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扬州八怪”之所以被人称为“怪”，是因为这些画家作画不墨守成规，他们大都很有个性，孤傲清高，行为狂放，张扬个性，拒绝桎梏，所以被人们称为“八怪”。他们的作品很多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表现出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开创了画坛新局面，为中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国泰民安，各民族战争早已平息，各派的政治斗争也趋于缓和，并通过平定边疆叛乱，加强了边疆的建设，使得国家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于是清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耕地面积由康熙时期的六亿亩增加到乾隆时期的十亿亩，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朝廷也着实为民着想，多次颁布减赋减税的法令；同时加强水利工程的建设，治理黄河、淮河的水患，使南北水上交通大大改进了，从而加国花鸟画的发展拓展了前途。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每个朝代政权的产生与集中加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特殊的原因及条件下，作为艺术流派的扬州八怪，即“扬州画派”也同历代政权一样，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快了南北商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清三朝君主顺应民心，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从经济现象来看，民族工商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性都市逐步繁荣，不少城市与洋人也发生了商业贸易往来。经过一番经营，清王朝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安定的局面，但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却进行了严酷的统治，一方面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列为治国之本，倡导尊君亲上，大兴道学之风，从而巩固皇权的统治和利益；另一方面在全国制造“文字狱”。从文学著作中寻找事端，钳制舆论，控制思想，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防范异端，有一字不慎、一诗一字之疑，便被治罪处死，甚至株连千百人家，使读书之人望文生畏。仅乾隆一朝，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文字狱案就有74起。在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下，使整个国家文化艺术处于停滞状态。一是使国人从上至下闭塞，拒绝接受国外的先进文化思想，使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停滞不前；二是严重束缚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抢夺了民族发展的时机与活力，给国家发展埋下了莫大的祸患。
在艺术方面，略显宽松，但必须按着皇家提倡的拟古、仿古为根本，推崇赵孟頫、董其昌的绘画艺术。把书画艺术看做是一种模仿的技术，限制了艺术家的个性发挥和创作精神的释放。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和地域环境下，一批艺术家不满现状，在追求革新意识思想驱动下，产生了特殊画派，即“扬州八怪”，也就是后来的扬州画派的代名词。
“扬州八怪”是指康熙至乾隆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艺术家，他们各自以书画艺术为特长，大都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甚至还善治印。代表画家是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和罗聘，被称为“扬州八怪”。其实，还有一批画家如华嵒、陈撰、高风翰、边寿民、闵贞等人，其艺术风格、思想亦相似于“扬州八怪”，成为这一文艺思潮的中间性人物。
“扬州八怪”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康熙王朝后期、雍正王朝到乾隆王朝中期。这个时期正是清王朝最繁荣鼎盛的时期。工商业繁荣的扬州，给了这批文人画家充分展示艺术思想的平台。这批画家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只有罗聘作为学生辈，与他们的年龄相差较大。除了高翔和罗聘外，其他人都是外地人，大约在1720—1725年间相继来到扬州。他们大多出身贫寒，经历坎坷，以卖书画为生，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又有相似的思想情感。在艺术主张与表现上，都强调个性化的艺术发挥，不拘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力求创新，以自身的主观感受来表达内心世界，并赋予作品以深刻思想内涵。他们在技法表现上，注重水墨写意性，以笔墨的简逸、浓淡干湿的变化、严谨的构图形式来表达物象特征与精神内涵。
以郑板桥为代表的这批艺术家，以“怪”称之并非偶然，有着特殊的原因。说到“怪”，人们想到的总是贬义，一是相貌丑陋的“丑八怪”或妖魔鬼怪之意；二是做人不合时俗，与正常人的思维想法不同，为人处事怪异。事实则不然，“扬州八怪”并非相貌丑陋，为人处事思维也不怪异。他们是极为正常的人，只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价值和艺术追求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虽然清贫，但决不向贵族、商人拱手相求；坚守自己的为人、为道之信念，决不随俗、媚俗。他们将艺术作品赋予新的形式、特点及思想内涵，得到了社会上许多人的赞扬和欢迎，而且越发有影响。这在当时画坛看来，有悖于传统艺术，与主流的艺术主张不符，便将这八人称之为“八怪”。而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对待艺术的“怪异”，而使“扬州八怪”名扬千古，成为民族艺术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扬州八怪”能够在扬州集聚，并且形成“扬州画派”，扬州的地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扬州位于长江、淮河的会合之处，又是大运河畔的要冲，四方商旅络绎不绝。有大量的粮食、海盐通过这里运到全国各地。当时“两淮盐运都转”的衙门就设在扬州大东门，从各地涌来的淘金的盐商也都住在这里。盐管、盐商的聚集与挥霍，刺激了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繁荣。由于商业的兴盛，同时带来了文化的支持，各行商家养士之风大盛。商人以结交著名文人为荣，在物质上支持帮助文人，反过来文人也为商人提供大量的艺术品，作为商人的地位象征的一部分。他们广交天下文士，名扬南北。当时知名的艺术家多被这些暴发户请为座上客。每逢佳节，各处名园都有文人宴会。过往的文人墨客，也多愿在这湖山秀丽的名城盘桓一时。袁枚、吴敬梓、蒋心余等著名文人都曾在扬州城逗留过，有的在书院里教书，有的著书，有的买诗文字画。金农、郑板桥、李鱓、汪士慎、高翔、罗聘都老于此乡。高风翰、黄慎、李方膺，也是常来的熟客。画家为了生活，为了实现各自的艺术主张，不得不依赖于这个经济发达的城市。
另外，之所以能在扬州形成“扬州画派”或“扬州八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是清四王（清代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故里。四王的画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其他画派不容认可和立足，可扬州有繁荣的艺术市场，商品竞争求新、求异，又多有商人的支持、市民的喜欢。在这种情况下，扬州八怪才集中于扬州，互为影响，形成后来的“扬州画派”和“扬州八怪”，为世人所瞩目。
18世纪的扬州，一方面是一个腐朽的封建城市，另一方面又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和文化城市。它不像北京或其他城市那样按照严格、虚伪的封建制度行事。在这座城市里，文人墨客诗画交流、研究学问的气氛是空前自由的，给一些艺术革新性的人物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