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在天津设有分公司，经理为美商美丰洋行买办李正卿。朱葆三等人的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天津老顺记五金号代理，经营火险。1918年，“宁波帮”商人创设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在天津设立分公司。1941年，丰盛保险公司在天津设立分公司。1915年，李正卿的侄儿李炳尧从宁波来到天津，先后在美商美丰，德商兴隆、天利，比利时商良济，英商英瑞，瑞士商华嘉等洋行由职员而后充当买办达30余年，同时兼任三北轮埠公司职员，并自己经营天利轮埠行10余年。
“宁波帮”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是光绪年间由严筱舫、严蕉铭、王铭隗等发起扩充的浙江会馆（原浙江乡贤祠）。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但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帮”掌握，成员主要是“宁波帮”商人。张友堂、严筱舫、严蕉铭、王铭隗等人还兴建天津浙江义园，占地50余亩，建房数十间，供宁波同乡死亡后盛殓停柩之用。1900年，从事西服业的“宁波帮”商人组织成立天津县洋服商同业公会；1933年7月筹备成立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华安等9家保险公司为第一批会员；次年3月，以屠培成为经理、张章翔为副经理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也加入公会。1934年10月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召开成立大会，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副经理张章翔（宁波人，1937年升经理）被选为常务理事，后又被选为会长。
1942年8月，日本企图对我国华北保险业务实行统制，组织一个五人代表团来天津要求华商保险公司以“中日亲善”为重，一律改为日商保险公司的代理店。以张章翔为会长的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坚决抵制，使日方统制整个华北保险业的阴谋终未得逞。
（三）汉口、沙市
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汉口，是“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的商业都市。“宁波帮”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货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业、洋油业、五金业和银行业，并有不少宁波商人充任洋行买办。
汉口的水产海味业和银楼首饰业，大半为“宁波帮”所垄断。“宁波帮”海味商号往往兼营糖业，长江的夹板船航运业也都由“宁波帮”商人经营。这些夹板船运往汉口贩卖的主要是棉纱、棉布、绸缎、海味，从汉口运出的主要是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芒麻、棉、米。镇海人阮文衷以经营南北杂粮贩运业起家，1915年去汉口创设蛋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品远销欧洲，获利甚丰，后又在武昌、河南、山东、安徽等地遍设分厂，数年间积资逾百万，号称“蛋业大王”。
甬商创办设于汉口的浙江老宝华银楼，主要经营金银加工，尤以条锭、叶金最为著名，也精制时尚金银首饰和各式勋章，还独家经销宁波费春茂各种金箔，以及收购各种黄金。鄞县人贝仁元长期在汉口经商，曾任汉口宝成银楼经埋并担任多届宁波旅汉同乡会理事。
作为汉口“宁波帮”商人重要活动场所的浙宁公所，创建于1780年，1909年改名宁波会馆。1893年设立的汉口四明公所有房舍多间，并设有祭祖拜堂，1904年又增置义地。1908年，汉口宁波籍买办王柏年、欧阳会昌、蒋佩林等创立汉口华商总会，作为“宁波帮”买办商人的聚会场所。
1924年，汉口的宁波工商业者设立宁波旅汉同乡会，1938年受战事影响，会务停顿。1946年2月宁波旅汉同乡会成立复会委员会，推举康辛潮（主任委员）、叶启章、屠企伯、范厚甫、周赞卿等35人为委员，处理复会有关事宜，年底同乡会恢复活动。1918年汉口总商会所列的各帮会员名册中，有宁波成衣帮、典当帮、老银楼帮、新银楼帮、杂粮帮、药材帮。另外，在汉口杂粮业中，有一种叫汉帮志成堂的组织，是专做汉口及长江上游米货生意的商人的一种行会组织，主持者多为宁波商人，如元芋号、永昌元号、恒兴仁号、成泰义号，还组织有杂粮茶会。
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有不少是“宁波帮”商人。镇海人宋炜臣1897年到汉口与镇海籍巨商叶澄衷合资创办夑昌火柴第二厂，1906年又创办华胜军装总公司，为汉口规模最大的军装经销公司。同年，宋氏还着手创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筹建电灯和自来水工程。3年后，电灯工程、自来水工程告成。此举大大改善了汉口居民的照明和饮水条件，身为这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宋炜臣由此一跃成为“汉口头号商人”，并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
在汉口商务总会的议董中，“宁波帮”商人占有不少席位。首届总理是鄞县人卢鸿沧，第二届协理是镇海人汪炳生，第九届副会长是镇海人郑似松（汉口太和杂粮行经理）、鄞县人蔡永基（汉口华昌洋行经理）、镇海人盛竹书（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史晋生（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沈宾笙（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王柏年（汉口美最时洋行华经理）。慈溪人秦楔卿、赵典之、郑夑卿，都曾任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或会董，不少人连任数届。
“宁波帮”商人在汉口的“业绩”为时政当局所器重，如：卢鸿沧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以处事有方为盛宣怀器重，保荐他主理清政府船政，并任中国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汪炳生早年刻苦勤奋，攻读英语，留心洋务，张之洞见他精明干练，聘他为汉阳铁政局承办员，日商大吸、日清公司，三井、日信洋行先后聘他为经理、买办，借以拓展航业和商务，清朝廷授予其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镇海人盛竹书，1907年应旅居汉口甬人邀请赴汉任浙宁公所总董，1908年被推举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次年又被推举为协理，改选时再被推举为总理，191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12年与宋炜臣、王一亭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推举为第一、二届审查长。镇海人史晋生，早年在叶澄衷创办的上海顺记五金号任职，1897年调任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并任叟昌火柴厂监察人。不久，张之洞委任他为汉口商务局总董，1907年汉口商务局改为商务总会时被推举任总理职但不就，1912年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副行长兼营业科长，1914年在汉口开办宁绍商轮公司汉口分公司，同年就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23年代理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职。其子史祖培，1916年去汉口独资创办宁波英文夜校，后继承其父宁绍商轮公司汉口分公司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之职，为汉口四明公所董事，并任多届宁波旅汉同乡会理事。
沙市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是湖北省粮棉土产集散地和工业品的重要转口市场，人称“小汉口”。清末民初，在沙市的宁波籍商人渐多，虞洽卿经营的三北轮埠公司有三北、鸿源、鸿亨、鸿利、鸿真5艘轮船定期航经沙市，1919年还在沙市兴建三北码头。
“宁波帮”在沙市最大的生意是经营银楼业，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风、老万年等银楼都是沙市的名店。沙市煤油业更为“宁波帮”商人所垄断，美孚煤油公司的慎大、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姓记、德士古煤油公司的明德，这3家煤油代销店的经理全是宁波人。1936年，慎大经理许惟山开设联大、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棉纱、匹头、杂粮，并做黄金生意，还开设大昌肥皂厂、松大烟公司，经销三七牌、三五牌香烟。
沙市一度盛行宁波家具，这些家具制作精细，豪门巨富竞相选购。“宁波帮”中不少人则就地开设作坊，售卖宁式家具。另外，“宁波帮”商人在沙市还经营海味业，宁波人开设的德慎昌、同春和、天福等，都是沙市海味名店。
（四）北京
明末清初，宁波商帮药材业和成衣业商人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从事经营活动。鸦片战争后，北京成衣业商人的势力进一步壮大。1890年，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73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宁波商帮银号商人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1917年，“宁波帮”商人创立宁波旅平同乡会，据1936年统计，会员为786人。
康熙年间，“宁波帮”商人在北京开设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大恒”银号。同治、光绪年间，凡官府往来存款，富户显宦放款，多依“四大恒”为泰山之靠。此外，“宁波帮”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隗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有分号。
慈溪人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创办同仁堂药室。《乐氏宗谱》称乐显扬“诰封登仕郎太医院吏目，晋封文林郎，赐中宪大夫”。康熙二十七年（1688）乐显扬子乐风鸣继承祖业，于康熙四十年（1701）开设同仁堂药铺。
雍正元年（1723），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自此，同仁堂以其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执中药业之牛耳，垄断中药市场200余年。从乾隆十八年（1753）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同仁堂一度衰落。1844年后，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重振祖业。乐平泉与官府广有交往，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及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府，无不往来密切。为了便于出入官府，他捐了个四品衔候补道，后又捐了个二品典封，形同督府大员。乐平泉还于1867年设立同仁堂普善水会，因救灭皇宫贞度门之火有功，被赐封“小白龙”。
（五）重庆
重庆为川东重镇，是西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政治中心。1773年，旅居重庆的宁波、杭州、湖州、绍兴四府人士在重庆创立四府敦义庄。1920年穆康照、夏渔笙、刘善卿等发起在重庆创设四明旅渝同乡会，1928年后改名为宁波旅渝同乡会，至1930年统计有会员1053人。抗战期间，在渝“宁波帮”商人大增，1939年1月宁波旅渝同乡会经重庆市国民党党部重新立案，并组成宁波旅渝同乡会福利委员会，下设医务、救济、慈善、法律、介绍、娱乐共六个小组，1943年第四次修订章程。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为“陪都”，“宁波帮”商人在渝经商者剧增。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企业大王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将日军占领下的刘氏企业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设备成功地装箱运往越南海防，再转运重庆，在重庆继续开工生产。1937年11月，镇海人余名钰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大鑫钢铁厂辗转经武汉迁至重庆，与民生公司合组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此为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军火、机械。定海人杨济川、叶友才创办的华生电器制造厂辗转内迁汉口、重庆，于1938年开设重庆华生电器厂，承制兵工厂定制军需物品和生产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电表等电器产品。定海人叶友才、周锦水合资创办的华成电器厂也内迁汉口、衡阳，最后迁到重庆。1939年2月，刘鸿生以大中华火柴厂旗下的九江裕生火柴厂内迁的原料80多吨与重庆华业火柴厂合资重组华业和记火柴公司，为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火柴生产厂家。同年5月，刘氏又与董志卿、陶桂林等将原永安电磁厂改组为永安电磁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各种高低压电器用品、各式电报电话通讯器材。刘氏还是四川水泥厂董事，重庆的四川水泥厂筹建时，曾去上海参观刘氏所办的上海龙华水泥厂。1939年，“宁波帮”商人周佩箴、林圣凯、刘世伟等在重庆民族路创办西南国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运销国货业务，调剂战时内地市场供求。
“宁波帮”商人在重庆开设多家银楼，如店址在重庆中正路130号的重庆汉杨庆和银楼（慈溪人王春纬与黄四海、陈祖贤、董永甫等人合资创办），店址在重庆民权路26号的重庆老同震银楼（1939年由宁波人郑崧皋、郑红祈、马兴化、陈振全等人创办），店址在重庆林森路44号的重庆庆福星银楼（1942年由镇海人周立言、潘述年等创办），店址在重庆林森路70号的重庆宝盛银楼（原业主为盛楚肪，1943年由宁波人方允文接盘开业）等。任四明银行总经理的慈溪人吴启鼎（旅日“宁波帮”巨商吴锦堂的侄儿），1940年去重庆设立四明银行分支机构。1943年，沙市老天宝银楼业主童家椿从重庆到万县，开设万县老天宝银楼。乘中央银行解除私营黄金禁令之机，1945年该店购进相当于360两黄金的储蓄券，至1949年资产达1000两黄金。
虞洽卿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春秘密登轮南下香港，途经缅甸、昆明到达重庆，与王晓籁、朱联馥合伙创办三民贸易公司；后又到昆明，通过龙云与缪云台合资创办三北运输公司，1942年向财政部借贷外汇另购道奇卡车120辆，从仰光抢运国内急需的汽车零件和五金器材等物资，并嘱三子虞顺慰在重庆组建川光公司。
宁波人王仁慈等开设的重庆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抗战期间作为亨得利总店，设于民族路15号，又设分号于民权路。重庆亨达利钟表店原为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分号，抗战期间也作为亨达利总店，店址在重庆民权路，并在民族路设分店。此外，重庆大西洋钟表眼镜行原为上海大西洋钟表眼镜行的联号，抗战期间以重庆店为总行，设在民族路192号，又在民权路设分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