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传媒具有监测社会、社会教育、娱乐休闲等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包括议程设置、舆论监督、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等治理功能。在风险社会中，传媒的治理机制有传媒吸纳、传媒评论和传媒动员三种，传媒吸纳就是通过媒介渠道，汇聚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共同对社会事务进行预解决的过程，具体包括观念吸纳、精英吸纳、组织吸纳等方式，传媒评论指传媒作为社会论坛，对社会事务、现象、问题进行真假是非判断，传媒动员则是传媒通过传播行动，对某一现象或社会事务形成社会共鸣、社会认同或整体归属感，从而具有舆论动员、促进社会行动的过程。其中，网络媒体的发展促进了行政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型塑了公共行政的理念，有利于产生新的政府治理形式（如服务行政、虚拟行政、大众行政）。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之现实与未来的关键在于新闻记者的专业文化生成，如重视传媒的对立角色，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能动性（即民间、知识分子与NGO的活跃）及传媒市场化的基本平台。
大众传播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存在“负功能”。有学者指出，大众传播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同时，往往会对乡村治理起消极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除大众传媒外，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也是治理的重要方面。在中国这一政治系统内部正在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着政治主体之间的接触、谈判、交易、博弈等过程，这些形成农村基层政治中的政治沟通，并借此途径最终实现农村基层政治的现实功能与体制创新。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在当今社会，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信息缺失现象，这是由于农村受众的“位移”，农村意见领袖的“缺位”，媒体功能的“缺席”以及政府的层次性等。
我国乡村治理中传播形式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50年代以合作化运动为始的人民公社治理体系、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始的“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等两次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的传播通道类型分为四种类型。A类是制度化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会议系统就可以归于这一类；B类是制度化非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文件系统可归于此类；C类是非制度化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基层干部对于农民的人际传播可归于此类；D类是非制度化非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大众传媒可归于此类。
在合作化运动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主要是“会议—文件”系统，即制度化压力型的传播通道，当时的政治信息一般是通过“会议—文件”系统传达到各级党委政府，到达基层政府后，再由基层干部、工作队以及村中的积极分子通过群众大会和社员会议向群众宣传和动员。群众大会这一传播通道，本身可以产生一种压力氛围，给予了农民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受众对于传播信息的接收。而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建设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多是非制度化非压力型的传播通道，传播效率较低，传播效果也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虽然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的政治传播通道仍然是制度化的会议—文件系统，但对于农民的传播通道却主要是村干部对农民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这样的传播通道是非制度化的，弱指向性的，是非压力型的传播通道。其中，文件政治是当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新视角，文件政治研究方法是国家视角的回归，而国家在当代乡村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它有着天然的关注国家宏观政治的特点。文件政治角度研究乡村治理可以采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政治过程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方法和符号象征方法。
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资源的治理角度，还应从信息化的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作出新的探索。现阶段电子信息方式下的乡村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在对策的选择上应立足于我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信息社会的特性，树立以“治理”为核心、以“电子”为手段的思想，统筹规划，循序渐进，构建一个现代的、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治理架构，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乡村人际传播研究
乡村纠纷和村民上访是乡村治理中需要面对的两类重要事件，这里涉及大量的乡村人际传播实践。
乡村中村民与村民之间常常发生纠纷，这时候传播是如何发生的呢？乡民们在纠纷中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处理。所讲的理不是一种贯穿如一、相对清晰的单一之理，而是一个“嵌入”在社会、文化、国家之中的非常复杂的理性综合体。该综合体表现为众多方面，所以或依凭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在乡村纠纷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因此从实质意义说，乡民纠纷行为的理性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究竟表现在哪个或哪些方面的问题，乡村纠纷中的冲突往往是纠纷双方的不同理性思路的冲突，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迁更是加剧了这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理性思路最终是以事理而不是法理的形式展开的，这种逻辑直接影响到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内在要求与最终表达结果。这样便使得乡民们的公平正义观念呈现出了一种既朴素、又异样同时也复杂的景观。
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发生的人际传播。有学者指出，基层政权、精英和农民相互间的互动行为很有特色，比如自上而下的“擂”与“媒”，自下而上的“示弱”和“行蛮”。“青皮手”可以用来概括村干部在生活中的角色，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他们运用了“跟从、借重、应对、平衡”等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们通过“闲话”与乡村精英开展博弈，乃至实施舆论监督。闲话作为一种话语，它具有转化能力，可以将日常生活事件转化为道德事件。正是遍布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闲话，将生活中发生的细小事件转化为一个个道德性的评审事件，让村庄成员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人，这使得闲话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同时，闲话还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形式，正是通过闲话的沟通作用，村庄内部的成员才构成一种真正的熟人关系即道德性的共同体，该群体的团结凝聚需要闲话的动态存在。
一旦与基层政府发生矛盾无法解决，一些农民通过上访达成目的。农民在上访中，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手段以保证上访的成功。例如，大打感情牌，向媒体或上级领导争取同情；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争取话语权；专逮乡镇干部的软肋，并诉诸公众；采取“吵”、“缠”、“闹”三字方针，等等。在“吵”、“缠”、“闹”的过程中，上访群众一般采取六个步骤：（1）炒作“上访”本身，以“要上访”相“威胁”；（2）小题大做，扩大事实真相；（3）扩大声势，引起轰动效应；（4）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5）期盼上级下乡调查，打破地方信息壁垒；（6）越级上访，引起上级领导重视。对乡镇政府来说，也会采用各种策略予以应对。对于农民的一般上访往往采用“推”和“拖”的策略。对于农民的“闹访”和“缠访”，尤其是得到更高层次政府的批示后，县乡两级政府会高度重视，一般会采取各种“摆平术”，采用“禁、堵、劝、哄”等各种软硬兼施措施的策略。
总结而言，当前透过传播视角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此类研究总体偏少。学者们利用主流研究范式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较多，使用传播视角研究的文章和论著较少。同时，研究中对当今农村的传播现状却缺少分析。历时态研究较多，对中国乡村治理中政治传播的历史发展做了一定的文献研究，缺少当今社会实地个案深入剖析。
二是关注较多的是“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性传播，忽略了治理过程中“社会”内部的精英对农民的传播关系。事实上，治理是一个互主体间的管理活动。在治理理论中，并非只存在着一个唯一的管理主体，而是存在着多个管理主体。政府、公民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有效地参与对涉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因此，治理不存在唯一的有效权力或权威。人类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较少地借助于国家权力机构，而是更多地运用社会自身的结构和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精英，由于增加了精英这个变量，国家—社会的传播关系和治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三是对“国家”与“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性传播研究较多，“国家”与“精英”之间的传播研究较少，同时忽略了农民的回应，这些在乡村治理中都非常重要。事实上，治理意味着社会自主管理。在现代政治所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分化与互动的过程中，社会凭借二元结构所提供的制度空间在不断地积累力量，社会权力不断增长。社会权力的增长不仅可以对抗国家权力的僭越，更重要的是，还力图实现社会自主管理和自我实现发展。这就要求国家还权于社会，由过去的国家对社会的统治走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国家与社会博弈的过程中，既有国家对社会的传播，也有社会对国家的传播，与治理双向互动性相一致，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双方的传播更多是“对话”，而不是“独白”，乡村治理的思维应当经历“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移。
四是目前传播学对于乡村治理的理论观照，存在以大众传播、信息传送来窄化传播的意涵的缺陷。对传播的理解亟须打破工具性的狭义框架，在乡村治理中，传播绝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变量，传播是乡村干群关系与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对于理解传播的观念的重要区分，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种审视传播的观点。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传播的“仪式观”，则并非指信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从仪式观的角度看，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资格”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共有”、“社群”与“沟通”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在凯瑞看来，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化的符号过程。传播的“仪式观”有助于我们看到，作为乡村治理的传播不仅是工具性的大众媒体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农民进行对话交谈、意识累积、社群认同型塑的总体过程。进而言之，这也就可以避免对于乡村传播的含义的片面理解。笔者认为，从传播学视角看乡村治理，其学术和社会关怀的重心在于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关系，不仅涉及农民的地域认同、文化认同，也需要构建农民的政治认同。
第三节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路径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在已有关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包括村庄政治变迁的个案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运用较多的分析框架。自从人民公社以来，国家在乡村的主导性力量逐渐弱化，民主机制不断完善，学者对乡村的研究表现出更多的兴趣，使得乡村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显学”。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在国家退出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从早期的草根学者开始就关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化上分析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这样可以有效地凸现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