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给《资治通鉴》起名的不是司马光，而是宋神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故赐书名《资治通鉴》。
（一）历史背景
任何一部伟大著作的问世都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需要，同时也必须具备撰写该书的有利条件。《资治通鉴》的问世就是这样。
1.社会要求
司马光生于北宋中叶，严重的政治危机是《资治通鉴》问世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危机四伏，形势严峻，集中反映于以下两点。
第一，国内出现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具体说来，首先是阶级矛盾。在宋代，土地兼并始终是一大问题。如果说这一问题在太宗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到仁宗时，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必然激化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半发生于王朝之末，而北宋王朝则不然，农民起义发生时间之早，为以往所罕见。例如，还在建国初期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起义。起义范围之广也相当惊人，仅仅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就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宋王朝又有日益严重的“三冗”之患。所谓“三冗”，系指宋朝的冗官、冗兵和冗费。先说“冗官”，宋朝开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一定数额。以后随着荐举、征召、恩荫（因父祖官位而子孙被授予官职，称为恩荫）、杂流（即杂色入流，流外官转授为流内官）、祠禄（宋代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这些官员不任实职，只以此坐食俸禄）、科举等各种政策的推广，各类官员的数量犹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起来。据文献记载，宋真宗景德（1004—1007年）、祥符（1008—1016年）中，文武官员总数为9785人，至仁宗皇 年间（1049—1054年），内外官署总数已经达到17300余人，其中还不包括未授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有出身而等候授予差遣的人）。与前期相比，不过40余年，人数竟然增加了一倍（《包拯集》卷一）。再说“冗兵”，据《宋史·兵志》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年）登记兵员378000，其中禁军马步193000；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登记兵员666000，禁军马步358000；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登记兵员912000，禁军马步432000；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登记兵员已达1259000，禁军马步826000人。因而翰林学士孙洙沉痛指出：“前世之兵，唯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挥 录余话》）。“冗官”“冗兵”使官俸和粮饷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出现了可怕的“冗费”现象。例如，在宋真宗时期，宗室、吏员受禄者不过9785人，而到宋仁宗宝元（1038—1039年）以后，受禄者增加到15443人。“三冗”现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试以宝元元年（1038年）京师出入的金帛为例，当时入1950万，出2185万。“三冗”如此严重，“用度不得不屈”（《宋史·食货志》）。
第二，“国际”存在日益危险的民族矛盾。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对宋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是北方的辽国和西方的夏国。在与辽、夏两国旷日持久的战事中，宋朝由于军制腐败、缺乏训练、指挥无能，伤亡损失惨重，因而对外路线长期采用屈辱、妥协政策。例如，在与辽国订立的“澶渊之盟”中规定，宋朝每年向辽方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年），宋朝又被迫每年向西夏“赐”“赠”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另有茶叶三万斤。然而，屈辱、妥协只能苟且偷安一时，却不能换得永久的和平。宋仁宗熙宁七年（1074年），辽道宗因不满足于原先每年从宋廷所得的银绢，又公然提出索取河东黄嵬山地，便是一例。
正是在局面日益严峻、朝野“求治”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庆历新政”发生于前，王安石推行的变法革新继之于后。同“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一样，司马光耕耘史苑，奋力著述，同样是危机形势的强烈呼唤所致，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罢了。
特定的学术背景是呼唤《资治通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截至宋代，流行于社会的史籍主要是三种体裁——纪传体、编年体和政书体。然而，三大体裁中没有一种著作能直接贯通于宋代。换言之，北宋时期的史学领域中，急需一部能系统反映上起古代，下接宋室的通史。
2.有利环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在北宋中叶产生，并且很快广泛传播而风行天下，除了其他因素外，当代社会造就的有利环境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仅以垦田为例：宋太祖开宝（968年）末年，垦田2952320顷60亩，到宋太宗至道二年（997年），已达3125250顷25亩，及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2年）已猛增到5247584顷32亩（《宋史·食货志》）。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有明显发展，适应商品货币关系需要的“交子”也在真宗初年问世。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礼兴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繁荣的社会经济为文化事业的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是科举规模的扩大。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确立后，至宋代又有很大发展。以录取名额计，唐代290年间，经贡举、制举、童子举等方式共取士20619人，平均每年录取71人；宋代320年间，通过各种形式录取115427人，平均每年 361人，约为唐代取士人数的5倍。赵宋皇朝通过大规模的开科取士，更加广泛地为地主阶级各阶层打开了入仕大门。从此，为数较多的庶族地主子弟亦可跻身仕途，获得了参政机会。这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是科技发明和藏书事业的兴盛。继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后，北宋时期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重大发明意义深远：以往编著史籍主要依靠抄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数量不多、质量不佳，因而在北宋以前，一书难得有较多复本。随着印刷术的应用，复本日益增多，藏书事业也日益兴盛起来。北宋不但有国家的史馆、昭文馆、崇文院等重要藏书机构，各地州学也建有藏书阁，民间的私人藏书之风也随之兴起。图书的大量出版和收藏，使图书的流通也得到空前发展。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
第四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高度重视。历史文献垂训鉴戒的重大作用，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显示出来。秦汉以降，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例如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不但“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唐会要》卷六三），规定房玄龄总领监修，魏征总加撰定，而且亲自参与《晋书》的撰修。自此以后，官修史书、大臣监修的制度历代相沿。北宋建立后，史学如同在唐代一样受到重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便都是在宋代前期完成的。宋朝君臣对史学的高度重视，在宋仁宗为《新唐书》所写的诏书中可窥一斑：“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相，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择廷臣，笔削《旧书》，勒成一家”（《文献通考·经籍考》）。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如此重视史学和大规模的修史活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史学地位，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将众多的文人学者吸引到了史学方面。
第五是广泛开展的学术活动。北宋时期，学术领域相当活跃。放眼哲学方面，弘扬儒学之风再起。当时的理学，特别是客观唯心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大体都活动于司马光稍前或同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对当代及后世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学方面，可谓异彩纷呈。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古文运动力克晚唐以来浮靡怪诞的文风，范仲淹、苏轼等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就诗歌而言，历经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等人的努力革新，致力现实主义的诗风至北宋中叶已有很大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在北宋时期已演变成了“说话人”的话本。话本的内容，或演说佛经，或专讲“三分”“五代”等历史故事。在当时，甚至有许多人以此为职业，成为专讲故事的大家，仅开封一地就不下二十余人。那些热心学习历史和急切熟悉历史的听众队伍中，不仅有为数众多的中下层人士，还有不少达官贵人。宋仁宗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非常喜欢听讲和阅读话本，甚至下令每日为他讲述一个故事。在一般文献的整理方面，大型汇编的问世也相当引人注目。宋太宗时期，李 、扈蒙等人编纂出《太平御览》，这是一部有一千卷之巨的大型类书。太平兴国间还编出一部上继《文选》的诗文总集《文苑英华》，亦有千卷之巨。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人奉敕编出《册府元龟》一千卷，这是一部比《太平御览》规模还大的丛书。
以上便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得以产生，产生之后又得以迅速广泛传播的社会环境。
（二）著述始末
对古今中外任何一位真正的史家来说，即便撰写一部最普通的作品，也必须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一定的工作条件，还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和汗水。《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其编著目的的鲜明性、文献资料的广博性以及整个编撰过程的艰巨性，是撰写一般历史文献无法比拟的。
1.致用当代的动机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其根本目的自然是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包括“为君”和“为民”两个方面。
所谓“为君”，就是编书是为了君主，即为了皇帝“御览”，这是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目的。关于这一问题，司马光在写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中说得极其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