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中，我们简要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党开展党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党。那么，如何使这样一个老党、大党，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这就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的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作风。我们党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作风，是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气派的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学习和回顾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分析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加强党风建设，对于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进程
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语言中没有“作风”这个词，但有“风格”、“风气”、“风范”这些词。应该说，“作风”与这几个词在意义上是相近的。斯大林在1924年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共产党的作风问题。他说：列宁主义的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的结合”的作风，它“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并论述了党的作风。他指出：党的“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从这些论述看，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内在素质、品格在实践中、工作中、处理与其对象的关系中的实际表现。作风一经成“风”，便成为无形的巨大力量。
我们党一贯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不仅因为党的作风本身重要，而且有着客观的根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与革命建设的后发性。当我们党成立的时候，我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又利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造成的缝隙发展了本国的民族经济，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面目依旧，处在世界最落后国家的行列。属于世畀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后发的；中国革命在1949年获得胜利，从而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同样是后发的。后发者可以向先行者学习。对于中国来说，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向西方学习，完成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向俄国学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则向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必须虚心；但虚心决不是一切照搬。这就产生了思想作风问题。
其次是我国国情的复杂性与革命建设事业的艰难性。我们的国情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元化的，而我国则是二元结构的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和传统的生产力同时并存，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少数现代性的工商业都市同广大的落后乡村同时并存。我国的国情也大不同于东方许多国家，因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地方。这样的特殊国情，要求我们党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寻找到自己的前进道路；要求以几百万产业工人为阶级基础的共产党人同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求共产党人具有极大的耐心，进行持久不懈的艰苦奋斗。
再次是历史包袱的沉重性与反对消极文化影响的重要性。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极其深厚的文化积存，这里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同现代社会生活异构的思想、作风，以其相对独立性而渗透到现代生活之中，这些作风和中国革命建设所需要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难找到“子曰诗云”和“言必称希腊”这两种教条主义的联系；也不难看出在封建社会中以分散的小生产为基础的“帝王思想”、“官本位”意识、家长制作风同直到今天仍然严重存在的总称为“官僚主义”的腐败作风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遇到从西方传来的近代、现代文化时总是打败仗。西方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也对党的肌体发生侵蚀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作风建设正是一个批判地对待东西方文化、形成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新风格的过程。
最后是我们党的成分的复杂性和作风方面矛盾的尖锐性。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又是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量的党员是农民和小资产者。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同思想紧密联系的作风，情况也是如此。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们要从社会各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这有利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但也难免带来作风上的矛盾，这就必须抓好作风建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党的自身建设是全面的，从思想到组织，从理论到政策，无一不是在批判中建设、在实践中提高的；所有的建设在行动的意义上集中地表现为党的优良作风的塑造和培育。
下面，我们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党的历代领导核心在党风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作简要的梳理：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工作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谢世，历经41年。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了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全面建设，提出了并大力地加强了作风的建设。
1.科学地概括、培育了作风建设的深厚根基。
中国共产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风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对苏联经验搞教条主义的“左”倾思想，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革命，这使全党有了一次新的觉醒。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主张，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主张；“左”倾指导思想是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主张，是使革命遭受挫折的主张。在这一时期中，党内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左”倾主张对待不同意见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对待犯“左”倾错误的人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提出了党正确开展自我批评这一重要问题。正是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先是在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作风”的概念；后在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要求党的思想及其实践“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1942年，领导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终于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概括出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说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他在中共七大上总结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的发扬，是党在七大以后取得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并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三项历史性胜利的根本性保证。
2.创造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良好开端。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见到党在革命胜利和掌握政权之后遇到的挑战，他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以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以应对之。这种挑战，毛泽东同志名之为“糖衣炮弹”，即社会上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捧场、颂扬、侵蚀等软性进攻；引出的问题主要是居功自傲，不愿再继续进取；贪图物质享受，不愿再艰苦奋斗。毛泽东同志应对的方针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应该看到，“两个务必”同“三大作风”是一脉相承的。只有谦虚谨慎，方能实事求是；只有艰苦奋斗，方能为人民谋利益；两条都要做到，就离不开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看到，“两个务必”是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新的作风要求。有此“正风”，必能抵御各种“歪风”。我们也可以从党的历史中感受到，从50年代到60年代，党的干部队伍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跟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奋斗，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党在执政以后要保持本色，既要拒腐防变，更要依靠科学理论和正确决策领导人民取得建设的成功。党面临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课题。党继续发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而又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创造了具有久远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理论。这些重要著作，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所结出的硕果。
执政的共产党更需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构民主政治体制，发扬民主的作风。在这方面，中共八大有着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讲执政党“面临新的考验”，讲必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有意义的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反对神化个人，禁止个人脱离领导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发扬人民民主，接受“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这个报告，在作风建设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大作风”的思想，突出了民主的重要性。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就不能获得真理；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谈不到群众路线；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批评和监督。
3.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未能正确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1957年夏季以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逐步占了上风。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内在作风建设方面产生过尖锐的矛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61年，在严重困难面前，毛泽东同志借他30年代初所著《关于调查工作》（后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提出搞“调查研究年”，从而制定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文件。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作了自我批评；要求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倡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但是，面对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党内要求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案的呼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主张，直到1966年极其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1957年夏季开始的10年，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文化大革命”则使党的优良作风破坏殆尽，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后人留下了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许多教训。其中，重要的教训是党在执政的时候，必须把传统的群众路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内相应的民主制度，严格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党的作风上，必须强调民主的作风和依法治理的作风，坚决反对“一言堂”、“家长制”和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全党实现了战略性大转变。邓小平同志在这一阶段党的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邓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来说，邓小平同志是坚定的开拓者。
1.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实现包括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同志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后，率先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原则，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在成为实际上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后，他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从而重新界定并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有了这一条思想路线，党中央雷厉风行地平反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纠正了过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所作的错误结论，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全面肯定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各种优良作风。1977年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闭幕词中，他提出五个“一定要”：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同志不但是这样倡导的，而且也是带头这样做的。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他坚决主张要深刻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要批评什么错误；他同时认为批评应该是出于公心的，实事求是的，带着历史分析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建国以后党的错误，其中“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2.倡导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特道路的精神和方法，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中国都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新体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新制度、新体制的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同党的“三大作风”是历史地联系着的，是“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一是创新风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既有的模式。一切要由人民群众去创造，而创造就需要有勇于实践的崇高风格。他在南方谈话中，鼓励全党同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这是同创新风格辩证地统一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他指明，国际的客观条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国内的客观条件是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两个条件出发，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体制。三是树立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价值导向。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为人民谋利益为价值准则是相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历史的规律、民族和国家之希望所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所在。只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制，才是人民所需要的体制。四是选择客观条件允许、主体要求得到满足的政策和制度的负责精神。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一个作为出发点，另一个作为目标，共同地约束着我们的行动。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都要落实在负责任的政策、制度选择上。五是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检验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的自律意识。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它的可行性和价值性是未经证明的，也就是说它未必是正确的。因此，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邓小平同志这一整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是实践论的科学方法论，在落实的过程中则表现为“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风格。由此不难看出，他把“三大作风”总体性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3.指明保持共产党本色的作风建设道路。
当年毛泽东同志在进城之前，预见到党在成为执政党时所受到的挑战，要求以“两个务必”的作风应对此种挑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认识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受到的考验，不仅是因为执政，还因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在对世界开放的情势下执政。在邓小平同志领导时期，对于逐渐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极为重视，视反腐败为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全局性问题：“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他特别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应的优良作风；同时认为必须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天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了也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时代的新条件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1.面对新时代，大力倡导创新的作风。
江泽民同志在他有关党的作风建设的论述中，继续强调发扬由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三大作风”；同时，继续提倡由邓小平同志培育的新时期的新作风。他指出：“我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十分注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发扬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要“大力发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倡导的立足国情、紧跟时代，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精神。”在新的时代、新的任务面前，他又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课题。这里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大力倡导“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使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江泽民同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从技术创新讲到制度体制创新，又从制度体制创新讲到政策和观念的创新，再从政策和观念的创新讲到理论的创新。应该说，这既是对人类认识规律的一个总结，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当今时代潮流的一种回应，更是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决断。他提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创新的理念，在实践的具体性、效用性的基础上，突出了实践的创新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科学理论，也把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提高到新的时代水准。
2.强调和推进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
党的“三大作风”是一个整体。但是，随着形势和条件的改变，它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会显得更加突出。在我们党的遵义会议的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当邓小平理论已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经过实践的检验被证明并得到有效贯彻的时候，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主要应当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史显示，一个新兴力量，当它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时候，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总是比较密切的，而在夺取政权之后，这种关系就开始变化。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脱离群众，最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党的现实状况也证明，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些年来并未减少，反在增加。在改革开放之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正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时，权钱交易的发生更加深了脱离群众的危险程度。一旦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脱离群众的危险就会获得经济基础，变得难以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利益主体、价值观念多样化，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这就产生了“党究竟为谁谋利益？”的问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突出地提出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问题显然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3.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的问题；5月14日，他把“三个代表”认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他又系统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深刻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意义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界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回答了什么是党在现时代的先进性，从而为整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正如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我们党正在创造社会主义新制度、新体制的时候，从宗旨和使命方面界定这个新制度、新体制，借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过程一样，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我们党进行自身创新的关键时刻，从宗旨和使命方面界定党的自身创新，借以规范和引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整个理论、制度、体制创新起到了导向作用。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的自我创新与建设的时候，它也指导着党的作风建设。我们党的作风必须是积极推进先进生产力的作风，是与先进文化同质并引导其建设的作风，更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作风。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强党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党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把党风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如，提出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提出要弘扬廉政文化，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实行干部问责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等等。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他在阐述切实改进党的作风时指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1.指明了从砺党、忧党到兴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
从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出胡锦涛同志从“砺党”、“忧党”到“兴党”的加强党风建设的新思路。2008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召开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总结了抗震救灾经验，归纳了抗震救灾精神，并深有感触地指出：多难兴邦、多难砺党。
“砺党说”是胡锦涛同志对我们党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苦难是一所大学校，我国自古就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训导。自建党以来，我们党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然而任何困难都压不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我们不畏艰险、顽强奋斗、百折不挠、英勇不屈，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我们党用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砺出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可贵品格，也正因如此，我们党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十六大刚刚结束，他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当年的重要论述，向全党发出了牢记“两个务必”的号召。他指出，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忧党说”指明了共产党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是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优良品质。忧患意识是使命感、责任感的重要体现。一个民族有了忧患意识，才能自强不息；一个国家有了忧患意识，才能兴旺发达；一支政党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引用了很多古语，包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无一不显示出浓厚的忧患意识。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兴党说”指明了党风建设的目标。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并确定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从四个“着眼于”着手，要求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2.倡导为民、务实、清廉的新作风。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一再强调，全党同志要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他指出：为民，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当好人民的公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三为民”思想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党的根本宗旨的内涵。他进一步指出：务实，就是要坚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坚持不懈地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清廉，就是要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切实做到拒腐败、永不沾。这些新观点、新思想，丰富了我们党的党风建设理论。
2004年1月12日，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全面阐释了求真务实的深刻内涵。他指出：“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作风观的坚持和发展，是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理念。
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是衡量一名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胡锦涛同志对此做过多次明确的阐述。他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不盲目攀比；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搞花架子；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他提出要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
在2009年9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共产党员要大兴四个方面的作风：第一，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第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求真务实贯彻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真正做到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营造求真务实良好氛围，真正把心思用到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上，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不断取得实效。第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党政机关要带头厉行节约，进一步控制办公经费，把有限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第四，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领导班子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及时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建议，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保护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员，不准压制批评，严禁打击报复。
3.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群众观。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与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
胡锦涛同志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指出：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决不以权谋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必须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决不脱离群众。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立志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决不与民争利。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权为民所用”是关键，是起决定作用的，作为执政党，只有“权为民所用”，才能谈得上“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前提和感情基础，只有对人民群众充满深厚的感情，才能为人民掌好权、谋好利；“利为民所谋”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最终目的是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其本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4.首倡廉政文化，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了“廉政文化”这一概念。这个“纲要”要求：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2005年1月10日，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这是中央纪委全会工作报告首先提到“廉政文化”这一概念。从此，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的优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的宣传教育活动，从而形成廉政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都研究反腐倡廉工作，实施了强有力的领导，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200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部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要突出重点，要着重从建立健全制度建设来反腐败。2005年1月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确立了今后较长时期内“体系反腐”的“纲”，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总结反腐倡廉的经验，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建设的新要求，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5.开创干部问责制的新局面，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2003年“非典”期间，个别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从而掀起了一场“行政问责”风暴。2004年4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作了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问责，使昏官、庸官不敢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时乱作为。2006年3月5日，温家宝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要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2006年，在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问题。这次会议指出，《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职责，明确需要报告的事项，确定受理报告的机关，完善报告程序，强化监督检查，使这项制度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于2006年9月24日印发实施。
中共十六大以来，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深入推进，特别是政务公开迈出重大步伐。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它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部重要的行政法规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没有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的空白，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重要法规支持。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基础，政务公开使政府和政府官员在阳光下行使权力，接受群众监督，无疑可以有效防治腐败。
为了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地方党委常委会要把廉政勤政、选人用人等方面工作作为向全委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健全巡视工作领导机制，选好配强巡视干部，完善巡视程序和方式，提高巡视成效。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健全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的制度。完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财政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审计。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
6.强调三个结合、一个重点，将党风廉政建设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三个结合、一个重点，将党风廉政建设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个结合是：坚持廉政建设与勤政建设相结合。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将廉政建设与勤政建设结合起来，这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是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党同志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廉政和勤政，是对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要达到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目标。廉政建设搞好了，有利于广大干部发扬优良作风，规范从政行为，正确使用权力，为勤政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勤政建设搞好了，有利于广大干部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恪尽职守，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充实精神生活，为廉政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这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思路。这一论断深刻阐明，防治腐败既要通过教育引导使人自觉从善，又要通过制度约束使人不能为恶，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必须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拒腐防变教育作为第一道防线，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把思想和行为统一到党章的要求和规定上来，自觉按党章办事。同时，必须通过深化改，加强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导致腐败滋生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个结合是：将严查大案与保障人民权益相结合。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将严肃查办大案要案与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相结合，这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大案要案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必须坚决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向人民表明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才能遏制住腐败现象的滋生，也才能教育警醒干部。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直接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人民群众关心，社会影响广泛，必须切实解决。我们应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认真查处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权益。各级干部要切实把以人为本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真心实意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一个重点是：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把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也表明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共十七大以前的重要文献中，一般都是把反腐败工作方面的要求放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来论述；在纪律检查机关的文件中，一般都是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或者“反腐倡廉工作”来表述，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则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个科学概念，并把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起来，成为党的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凸显了我们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要求。
从以上对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历程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作风建设是与时俱进的，什么时候紧跟时代，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就有朝气，有活力，就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什么时候僵化了，停滞了，落后于时代了，党风建设就会遇到挫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加强作风建设，要把党的一切好传统好作风继承下来、坚持下去，并结合新的实践，把它们丰富起来，发展起来，光大起来，使它们发挥更好更充分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历史性胜利，使中国由一个衰败的半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已经实现小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坚毅地前进。党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卓越的历史功绩，党的建设始终是一个法宝。而在党的建设工程中，作风建设是党的独特创造。
回顾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解决了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为党奠定了优良作风的根基，开启了执政之后作风建设的良好开端；邓小平同志解决了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行根本性战略转变时期的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为党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年代指明了既保持党的本色，又实行开拓创新的作风建设方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了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既发扬自毛泽东同志为党所确定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坚定地为人民谋利益的优良作风，又培育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相应的制度体制改革推向前进的创新精神；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加强党风建设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切入点，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开创了党风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
比如，党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党风建设服从服务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党风建设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党风建设服从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再比如，党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来进行。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加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风建设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途径，不断纯洁党的队伍，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对党风建设的基本经验，这里我们可以从“创新”和“坚持”两个方面展开来谈。也就是说，一要不断创新，二要坚持不懈。
（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不断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也是如此。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就必须不断创新，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常抓常新。党中央强调，要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努力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作风。这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
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开拓性地论述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强调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认为，党的作风的好坏将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将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我们党不注意、不坚决刹住各种不良作风，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关乎党的事业全局。”因为，人民心中有一杆秤，党的形象在这杆秤面前得到准确的衡量。形象好，党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形象不好，人民就会感到失望和不满，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分量就下降，所以，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
从作风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到“关乎党的事业全局”，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至关重要。这是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的共识，也是全党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
第一，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科学总结党的作风建设在各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以指导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实践。他们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且大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涵，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这一重要思想，既规定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方针，又明确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任务，吸收了时代所赋予的加强作风建设的新内容，拓宽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新思路。
第二，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不断进行内容创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优良作风，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深刻地认识到各种不良作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领导全党花大力气进行了反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斗争，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在继承党的优良作风的同时，要培育党的新的作风，强调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以党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这些论述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
第三，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不断地进行形式创新。随着党的作风建设内容的不断创新，也需要实现党的作风建设形式的创新。在民主革命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创造了以整风的形式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实现了党的作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停止了以群众运动形式来解决党内问题的做法。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相继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学习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等活动。与此同时，在开展这些活动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和办法，提高全党加强作风建设的自觉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不懈。
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生命相始终。要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深刻认识抓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持之以恒地抓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不渝地加强学风建设。
学风问题，说到底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鉴此，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在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和具体行动纲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新步伐。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重申“两个务必”、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随着实践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进一步前进，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党的历史表明，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学习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新世纪把党建设成在全球化条件下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根本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始终不渝地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意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党内提倡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工人农民中间，做发动和组织工作，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终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开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江泽民同志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提出了把始终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之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等极其重要的观点。胡锦涛同志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体现了党的历史经验，又体现了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
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1940年全党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本质，提高了全党克服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增强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我们党又进行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个新的工程中，党中央始终抓住作风建设不放松。1983年至1986年进行了全国整党，1999年在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三讲”教育，2005年开展了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其后又相继开展了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这些措施的共同特点就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提高，收到克服不良作风的效果。
第四，作风建设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一是必须突出重点。不同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有所不同，需要从党的作风建设的实际出发，正确确立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风建设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并规定出主要的任务。这一方面要对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另一方面又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铺平道路。
二是必须抓住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这一关键。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中，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重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的作风好坏直接影响党风、政风、民风。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习近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要下大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次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