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治国与治身的道理是相通的，一国的政治组织可以比喻为一个人的身体。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从“正身”立场论“从政”。
在古代儒家眼中，身体被等同于政治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每个“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都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我的身体”经由一套程序，可以延伸扩大而为“社会的身体”与“国家的身体”。因此，所谓“治国平天下”这一类涉及“世界的转化”的大事业，必须从自我身体的转化开始。
朱熹对《礼记·大学》第1章做如下注释：“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认为“我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或“国家的身体”之间，不存在冲突，因为“我的身体”有其自主性，可以转化世界。身体既指生物性的身躯，也指人的德行主体，而且后者修养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渗透并表现在前者之上，达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的“威而不猛”的境界，这是孔子心目中“从政”的重要条件。
因为人的身体是最具体的，是人的存在中最具体的事物，是人与外在世界的聚合点，古代儒家常常从身体出发，思考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孔子所谓的“君子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都是从人的身体器官的功能运用来思考修养功夫。孔子所说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君子三戒”，也是从身体“血气”的盛衰来论修养功夫的。
正因为古代儒家从人的身体出发思考问题，认为人的四体或五官有其相通性，更从身体的相通性论述人的价值自觉的必然性与普遍性。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以人的身体比喻人具有道德意识。
孟子从人类共同的感官经验推论人的价值自觉有其普遍必然性。他说，“嘴巴对于味道，有着相同的嗜好；耳朵对于声音，有着相同的听觉；眼睛对于姿色，有着相同的美感。一说到心，难道就单单没有什么相同的了吗？人心所公认的东西是什么？是理、是义。圣人先于普通人得知了我们心中共同的东西。因此说，理义使我心愉悦，就像家畜的肉合我的口味一样”（《孟子·告子上》）。
这些论述都先指出身体器官对自然现象反应的普遍性与共同性，再指出“人的价值自觉也有普遍必然性”。孟子说，“四体不言而喻”，是对古代儒家论述方式最传神的说明。
人的身体并不是一个中性意义的物理空间，它是一种在社会政治情境之下、充满了价值判断内涵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空间。因此，如何在社会政治脉络下适当地安顿自己的身体，就成为儒家论述人的修养功夫的一个重要课题。
将属于个人的生理身体转化成属于社会的身体的功夫，儒家泛称为“礼”。经过“身体”的“社会化”过程之后，人的生理身体就被社会价值规范所渗透转化，而能将社会的价值具体地在身体上展现出来。
正如荀子所说，“治气养心的办法：血气方刚，就用心平气和来柔化他；思虑过深，就用坦率忠直来纠正他；勇猛乖张，就用训诲来引导他；行为不够稳慎，就用举止安详来节制他；气量狭小，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他；自卑自贱、迟钝贪利，就用高远的志向来激励他。普通的人，才能低劣而又散漫，就用良师益友来改造他；怠慢轻佻、自暴自弃，就用灾祸来昭示他；过分诚恳拘谨，就用礼乐来调和他，用思索来疏导他。一般来说，理气养心的办法，没有比遵循礼义更直接的途径，没有比得到良师更重要的了，没有比爱好专一更能发生神妙的作用。这就叫做理气养心的办法”（《荀子·修身》）。
儒家思考修养问题时，往往从身体出发，将人的身体作为一个隐喻，作为思考的一种杠杆。儒家将人的身体看成一个可细分为“心”、“气”、“形”三个层次的统一体，主张经由“心”的“扩充”或锤炼，而完成“心”对“身”的统摄，达到心身如一的境界，使身体成为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