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几层石方边缘，安坐着一对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恋人。他们背靠伟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发什么誓、许什么愿。
然后，他们跳下，重新回到世界各地。
金字塔边上的沙漠里有一条热闹的小街，居住着各种与旅游点有关的人。由此想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埃及最早的城市，就是金字塔建造者的工棚。那么，金字塔，是人类城市的召集人。
我们在这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是内蒙古一位叫努哈·扈廷贵的先生开的。
我让他谈谈身处另一个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样随便，随便得不可思议。”
他说，在这里，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中间还要按常规喝一次红茶，吃一顿午餐，做一次礼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时间？
除了五分之一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时间约定。再紧急的事，约好半小时见面，能在两小时内见到就很不容易了。找个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钱一次性付给他，第二天他多半不会来修理，花钱去了，等钱花完再来。连农民种地也很随意，由着性子胡乱种，好在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总有收获，可以糊口。
我们也许不必嘲笑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使我困惑的只是：如果金字塔也是这个人种建造的，那么，他们的祖先曾经承受过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确的长期劳役，难道，今天还在大喘气，一喘就回不过神来了？
我对扈先生说：“一个人的过度劳累会损耗元气，一种文明也是。”
埃及文明曾经不适度地靡费于内，又耗伤于外，元气耗尽，不得已最终选择了一种低消耗原则。也可称之为“低熵原则”，这是我在研究东方艺术的审美特征时启用过的一个概念。
这种低消耗原则听起来不错，到实地一看却让人瞠目结舌。开罗城有一个区域专门安放死人，为了让死人也能在另一个世界过日子，这里筑有不少简陋的小房小街。现在，却有大量活着的穷人住在里边，真可谓生死与共。但不妙的是，其中又有大量的逃犯。
在正常的居住区里，很多砖楼都没有封顶，一束束钢筋密集地指向蓝天，但都不是新建筑，那些钢筋也早已锈烂。为什么那么多居民住在造了一半的房坯中呢？一问，说这里又不大下雨，能住就行，没盖完才说明是新房子，多气派。以后儿孙辈有钱再盖完，急什么？他们不急，整个城市的景观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让我们这些外国人都焦急了。
街上车如潮涌，却也有人骑着驴子漫步中间，手上还抱着两头羊。公共汽车开动时，前后两门都不关，只见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步履熟练地跳上跳下，更不必说年轻人了。
一个当地司机告诉我，如果路口没站警察，就不必理会红绿灯。万一见了警察也要看看他的级别，再决定要不要听他指挥。
我问：“你在车上，怎么判断他的级别？”
“看胖瘦。”他说，“瘦的级别低，胖的级别高，远远一看就知道。”
在埃及不能问路。不是埃及人态度不好，而是太好。我们至少已经试了十来次了吧，几乎每次都是一样。你不管问谁，他总是立即站住，表情诚恳，开始讲话。他首先会讲解你问的那个地方的所属区域，这时你会觉得说在点子上，耐心听下去；但他语气一转就说到了那个区域的风土特征和城建规划，你就会开始不耐烦，等他拐回来；然而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经在介绍开罗的历史和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你决定逃离，但他的手已按在你的肩上，一再说埃及与中国是好兄弟……最后你以大动作强调事情的紧迫性，逼问那个地方究竟怎么走，他支吾几下终于表示，根本不知道。你举起手腕看表，被他整整讲掉了半个小时。
前几次我们都以为是遇到了喝醉酒的人，但一再重复就生疑了，很想弄清其间原因。一位埃及朋友说：“我们埃及人就是喜欢讲话，也善于讲话，所以在电视里看到你们中国官员讲话时还看着稿子，非常奇怪。埃及的部长只要一有机会讲话就兴奋莫名，滔滔不绝地讲得十分精彩。当然，也可能有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闲着没事，把讲话当消遣。”
也怪法老，他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结果后代的口舌就彻底放松。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