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手下的军官情绪冲动，纷纷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周恩来到达西安后，面对这一群愤怒异常、言词激烈的军官，根据他们的思想感情状况，他劈头就是一句：“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这话尖锐泼辣，立即引起了对方的深入思考，使愤激的人们在思考中趋于平静。但是他们思想上一时还理不清头绪，需要点拨。接着周恩来又循循善诱地引导：“杀了他以后又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日本人会怎样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会怎样呢？各位想过吗？”接连的5个问题，都是这些军官们应该思考而又没有思考的问题，因而造成了步步紧逼的势态，把他们的思考引向了深处。然后，周恩来又透骨敏锐、入情入理地剖析道：“这次抓了蒋介石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了克伦斯基，不同于滑铁卢擒获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呢，虽然捉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迫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这话终于击中了军官们思想这个“的”，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结”。
可见，虽然人们的心情像一只野兔，活蹦乱跳，很难逮住，但只要善于透过言语表象与非语言举动，由表及里地进行探求，洞察听众的需要、目的、心情，就能把握目的，一击中的。
例如，19世纪维也纳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时兴一种筒高、檐宽的帽子，而且在帽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翎。女士们一进入剧场，观众就只能看到她们戴的帽子，而看不见戏台，剧场经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一再请求女士们脱下帽子，可谁也不予理睬。这时，经理灵机一动，根据女士们爱美、爱年轻的心理状况和志趣特点说：“年纪老一点的女士可以照顾不脱帽。”话一出口，女士们竟纷纷脱下了帽子。因为她们面临着“美女”与“老妇”的选择，维也纳的上层妇女，当然谁也不愿意做老妇，她们戴那种筒高、檐宽的帽子，不也是为了追求美吗？
洞察、预测对方的心理，只是为最佳说话形式的选择作准备，而绝不是为了将他人的情感秘密一一暴露，因此言语交际的策略应当是察而不扰。可见掌握了人们内心变化规律，并对症下药，就能切中要害，一击中的，产生良好的讲话效果。
当众讲话面对的听众身份各异，不一而足，这就要求讲话时有强烈的对象意识，以便区别对待。对于不同的对象，要采取不同的说话方式、不同的说话语调，如此才能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达到说话目的。
说话要根据自己身份发言
当众讲话，既要考虑根据对方的身份发言，也要考虑根据自己的身份选择适当的话语，说自己该说的话，不说自己不该说的话，否则会出现说话不合时宜、拂逆人意、弄巧成拙的结果。如以下级的身份向上级汇报思想工作，当持敬重的态度，注意措辞的严肃性和应有的礼节性。与同辈亲友交谈，则以亲切、自然为宜，不宜过于“一本正经”，否则便有疏远之感。说话不得体，不注意身份，听的人总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引起反感，这肯定达不到交流的目的，甚至事与愿违。
当众发言要符合自我角色身份，首先就要做到称谓、口气适合。例如：
一位因改革而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企业家，在一次代表本厂与另一厂家厂长洽谈业务时，姗姗来迟。且一见面就一本正经地说：“我忙得不得了，只能用很少的一点时间接见你。”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对方厂长更不是滋味，一笔几十万元的生意，便一语告吹。厂家洽谈生意，双方的地位是均等的。姗姗来迟便是不礼貌，而“我实在忙得不得了”、“接见”等语气的潜在信息则是：傲慢和盛气凌人。
其次，当众发言时要注意自己的多重身份，针对不同环境，选择相应的表达方式，使表达与自身思想情感表达相符合。
常言说，“言为心声”，鲁迅先生也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个人用什么身份说话，很容易反映他的思想境界，处世的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如何把握好交谈双方特定的关系而作语言的修饰调整，以更好地传情达意，这正是提高说话水平要研究的课题。如一位湘籍著名歌星，应邀在长沙做佳宾主持“情系三湘”的赈灾义演节目串联时，只见她手持话筒，朗声说道：“那次中央电视台举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给‘娘屋里’的参赛选手打了最高分，下次‘娘屋里’的伢子妹子到北京参赛，我还要给他们打最高分。”这样的话不无失体之嫌。若是在私下场合对“娘屋里”的说说私情乃人之常情，而在这义演的严肃场合，说的又是严肃庄重的大奖赛评委打分问题，如此的偏重于“情感”而疏于“理智”的话语，人们不禁会问：作为评委，其公正何在？
再次，话虽是说给听众听的，但话说得好不好，能否为听众所接受，还要看发言人是否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而一个人的心情则是和他的思想、处境分不开的。这种不同处境下的不同心境，同样会在人们的表达中自然流露，显示出说话者的本色身份。
所以，当众发言时要选择与处境、心情相协调的说话形式。例如：
某高校一位姓严的古汉语教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学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日，当他走进课堂，见黑板上赫然写着“严可畏”三字。该老师不愠不怒，只见他停下来，对学生朗声说道：“真正可畏的是你们。”学生们一时不知所措。严老师接着说：“不是吗？后生可畏嘛。为了让你们这些后生真的可畏，超过我们这些老朽，我这严老师怎可名不副实呀。”（掌声笑声）“严可畏”三字严老师准确地捕捉到学生们因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而生发的“积怨”与“不满”，先是冷静地予以宽容，进而曲解“可畏”二字，并且一语双关，含蓄幽默地表达出必须“严”的道理，以及要继续“严”下去的决心，既宽容有度，又严格适中，其说话形式的选择与处境、心情表达之得体，令人击节赞叹，真个是“言为心声，语如其人”。
任何人在当众讲话时，都是以自己的主身份表达思想，传递信息。要想使彼此交流达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对象意识外，还要有自我身份意识，就是说话要得体，言语形式的选择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说话要善于利用社会背景
当众讲话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存在于社会之中，服务于社会活动。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使用语言；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又渗透在语言之中，制约着语言的运用。社会文化背景情境，指社会场合，包括时间、地点、场合、气氛、事件背景、人事关系等。文化环境，指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风格与传统。讲话时要善于运用这种社会大环境。
1993年底，香港宝莲禅寺天坛大佛举行开光大典。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港督彭定康均应邀做主礼嘉宾。仪式结束后，彭答记者问指责我港澳办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并不是一份有特别吸引力的圣诞礼物”。记者以此请周南发表意见，周南以“佛教的日子”为由不予评论，因为在宗教圣地，参加宗教仪式，双方展开外交争论是不合时宜的。无奈记者追问再三，周南顺口答道：“谁搞‘三违背’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末了一句“阿弥陀佛”，引得在场者阵阵掌声和笑声。周南此时就恰当地运用了宗教这一社会背景，发言得体，无懈可击。
又如，解放前夕，陈毅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预见，解放全中国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过不了几天，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相了。（用生硬的上海话）”（台下充满笑声）这样的话在那个社会环境和具体场合显得十分得体，而且出语幽默，又鼓舞人心。
切情切境，是成功讲话的重要条件。前一例是在佛教圣地参加宗教仪式上的对话，周南选用佛家语，应情应景耐人寻味。后一例乃是陈毅元帅对当时报告的场景氛围的辩证运用，打破风格的表面统一，从而很好地适应了“行将进入上海”这一题旨情境，效果很好。
抗美援朝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来华采访周总理。总理刚好批阅完文件，一支美国派克钢笔尚放在桌子上。这位记者便借题发挥：“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呢？”总理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便长笑一声，回答说：“提起这支笔呀，是一个朝鲜朋友抗美的战利品作礼物送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原想谢绝，哪知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于是收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记者听完后，顿显窘态，说不上话来。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恰当地运用了朝鲜战争这一历史背景，利用弦外之音令问者哑口无言，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些虽然不属于大的社会环境，诸如地点、实物，但它们一旦附属于某种社会力量所能施加影响的范围时，它就成了社会环境。例如，在国家级的外交谈判中，地点的选择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谈判双方的领土上轮换举行，或者选择第三国作为谈判地点。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朋友家里说话，总有一种客人心态，说话也总是显得拘谨一些，可在自己家里接待朋友，就无拘无束了。这种主人心态，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优势，人们把它叫作“居家优势”。
以上是小地点形成社会大环境。有时地点的改变也可形成不同的小环境，从而有利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发表有针对性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