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议题领域
除了确定什么是存在的威胁以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对诸如政府和市民社会阶层等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通过这样的探索，我们发现了安全化进程的动力，并突出了安全化行为主体在使某一特定受众接受确认指涉对象存在威胁时所遇到的问题。
2.安全化的主体我们确认了谁是安全化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政府（某个部门）、市民社会、社区或者是国际机构。这就要强调下面的问题：在安全化行为中，国家是主体吗？社会的其他部门呢？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的声音是否也在安全化的行为中表达出来了呢？将议题安全化的动机又是什么？
3.安全概念（谁的安全）
国家通常通过提出国家安全的概念来将问题安全化；非政府组织通过提出人的安全的概念将议题安全化；而国际机构则通过提出与国家安全相对的国际与全球安全概念而使议题安全化。取决于提出的安全概念，安全的指涉对象可以是国家、个体、种族群体、妇女、社区、跨国公司或者是国际社会。被强调的相关问题包括：这些行为主体之间是如何互动与合作的？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竞争？
4.过程
言语行为的运用对安全化的行为十分重要。国际和非政府行为体的言语行为也许和国内上层集团的影响一样重要。我们考查了威胁认同上的政治，并提出是言语行为制造了威胁抑或是相反的过程这一问题。我们也探索了是否有“转移”的情况，例如通过联系一种重要的被确认的威胁来定义一个新威胁。在这种考虑下，我们提出了相关的诸如下述的问题：关注言语行为足够吗？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包括像说服之类的其他方式？
5.结果Ⅰ：安全化的程度
我们通过观察一些可能的指标分析了安全化是否出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展现，这包括了资源的分配趋势、军事的介入合法性和制度化。在这里，我们也讨论了安全化的可能的阻力。相关问题例如：哪个是评估安全化行为成功与否的时间段？如何才能知道安全化成功、失败和不确定的结果（意外的结果）或是一个复杂混合的结果？
6.结果Ⅱ：威胁的影响
我们也在探寻安全化对于应对存在威胁问题的影响。提升或降低存在威胁的级别应当把诸如传染病的传播范围或者是跨国犯罪形式的数据考虑进去。我们在寻求提供既定性又定量（如果可能的话）的评估。一些相关问题是：什么是衡量减少威胁程度成功与否的时间段？如何提供一个理解关于成功、失败和不确定的结果（未预料到的结果）或是一个复杂混合的结果的标准？
7.影响安全化的条件
我们预计了会影响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诸因素。它们是：倡不同安全概念的相互作用。这需要涉及检验国家安全、综合安全和人的安全，以及它们与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过程的相关联系。
倡安全议题间的联系。这需要分析安全化行为主体如何可能将尚未被认知的安全威胁与已经被认作安全威胁的议题联系起来。倡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的角色。这个重要的因素强调突出了国家和非国家因素在促进或阻碍非传统安全成因上所扮演的角色。来自权威性主体的压力（国内的或国际的）是否会引领安全化行为是我们所考查的重点。
倡国内政治系统。国内政治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化和区分政治系统在影响安全化成功与失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我们的另一重要关注点。在此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安全化是否在传统上由军事左右国内政治的集权国家里更易成功？倡国际规范。这里探究的是国际规范对提升更广泛安全威胁概念的影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国际规范的力量是否可以引领早先被安全领域忽略的安全化问题。这个规范包括了人权保护、人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干预的思想。同时，这些也促使了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将贫困、经济欠发达和其他问题囊括到安全化中去。
主题和案例研究
本书的结构安排是围绕一系列被归入非传统安全范畴的题目与案例的研究而进行组织的，它们包括非法移民、卫生和传染病、跨国犯罪、贫困和环境问题。这些章节囊括了三个亚洲次区域（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行动。这些案例研究涵盖了概念框架所包括的领域和关注点。他们确定了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行为主体、指涉对象和相关受众，同时也涉及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过程背后所呈现出的动机。作者们也指出了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概念的本质属性。此外，安全化过程和其对存在威胁的影响也进行了仔细的检验。最后，各章节也提供了评估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政策对于处理某些议题的有效性的方法。这些内容将在下文作简要陈述。
本书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传染病的问题。在这一章中，彼得·乔克（Peter Chalk）考查了亚太地区新兴疾病的重大影响。他解释说，诸如像肺结核、疟疾、痢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在该地区非常普遍。另外，包括艾滋病和非典型肺炎等在内的高度致病机体已侵袭了这一地区。这些疾病传播的后果已经十分严重，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减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并对国内安全与国家间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乔克评论说，除了这些，亦有一些进展。安全化的地区性进程有效地发现了微生物威胁的一个侧面——它们常常被用作进攻性武器或成为恐怖分子的工具。他写道，多数亚太国家“仍把疾病——大范围的——看作未超出国家和国际安全结构的公共健康问题”。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反映了亚洲国家不干涉主权的规范原则与现存及新兴的生物制剂缺乏一种紧密联系，反映了与后“9·11”时代抢占先机的偶然事件、在很多国家的安全建设上继承的保守主义，以及受小范围关注的大多数公共健康社区的特征。他总结道：“我们仍需观察疾病是否会成功地在亚太地区被安全化。”
乔克对于“传染病安全化的失败”的分析之后是伊拉维尼尔·拉米亚（Ilavenil Ramiah）关于亚洲艾滋病传染所产生的安全威胁的研究。本章提供了全面的数据及对这一地区日益逼近的艾滋病危机程度的分析，并突出了在强调这一健康关注问题时产生的距离和鸿沟。拉米亚指出，当疾病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在亚洲却不顾大批安全化主体将艾滋病安全化的运动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作者进一步确定提升艾滋病的安全化的策略，例如劝说、谈判以及提练出成功安全化的指标。拉米亚强调，关键的一步“是必须在国家政府（启动行为体）和广大人民之间建立沟通”。作者也指出了有助于艾滋病安全化的关键行为体，它们也被动员起来执行该地区防治艾滋病传播的政策。拉米亚指出：“亚洲发展出应对艾滋病病毒的完善策略的速度对于防范未来几十年该地区潜在的疫病传播的危险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第三章重点关注了非法移民现象。在这一章中，普里扬卡·乌帕德亚雅（Priyankar Upadhyaya）用安全化框架分析了孟加拉国到印度的非法移民的困境。这些案例研究理顺了以南亚为背景的安全化模型下的非法移民现象，同时还检验了一系列促使印度将此问题列入国家安全范围的政治动机和“催化剂”。它显示了安全化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发挥效用，或者显示了在管理从孟加拉国到印度的跨国移民问题上发挥的效用。乌帕德亚雅也探索了因采用安全化解决策略而可能致使非法移民问题重回正常政治的范畴。作者认为“非法移民问题本身并不是安全化问题”，而是由“贫困所驱使的跨境追求体面生活而产生的人类问题”。在采取安全化措施用于短期政治利益的后殖民时代的亚洲，标示出去安全化过程的精确途径是十分有用的。本章 总结出的结论是，去安全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一个在哥本哈根学派的文献中并未被很好描述的方法和路径。
本书的第四章重点聚焦在贫困及环境问题上。鲍伯·哈迪威纳达（Bob Hadiwinata）讨论了印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刻欲将贫困安全化的尝试。作为对国家在危机及其后果中已经失去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的回应，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些有创意的办法以应对紧急情况，很好地超越了政府的政策。作者指出，将贫困安全化“使得非政府组织可以被宣称作为一个合法的安全机构来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被忽视的人群提供人道的安全”。这里举两个印尼的非政府组织的例子。哈迪威纳达突显了将贫困安全化是如何给哥本哈根学派以挑战的。当后者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早就存在于一国的领土上时，印尼的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有能力为自力更生和自我保护行为提供解决办法。哈迪威纳达因此呼吁：“可以定义一个超越公共政策或政府决策的紧急行动来提出一个安全化的新概念，以达到为非国家行为主体转变为合法安全机构开拓空间的目的。”
约瑟夫·庆永·廖（Joseph Chinyon GLiow）评估了第五章中所谈到的马来西亚政府运用安全化理论所提供的框架来应对国内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的问题。本章将这个问题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讨论了安全化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其涉及对于非法移民问题的研究；紧接着，述及了在马来西亚的印尼籍移民工人问题的大体情况，着重关注问题的现象和安全化；最后，“评估了在运用安全化理论解释马来西亚政府试图处理印尼非法劳工安全问题上的过程、逻辑和结果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不足”。廖庆永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将印尼非法劳工安全化背后的国内背景及环境说明了政治的考量已决定了安全化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他写道：“不但‘没有’出离政治的过程，正相反，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的问题始终牢固地确立在马来西亚的正式（与‘极端突发事件’相对）官方政治范畴之中。”反过来，他强调，这对于一直致力于区分作为“安全化理论与政治的其中一个精神侧面的”政治与安全的哥本哈根学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结果。
通过提供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来检验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被安全化和／或去安全化，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为在国际上被诸多不同国家及组织定义的安全的本质贡献一些更为深广的理解。并且在关注了亚洲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对所面临的广泛的安全挑战所做的各种分析之后，本书给未来的研究、政策和行动提供了一份立意高远的研究议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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