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勇
中国大学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虽然可以从影响大学的外部力量中找到许多例证来为大学辩护，但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学的自觉性沦丧了。在阿什比看来，来自政治和市场的力量对大学的影响并不一定大于大学自身学术的力量，这三种力量构成比例的不同，以及其相互作用时各自力量大小变化的速率，决定着大学发展方向及大学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此看来，大学保持高度的自觉并利用学术的力量是可以抵御与消解外部负面影响的。
一、什么是大学的自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客观过程，同时社会规律又是在人的自觉活动中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可以把人的“自觉”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相对于自然界的盲目性和本能而言，人类的活动是一个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自觉性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这里是把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看作自觉，而在与自然界的无意识活动相比较中确定“自觉”的含义。
二是相对于人类社会整体活动在规律面前的被动性、自发性而言，某些个人超越狭隘的眼光，前瞻性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并以此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努力使人的活动与历史的必然性保持一致，从而加快历史的进程。这里的“自觉”是以对规律的努力适应来确定的。
三是相对于规律的必然性、异己性而言，人们在消除了社会内在对抗性的基础上，主动认识和熟练驾驭客观规律，从而成为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主人，在“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里，就能把整个社会过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显然，这是自觉的最高表现形式，体现了主体自觉的能动作用。
据此，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子系统，它反映的是一类人的活动。这一类人的活动的自觉也即大学的自觉，其含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活动是有人类远大目的的活动，并围绕着目的有计划有意识地展开；二是认识并把握高等教育的规律，包括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也即高等教育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互相影响的规律；三是对社会产生能动的作用，并预见到活动的结果，包括不仅能预见大学行为的直接的近期的后果，而且能预见行为的间接的长期后果。
与自觉性对应的是自发性，也即人们没有认识和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活动。自觉性与自发性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能意识到行为的长远的社会后果。恩格斯曾指出：
自发性的目的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步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大学的自发性表现在放弃了自身目的对社会与市场无原则的简单迎合，导致了官本位、急功近利、市侩媚俗等倾向。
大学自发性的泛滥、自觉性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学对自身目的性的迷失与对学术性的漠视而造成的。
什么是大学自身的目的？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十分关注高等教育变迁的精神动力与思想基础问题，他从哲学的高度，对高等教育存在的目的性基础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基础说”[4]：认识论基础、政治论基础、实用主义基础。在这三个基础中，政治论体现了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意志、为社会服务；实用主义的目的是指大学追逐满足市场需求，市场的需要成为大学的向导；认识论的要义在于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知识的逻辑是大学活动要遵循的原则。而以此为分野，产生了不同的关于高等教育的价值选择趋向，从而形成了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两大主流高等教育哲学流派。
事实上，这二者并非是完全割裂的，是可以对立统一的。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在于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工具主义的价值选择，偏离了大学存在的本真意义，在追求实现大学的政府意志和市场需求之外，放弃了大学应该有的自身目的：知识的目的、真理的目的。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崇尚应是大学的终极目标。如维布伦（1918）所言：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与它可能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毫不相关[4]。
学术性是大学组织存在的价值依据，也是大学区别于政府机关、商业组织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所在。在历史上，第一个对现代大学的学术目的、性质和秩序给出理念层次上规定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nuel Kant，1724-1804）。康德至少在1793年就开始关注大学学部的现实冲突。1798年，康德出版了其最后一部著作《学部冲突》。康德认为：大学是由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劳动分工而从事学术大生产的组织。简言之，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learned community）。然而，在康德时代的普鲁士大学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却难以发挥正常功能，因为在那里不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而《学部冲突》就是为探讨冲突的深刻原因而写作和结集出版的，它旨在解决冲突，建立合乎历史进步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大学，这在教育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第一个将康德之大学理念应用于实践的当属洪堡。1809年1月，洪堡（Humboldt，1767-1835）受命出任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认为，“高等学校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无穷无尽的任务——它们从事一个不停的探究过程。”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里的科学是纯科学，即哲学。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所谓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这双重任务的完成就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因而大学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而非狭义的教育机构。洪堡认为，“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大学应“唯科学是重”，大学的核心是发现知识[5]。
洪堡将大学的学术性强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威斯康星理念的成功为现代大学注入了活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自觉性的坚守集中表现为对大学自身目的性的执著与对学术性的维护。
自觉的大学是自省的，自省的大学能在纷扰的现实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追求，认清自身的定位与使命，常常反思自身的活动是否偏离了价值与能力，是否违背了学术良心，是否忘却了肩负的社会责任。
自觉的大学是自尊的，自尊的大学是忠诚于学术、服膺于真理的，不献媚于权势，不随波于世俗，不逐流于市场，捍卫大学应有的学术尊严。
自觉的大学是自律的，自律的大学恪守学术的良心，保持学术自由的限度，不出卖学术而寻租于权力与金钱，对学术行为具有规范的约束力和道德的感召力。
自觉的大学是自强的，自强的大学在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的三方博弈中，以自身的学术卓越赢得对学术权力的高度尊重，赢得自身的发展空间与外部支持，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
二、大学如何自觉
大学的自觉，关键在大学办学活动的自觉，办学自觉反映了一所学校的成熟水平，也会反映到其学术水平与社会声誉上。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自觉行动，对12年以后中国教育事业的状态作一个预见与设想，这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同样对大学办学过程而言，也应该有这种自觉。大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使命的自觉
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处理各门高深知识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知识劳动的层次化是现代大学分层的依据。博耶将学术活动划分为“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传播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四种类型。美国康乃尔大学校长帕金斯认为：“大学的本质就是有关知识的制度，知识的获得、传授和应用三者间的关系也是通过大学而加以制度化。”[6]据此，我们将知识劳动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一是知识的发现。主要是对未知世界的规律性的探究，对自然奥秘的揭示。它是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前沿，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二是知识的整合与应用。主要是对已有的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以便于传播，并进行实际的应用，使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像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是扩大知识与社会的接触点”。三是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知识传授的方式，开发人力资源，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知识的社会覆盖面。
尽管大学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知识劳动的三种层次，但是，由于大学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导致所承担的知识劳动的层次各有侧重。尤其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持续扩大，大学呈现出层次化和多样化。现代大学的层次化和多样化，一方面是由社会需求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知识劳动的分工和分层特点所决定的。对应于不同层次的知识劳动便形成了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基本结构。
因此，大学办学的首要任务是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使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学会舍弃。200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
“我们有很多的标准和目标，这些目标都很重要，但是我们的钱不够。这里没有魔术，决策需要勇气，需要与同事交流。我们遵循的最大原则是比较优势。作为校长，不坚持学校已有的优势是不负责任的。我必须对教师讲：我们有重点，否则就没有战略规划。讲这些话时我不会得到掌声，但我应该这样做。”[7]这就是大学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