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手纸”，很多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这些高官从来不觉得将这些文件扔进便池会泄露情报，也就从来不注意文件的筛选，有些甚至是绝密文件。掌握了这些消息之后，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这种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源于勒鲁瓦对寻找插图发生的强烈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慢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
尽管这些文件已经被粪便浸染得污秽不堪，但只要经过处理，文件上的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人们形象地把这次行动称为“屎壳郎”计划。当时，任何其他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后来，勒鲁瓦又打算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在当时看来，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的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苏联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等到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才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这看似天衣无缝的信件传递锁链为勒鲁瓦出了一个难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苏联信使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
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一旦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密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
因此，沿铁路线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从事这样的作业，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捡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言。于此同时，他们还潜心研制了一种高效率的麻醉剂，它能够解除苏联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这种麻醉剂还具有惊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这足以保证他们在进入房间的时候不受麻醉剂的影响。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勒鲁瓦还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为了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苏联信使的邮包，他们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观察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进行了最精确的计算。
演出开始了，勒鲁瓦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两名特工直奔目标——邮车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
就这样，勒鲁瓦在截获邮包的间谍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寻找并拍摄到了苏联5个新式导弹发射基地；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似乎是政界的永恒主题，就在勒鲁瓦的情报组织战功卓著的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也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这些变化正在引导着勒鲁瓦和第七处走向危机四伏的境地。
替罪羔羊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眼中钉。
灾难终于来临了，其导火索便是“本·巴尔卡事件”。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当勒鲁瓦和阿迈尔正紧张地准备法兰克福的计划时，这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家伙曾闪烁其辞地向勒鲁瓦透露过一点儿消息。为此，勒鲁瓦曾用书面形式向他的上司报告过两次，但竟未引起这批官僚们的丝毫反应。
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严惩造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痛心且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的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
从此以后，勒鲁瓦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离开了法国间谍总部，带着对“第七处”的眷恋和风雨一生的光荣经历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