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大治”讨论
贞观七年，唐太宗亲自主持了一场大讨论，探讨大乱之后国家是否能够尽快得到治理的问题。朝廷中进行了一次如何实现“天下大治”的辩论。大臣封德彝等认为，尧舜禹时代百姓质朴，所以那时候天下治理得好。可如今的百姓已经不是当年的百姓了，人心不古，这个时候如果不用强力，天下肯定治理不好。天下久乱之后，一定要用重法，统治的力度一定要强，要实施严刑峻法，只有暴力刑罚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魏徵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治理的方法，人心大坏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古时候的百姓与现在的百姓没有区别，天下的治与乱也不在于百姓的好与坏，而在于统治者。魏徵主张推行王道，以“仁义”治理国家，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王道政治就是要以德化民，统治者身体力行，百姓才能跟随，上下同心，不必太久，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那就是走王道的路线，光明正大地以德治国。此后，唐太宗释放了宫女，制订了削减封王、精兵简政等政策，都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推行了数年之后，“国内康宁”，国家得到了良好的治理。王道的施政方针的确立，对“贞观之治”影响颇为深远。
（二）“群臣论治”
唐朝初年，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人口死亡和流散众多，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至凋敝不堪。如何恢复战争造成的创伤，把隋末战乱造成破烂不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振兴起来，是摆在李世民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是关系到唐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统治的大问题。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亲自参与了推翻隋朝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亲眼目睹了隋朝统治的灭亡。所以，他经常和大臣们一起总结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试图从中汲取一些可以借鉴的教训，作为以后唐王朝统治政策的“镜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群臣论治”。他常以隋朝灭亡的教训不断地告诫自己和众多大臣，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是赋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大小官员贪污荒治。他经常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经典话语激励和鞭策自己。他认识到一个政权如果过分暴虐，使人民无法正常生活的话，人民必然要起来反抗甚至把它推翻，所以对人民的统治一定要有度量和节制，不能采取竭泽而渔、破釜沉舟的政策来统治人民。因此，李世民极力主张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整顿吏治，使得整个国家的各个方面能够尽快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群臣论治的范围非常广泛。
首先在用人方面，他坚持“任人唯贤”、择善任人的原则。他从不因为与自己关系亲近而用人，也不因关系疏远而弃其贤才，这样一来使得各阶层、各方面的许多人才都被唐太宗有效地利用，重用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各具才能，为唐朝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唐太宗还特别注意选拔和考察地方官吏，竭力避免任用那些坑害国家和人民的无德无能之人。他认为地方官员直接管理老百姓，与天下大治有直接关系，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选拔任用地方官员更要慎重。他曾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如刀笔，不认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百姓已受其弊”。所以他极其重视对都督、刺史这些地方官员的任用条件，他深知那些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官员的好坏优劣直接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他还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自己住的宫殿屏风上，朝夕略览，随时记录官员的行事准则以备赏罚。凡属才能出众，功绩卓越者，就能破格提拔，委以重用，给予奖励；凡属有危害百姓行为，一经发现就坚决严惩不贷。
李世民对地方官员的择用原则和方法的目的是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巩固唐朝的政治统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同时对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善于纳谏，大臣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封建社会少有的良好政治氛围。封建社会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皇帝行为的优与劣直接影响着国家走向，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天下事务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认为隋朝过分集权，各种决策往往由皇帝一人决断，这种政策形成过程中容易出现许多弊端。于是，唐太宗与大臣们交流讨论如何能让政策制定过程中尽量避免个人专断的行为，经过各个大臣研究讨论以及李世民的长期思虑，最后认为政令的产生一定要充分发挥臣下的主动和集思广益的精神。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及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
他为防止偏见和独断专行，接受大臣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建议，魏徵引用隋末的事例说，“隋炀帝偏听近臣虞世基，而虞世基处处蒙蔽他，隐匿农民军攻城略地的情况，以致国破家亡，君臣俱死。唐太宗很赞成魏徵的见解，因而为了避免亡国杀身之祸，他经常鼓励群臣犯颜谏上，并经常接受直谏以改正自己的过失，从不喜欢独断专行。例如有一次，唐太宗要修建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止，言辞十分尖锐，认为现在国力不及隋朝，如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恐怕连隋炀帝都不如。面对张玄素把他比作隋炀帝的情况，唐太宗不仅不生气，反而采纳了张玄素的意见，下令停止了这项工程，并嘉奖张玄素敢言，赐给绢五百匹。有这样的纳谏之君，就有这样的敢谏之臣，这方面魏徵尤为突出，先后进谏“二百余事”。由于唐太宗善于纳谏，因而能及时纠正一些错误，保持了政治清明。唐太宗这种愿意倾听臣下意见，善于发挥臣下作用和慎于理政的作风，在封建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对群臣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在朝中辅政的大臣和地方官吏，大都比较廉洁自律，也比较有作为，这对巩固唐朝的封建统治，对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唐太宗不因循守旧，对于隋制有因有革，大胆取舍，进行改革。唐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了调动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发展生产力，对以前的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如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服徭役二十天，租税赋役都比隋朝大为减轻，尤其在以庸代役方面，隋朝规定50岁以上的人能以庸代役，而唐不再规定年龄限制，从而把以庸代役的办法加以推广和制度化，使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颁布和实施，极大地稳定了民心，激发了广大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流散人口逐渐归乡种田，从事生产，荒芜的土地重新被开垦。这些措施不仅显示了唐太宗重视农业的发展，客观上也为社会增添了大量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粮食产量大增，粮价稳定，这就为社会其他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听取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群臣集体智慧的力量，促使社会逐渐朝着盛世的趋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