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有它自身的音乐性——我们总是忽略了这一点。在我眼中，它不仅仅属于语言的范畴，而且也是音乐的支流。哦，这来自民间的音乐，这听觉中的野餐！我走过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城市与村落，喜欢比较各地方言本质的接近乃至形式的差别。它们更像是植物，随同土壤的变化而呈现出婀娜多姿的风景。我信手翻阅着这部写在人类呼吸里的辞典。方言构成我们灵魂的肤色，否则我们该如何辨别彼此的来历——并以此维系跟故乡的联系？尤其是对于流浪者而言，口音是逝去的故乡最昂贵的馈赠，它无法更改正如血缘。口音是隐藏在我身体里的看不见的根。
作家韩少功说：故乡的方言是可以替代的吗？它们深藏在广义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故乡人接受了这种暗夜。用普通话或任何其他外来语谈论故乡，不是不可，但其中的差别与隔膜，恐怕就像树上的苹果同离开了土地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一样，很难说那是同一只苹果。借助手势、闪烁的眼神、耸动的耳朵以及笔记本或录音机，我接触着茫无涯际的方言的暗夜，就像行路人借助火把照明。异乡的方言使我深入另一个诡秘、睿智、生机勃勃的世界——它在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上空悬浮，变幻着意义暖昧的星相与云图。同样，两个流浪者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擦肩而过，通过借火点烟的瞬间，就可以用熟悉的口音臆造出空气中的故乡。他们用颤抖的手掌笼罩住火苗的动作，简直类似于小心翼翼地呵护故乡的缩影。推而广之，方言里隐蔽着一个更为古老的中国——它一定处于农业文明时期，风和日丽，炊烟袅袅；而我们日常所蹩脚地模仿着的普通话，则是大工业社会的产物。
我喜欢倾听祖国各地的方言，并挖掘它潜在的音乐性。它综合了历史、地理、民俗、人性的倒影，最终以感性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譬如我去贵州西部，穿着土布蜡染衣服的村民回答我的问路时，泄露了一个诗意盎然的秘密：他们把山叫做“一匹山”（像形容马），把路叫做“一棵路”（像形容树）。我相信这不是语文教师的疏忽造成的，当地人祖祖辈辈就这样称呼身边的事物。他们习惯于形象化地理解世界。关于方言，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以至我不得不猜测——它简直是一群诗人创造的。这就产生了新的疑问：究竟是诗人创造了方言，还是方言造就了最初的诗人？要解释这样的问题，就必须上溯到《诗经》的年代：国风悠悠，采诗官们摇着木铎在阡陌上漫步，随时捕捉大自然与人类相碰撞的灵感……
人类的嗓子堪称最古老的乐器，而方言，则是最朴素、最平民化的音乐。江浙一带的吴语侬腔，简直跟当地温情脉脉的黄酒一样，有某种不饮自醉的味道。在那种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我不寻求交流，仅仅倾听就足够了。它令我联想到著名的江南丝竹在露天演奏。西施说着这样的方言，勾践说着这样的方言，多少个朝代以后，郁达夫、徐志摩乃至张爱玲小说里的许多人物，还在说着同样的方言……如此想象一番，我不仅仅玩味其销魂的韵律了，甚至还萌生了深深的敬意：方言，堪称不朽的音乐，它既是地域性的，同时又是超越时空的。一代又一代百姓抑或英雄、美人，咀嚼着方言（这精神的食粮）长大，方言贯彻了他们的一生。哦，我空气中的故乡，我呼吸中经典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