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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走运的马尔萨斯

??宠儿——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因发表《人口原理》而一举成名。他的“走运”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开端就说,他是由于法国革命引起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的。这就是说,这本书的主旨最初并不是在于研究人口原理,而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马尔萨斯之所以走运,就是因为他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和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样,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产物。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发生革命变革的时期。首先是农业革命对农民进行无情的剥夺。英国在西欧是资本主义生产先进的国家。14世纪到15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产生。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英国就开始了通过剥夺广大农民土地来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到18世纪末,英国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又称“羊吃人”运动)达到了高潮。广大农民不断地被赶出家园,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自从“圈地运动”盛行起来后,丧失土地的农民大量增加,因而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次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起来。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家竞争的结果,小生产者破产,沦为无产者;再一方面,由于工厂的建立和机器的使用,大量排挤工人,以致失业人数大增,工资下降,工人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成为“多余”的人,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劳动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使英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反抗运动遍及英国各地。1795、1816年和1830年先后发生粮食骚动。在机器工业出现的初期,工人反对机器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尽管工人群众的反抗遭到镇压,甚至在1769年国会通过法令,宣布以死刑惩治破坏机器和工厂的工人,但破坏机器的斗争仍然是彼伏此起,到19世纪初期,这种破坏机器的暴动遍及英国各地。如1769年布列克伯恩的工人捣毁工厂的纺纱机,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也开展过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人数达8万之多。与此同时,农村中农民抗拒圈地法案的斗争也很激烈,折除圈地的栅栏,反对官吏的斗争遍及各地,整个英国处于沸腾之中。

再次,正当英国处于沸腾状态之际,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爆发了。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有产阶级疑虑法国革命蔓延到英国的可能性,日益惶恐不安。

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城市贫民的经济生活就一直趋于恶化。在长期的战争年代,英国是相对繁荣的,战争结束后呈现萧条的景象。这时,普遍的失业问题和粮食高价格问题进一步威胁着劳动人民的生存。而粮食高价格又与“谷物条例”有关。英国的“谷物条例”自重商主义时代就存在了,它企图通过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制度来稳定谷物的高价格,以确保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丰收年代,谷物价格跌落,进口税有力地阻止谷物进口;在歉收年代,价格上涨,则适度降低进口关税。在这个制度下,从1795年到1812年英国的谷物进口实际上是免税的,谷物条例不起作用,因为人口持续增长,加上战争期间对盟国的支援,谷物价格上涨不已。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时,谷物的大量进口,威胁着土地贵族的利益,遂于1815年重新制定“谷物条例”,阻止谷物进口。在长期的粮食高价格下,贫民问题引起济贫问题;从济贫问题导致“救贫法”的争执,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动荡。

贫富悬殊的社会背景,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开展了激烈的社会改革运动,出现了批判私有制著作,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63)的《政治正义论》、《研究者》。这些思想的传播愈使人心动荡不安,英国的保守集团和稳健的自由派惊慌失措,寝食不安。甚至那些过去欣赏18世纪激进思想的人,也由于雅各宾主义的凯歌猛进而胆战心惊。英国统治者生怕国内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自己会像法国国王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去绞首。为了转移国内劳动群众斗争视线,消除法国革命对英国的威胁,1793年英国政府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在对外战争的借口下,1794年英国政府颁布禁止集会的法令,宣布民主组织为非法,大量逮捕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领袖,对国内劳动群众实行血腥镇压。但是由于战争使英国财政和经济愈益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英国仍接连不断地发生示威、罢工、暴动、粮食骚动、水兵起义等事件。在此内外交困的时候,怎样压制群众反抗,如何看待和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英国统治者迫不及待地筹谋对策,制造反革命舆论和谋求反革命宣传的理论武器,以抵制法国革命的影响,为失业和贫困现象辩护,借此来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松懈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斗志。正当英国统治者一筹莫展的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如同“天降甘露”,正中统治者的下怀。

??《人口原理》产生的直接缘由

要了解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产生的直接缘由,先必须交待当时在英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宣传革命的著作。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改革论者马里·让·孔多塞(1743-1794),1793年10月以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他并没有离开巴黎,而是避开了激进党的追捕,受一妇女庇护,匿居其家8个多月,在此期间写出了被称为世纪的遗书《人类的精神进步史》(有的译为《关于人心进步的历史考察》)一书。他从社会进化出发,主张人类精神的进化促进人类的进化。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人民的贫困是人类理性的缺陷和私有制造成的,必须废除私有制,改革这种社会制度。1794年4月5日,孔多塞在离开这一妇女家外出时被捕,3天后被发现在狱中自杀身亡。孔多塞的戏剧般的《爱与死的诙谐》的遗稿,同年在巴黎出版,1795年又再版。这本著作于1795年被译成英文,流传到英国。于是法国革命的气息席卷了整个欧洲。

但在革命前惊慌万状的英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全国的激进主义者,一方面禁止发行孔多塞的著作,甚至不问缘由就处以刑罚。而1793年公开发行的英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63)所著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简称《政治正义论》)一书,由于书价很高,被认为工人不会购买而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默许。不料工人集资合购,争相传阅。葛德文的著作对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研究简直一无用处,争着去读葛德文的著作。一些大学教授公开对学生说:“把化学的书烧掉,去读葛德文的必然论罢!”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在当时是一本赞美革命、人皆信仰的书,也被当时的反动者看作“造出欧洲各国一个感情恐怖的书”。

葛德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牧师家中,本人也当过传教士。他深受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同当时的反动政客葛德蒙·柏克就法国革命问题进行论战中,满怀着对法国革命的热忱,著述了《政治正义论》。在他看来,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它将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道路。政府庇护非正义制度,维持人类财产的不平等现象因而所有政府都是恶,如果废除了政府,社会可以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他认为,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使人颂扬私心,崇拜压迫者,追逐奢侈和罪恶,因而它违反了正义的原则,是人类贫困和罪恶的根源。这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去建立一个实行产品的公有和公平分配财富的平等的理性社会。

在书中葛德文彻底地批判了人口过剩的论调。他认为:“地球上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目前3/4没有耕种。已耕种的部分能够无限地加以改善。在几万个世纪里或许人口是继续不断的增加着,可以看到,地球依旧是能够充分地养活它的居民的。……对于成为人类本质利益的筹划和打算,说什么人类太过于幸福了,说作为必然的结果在遥远的将来人口将变成太稠密了而退缩回来,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当地球不能再收容更多的人口时,活着的人将停止繁殖。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造成那么多人口的错误动机或义务的任何动机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如此,而且人将会变得长生不老,社会上只是由大人构成,小孩子也不会存在了。”

1797年,即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葛德文又出版发行了可称之为《政治正义论》的续编的《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简称《研究者》)。他在该书题为“财富和贫穷”的一篇中指出,贫穷的真正弊病不在于身体上的欠缺,而在于缺乏财富。在另一篇“贪欲和奢侈”中,他驳斥了资本能给穷人提供职业,是穷人的恩主的说法,指出了机器工业的发展延长了穷人的工作时间,加强了对工人的奴役;说明了富人并没有付给穷人应得的报酬,因而加重了穷人的痛苦。这后一篇直接促使《人口原理》的产生。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马尔萨斯的父亲——引者注)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马尔萨斯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崇拜18世纪的启蒙思想,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休谟、卢梭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思想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扬社会改革。他在读了葛德文的《研究者》之后,十分激动,并把这风靡一时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推荐给马尔萨斯去看。不料,马尔萨斯读过之后,并不像父亲那样激动,相反对它的叙述抱反对态度。实际上马尔萨斯对法国革命和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都持反对态度,甚至还在大学期间,他就已激烈地反对过葛德文和孔多塞的革命思想。

和一般的父子不同,年老的父亲思想激进,热烈地拥护革命,而年轻的儿子却思想保守,并批判激进思想。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马尔萨斯“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发表”。在书中,马尔萨斯对葛德文、孔多塞的社会改革思想,还包括瓦雷斯、休谟、亚当·斯密等的思想,加以大批特批,以匿名的方式,于1798年抛出《人口原理》。《人口原理》发表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他生前出过6版。第二版出版于1803年,第三版出版于1806年,第四版、第五版出版于1807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826年。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差异稍大,第二版以后各版虽然多少有些不同,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和第一版无根本不同。

1798年匿名发表的第一版,题目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第一版分19章。第一章提出他的人口原理的两个永恒法则;第二章论述了3个命题;第三章至第七章企图从历史和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来证明“三个命题”的妥当性;第八章至第十五章主要是批评孔多塞和葛德文的改革思想;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主要讲人口抑制问题。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都非常明显,缺乏理论的论证。连后来信奉马尔萨斯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太简单化”、“太粗糙”。马尔萨斯本人在《人口原理》第二版的著者序中也承认,第一版“是由于偶然的冲动并根据我当时在乡村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少数材料而写成的”。马尔萨斯在写作第二版时,读到安德森(James Anderson,1738-1708,英国的农场主和经济学家,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在1777年至1796年出版的《农业与农村论》,在1799年至1802年发表的《关于农业、自然史、艺术及各种问题的文录》,才歪曲地利用安德森的观点,较为明确地描述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马尔萨斯写作第一版时,英国正处于农业变革时代,他看不到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后来他不能不承认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还是加以曲解。

为了使自己的人口理论能够信服于人,马尔萨斯推出了他的《人口原理》第二版。再版的著作从外形和内容可以说都是全然一新的。从外形看,初版用8开纸396页,大约5.5万字,而二版是用4开纸600字,字数增到20万,由匿名著作变成署名著作者真实姓名和衔头的著作,书名也改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从内容上也一变过去那种批判空想思想的论战性文体,而成为细致的归纳性的研究。第二版包括一个序言(第二版著作者序)和4卷。第一卷共14章,前两章论述他所提出的人口原理的基本内容,后12章论述的是所谓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和过去时代的人口抑制。第二卷共11章,是前一卷的继续,论述近代欧洲各国人口的抑制。在这两卷中,马尔萨斯试图以实例作为他所提出的人口原理作佐证,并证明“道德抑制”和“积极抑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作用不同。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文化落后,缺少理性,“积极抑制”起着主要作用;在近代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理性作用加强,“道德抑制”逐渐起着主要作用。第三卷共10章,马尔萨斯依据他的人口原理,反对葛德文、孔多塞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反对济贫法,反对废除谷物法,比较不同经济状况下财富和人口增长情况。中心思想是,只有抑制人口增长方可能改善贫民状况,要想取消对人口的抑制,那就根本上不可能改善贫民生活。第四卷共14章,阐述消除或减少由人口因素所生成的灾害的前景。这一卷主要宣传只有“道德抑制”才可能消除贫困和罪恶,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前景。

如前所述,第二版与第一版基本思想一致。二者真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则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在第二版序言中也承认第二版的重大变化就是上述这一点。相比较而言,第一版写得通俗,简单明了,因而流传得比较广泛。以后各版论证愈来愈繁琐,更加上论理用意之周到,引用文献之丰富,以及文章之典雅含蓄,使人们通读的兴趣逐渐减少,其理论也难以让人理解。马尔萨斯的理论在理解上的困难,连著名的马尔萨斯研究者和人口学家都为之叹息。例如坎南(Cannan,E。)曾写道:“对一个最健全的经济学家,如果有人坦率地问他:马尔萨斯所理解的人口原理是什么?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什么?他也会迷惑不解。”蒙伯特(Mombert,P。)也曾写道:“用明了的形态描绘出马尔萨斯严密的要求是什么,考虑了什么,无论如何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实际是个暧昧的著作家,尤其是关于人口规律,他的著作含有很多矛盾。”

??为什么要写《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马尔萨斯的另一部主要著作。他死后,他的朋友奥托主教作了补充,于1836年出了第二版。

和《人口原理》一样,马尔萨斯写作、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方面是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反对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李嘉图,另一方面是代表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利益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19世纪最初30年里,英国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起源于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的颁布。具有强烈的资本积累欲望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谷物法限制了从国外进口廉价谷物,人为地提高了国内谷物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土地贵族因谷物高价而获得高额地租,也意味着工资提高和利润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减少。而土地贵族所获取的地租绝大部分都花费在自己个人奢侈糜烂的生活上,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这也不利于资本积累。因此,他们主张废除谷物法,作为社会纯收入的地租,最好不要落在土地贵族手里,应将地主所得的“纯收入”归于工业资本家,用于资本积累。在这一斗争中,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站在当时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证明谷物价格上涨和地主占有地租,引起工人名义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妨碍了资本积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土地贵族辩护士的马尔萨斯却力图证明土地贵族获得的地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快的资本积累是危险的。在他看来,如果否定了地租,也就否定了土地贵族的存在,而若否定了土地贵族的存在,就会出现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地主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同时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纯收入——工资,同资本家所得——利润是直接对立的,而利润和地租也是对立的观点。这个学说首先把土地所有者推上了同广大劳动者、甚至同产业资本家完全对立的地步,从而深深地刺痛了土地贵族的神经。马尔萨斯从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考虑,害怕这将给工人阶级以反对统治阶级的理论武器,于是赶紧起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这一观点。他以推翻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己任,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3年之后,便针对李嘉图的这本著作,迫不急待地抛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接着又陆续出版了《价值的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在这些著作中,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缺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拼凑了一整套庸俗的价值理论。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包括一篇导论和两卷。第一卷共6章。第一章“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定义”,第二章“价值的性质、原因和尺度”,第三章“地租”,第四章“劳动工资”,第五章“资本的利润”,第六章“财富和价值的区别”。这6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价值是由购买劳动以及供求关系和生产费用决定的;地租是自然赋予的;利润是从交换中得来的;工资是由劳动者的供求决定的。马尔萨斯完全否定了李嘉图的工资和利润对立、利润和地租对立的结论。第二卷只有“财富的增长”一章,主要阐明他的市场理论和实现论,企图说明只有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土地贵族等,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避免商品过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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