学校。
这场斗争尽管最后仍让法国殖民者达到了扩张目的，但毕竟也迫使法租界当局放弃了侵占四明公所的计划。
对这场斗争中“宁波帮”所起的作用，《虞洽卿先生略史及五十年大事记》这样记载：“先生追随严（信厚）、叶（澄衷）、沈（仲礼）诸公之后，奔走其间，多所建议，而抗身犯难之沈洪贲得有后援。”在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中，宁波籍工人的领导者是沈洪赉，上层出面调停的是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而直接奔走的是虞洽卿。
2.与沙俄殖民者的斗争
1903年冬天，沙俄巡洋舰“阿思科尔”号逃至上海港寻求保护，中国政府在收缴了它的兵械，经上海道台袁树勋和俄国领事商订管辖俄兵办法四条后，允许其在沪逗留。但俄国败兵却在租界内结队游行，制造事端。12月15日午后，该舰士兵特兰提·亚齐夫与另一俄兵在南京路外滩坐人力车，不但不付车资，反而执斧行凶，将过路行人、在上海做木工的宁波人周生有劈死。华捕将凶手拘捕，但巡捕房却把凶手解至俄领事署，结果由俄领事将他释放回舰。侵略者草菅人命，激起上海市民的公愤。在群众的压力下，上海道台和俄领事进行交涉。俄国领事却存心庇护罪犯，借口无权处理此事，要把此案移交北京公使办理。
在此案中，宁波同乡会先是以“四明同人”名义发表启事，号召大家前往俄国领事署“观审”以防偏袒凶手。12月28日，宁波商人又致电外务部，要求“迅速照会俄使，勒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扩而免意外”。上海商务总会也举行演说会，并在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行凶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警告全国同胞》、《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罢工。
1904年1月14日，在沪各省商董于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聚会，要求交出凶犯。然而，俄国领事仍拒不答复。对于这种蛮横态度，群众更加激愤，酝酿成立民命互保会，富者为马队，贫者为步队，每省成立马队一万，步队二万，人人执干戈，专为被外人戕害的华人申冤，以互保求自保。连上海道台袁树勋也不得不惊呼：“在沪甬人不下二三十万人，激于公愤，势甚汹汹。”
3.与美国殖民者的斗争
1905年，在国内掀起了一个为抗议美国殖民者迫害华工而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
开始，“宁波帮”的一些头面人物、身任上海总商会总理的严信厚和坐办周晋镳等人，对此忧心忡忡：“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当商会致电外务部，推定领衔人时，严信厚既不领衔，之后也无积极表示，当日发电21商埠倡议抵制者中，就没有宁波。有人为此点名质问说：“表表众望所望”的严信厚、周晋镳、李云书，只需向宁波发“一纸书”，岂能“有不云和响应者乎”？尤其是在5月10日商会提出“相戒不用美货”的口号后，许多经营美货的宁波巨商竟趁等待美商改约两个月的限期，格外加订美货，“有定至明年十月者”，甚至还有署名“四明市隐”者公然提议：“期前已定已买……须准其销售，随时出清。”
当然，此后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斗争推动下，“宁波帮”巨商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1905年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给予美方改约的两月期限已至，但美方始终没有动静。当天下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讨论实施抵制美货，在激烈争论中，“宁波帮”坐办周晋镳明确宣布了“不定美货”的办法，各业领袖“自愿签名允认”。率先签名的有宁波商人火油业丁钦斋，洋厂五金业朱葆三、丁钦斋，洋布业苏葆笙，约占签名总数11人次的30％。签名以后，“拍手之声，如雷震动”，一致议决：会后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通电全国35个商埠，宣告抵制美货运动正式开始。会后，“宁波帮”的部分代表及四明同乡会等团体还举行了抵制美货的集会。
4.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
20世纪初，清政府“借债筑路”，与英商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订立了一份苏杭甬草约合同，粗暴干涉江浙两省绅民自办铁路的活动，激起江浙两省绅民的强烈反抗。在这场争夺苏杭甬铁路主权的斗争中，上海商务总会始终旗帜鲜明，态度积极。在上海商务总会占有要职的宁波商帮，不再像抵制美货期间那样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是积极投身其中。
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镇海人李云书，他本身是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在争取商办铁路、反对清政府以“借款筑路”为名出卖主权的斗争中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907年11月，他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发出一份给外务部的复电，详细陈述苏杭铁路收回自办的斗争经过和农工商部批准在案的确凿事实，然后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若是“怵于列强，而上下暌隔，徒令彼族收渔人之利益，恐不逞者藉口生事，则大局去矣。自闻借款之耗，两月以来，无论江浙，无论股东，骇汗奔走，人人疑谕旨奏案旦夕无效，即旅沪各国之人亦罔不惊异，市面恐慌……凡营实业，人各自危，海外华侨，函电驰话，不审今年之关，沪市作何景象”？并告以江浙两省绅民。
朱葆三在收回权利活动中也做了一定努力。在上海工作的宁波人则表示：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拒款的建议，则“全体罢工”。清政府对此十分害怕。两江总督端方在向清廷的奏章中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
（二）“宁波帮”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宁波帮”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宁波帮”对辛亥革命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
20世纪初，赵家藩、赵家艺兄弟在留日期间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从此追随其后。他们一边留学，一边经商，并且以经营所得利润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5年，赵氏兄弟加入同盟会。1907年以后，孙中山发动6次反清起义，但均遭失败，尤其在资金方面极端困难。赵家藩、赵家艺得知后，把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按时值大大贬价出卖，所得现款即交孙中山”。
吴锦堂在日本侨居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资金，而且把自己的私邸供同盟会神户支部做机关之用。在“锦堂师院”原址上的“慈溪教师进修学院”院史资料认为：慈溪有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一是吴锦堂——孙中山就居住在他日本的家宅中谋划了辛亥革命；二是虞洽卿——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而扶持蒋介石上台执政。
有资料证明，在辛亥革命前，“宁波帮”的主要人物如虞洽卿、李薇庄、李征五、李云书、朱葆三、周晋镳、沈仲礼等人，已与革命党人发生了联系，李征五、李薇庄与陈英士经常在一起工作，李征五、李薇庄还加入了同盟会。这些人为上海光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据李征五的侄子李祖范回忆说，辛亥革命时，李征五与黎天才联系，带了黎的一部分军队参加革命。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
而虞洽卿等宁波商人组织万国商团，后参加全国商团联合会，虞洽卿为名誉会长，参加了上海光复的整个战斗。
朱葆三、虞洽卿特地把宁商总会所在地作为同盟会秘密会议场所，并向香港当局注册，领得“特别照会”，使租界当局无权进行搜查，以保证安全。朱葆三在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时也做了一定工作。
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后，江督下令出兵镇压。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得消息后，即刻把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秘密提供给革命党人。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宁波帮”也很活跃：朱葆三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虞洽卿为外交部副部长兼闸北民政长。
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以及李平书、王一亭等，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向准备北伐的海陆各军致敬。
李征五还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并“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
方樵苓也组织“军事募捐团”以募集起义经费。
“宁波帮”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财政支持方面，“上海军政府成立后，面临最为棘手的难题，是财政困难。为筹措革命经费，上海商会中‘宁波帮’尽心竭力支持。由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成银行和由‘宁波帮’作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当权者的四明银行，都曾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上海起义之主动者、光复前后……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