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1972年3月致赵瑞蕻、杨苡书简
阿虹，静如，你们好！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乃迭经过四年的详细审查，问题已经完全弄清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经过总理批准，现在已经回到外文局工作，我是上星期回来的，乃迭是这个星期二回来的。回来后一直很忙，家里很乱，所以到今天才写信告诉你们。
我还记得差不多四年前阿虹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你们情况，知道你们都没有什么问题，很高兴，但当时我的自己面貌不清，被群众抓出来，还未被解放，因此当时不知怎样说好，因此当时没有回你们信，后来不久，一天夜里我和乃迭就被带走拘留起来了。在那几年里，我们情况倒还好，整天就是学习和交代问题，家里的孩子和姆妈，以及敏如和沛霖受到一些连累，吃了一些苦，这也是很自然的，总之，大家经受了考验，结果都还好。上星期三我一回来就去看了姆妈，敏如和舅舅，然后就忙于收拾屋子，我们还住在原来宿舍，局里还派工人重新粉刷了房间，还通知了孩子们，叫他们回来看看。杨熒已于前天回来了。这些天我们三人，乃迭、杨熒和我一直在忙着整理东西，添买东西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外文局的运动这几年搞得相当激烈复杂，有些坏人，包括旧领导人，是五一六分子，他们在整队期间，故意制造事件，搞谋杀，死了一些人，你们的老朋友方应旸也死了，你们可能已经知道。我因被公安局抓起来，反而受到政府保护，幸免于祸，这又是不幸中的大幸。现在局里问题已经基本弄清，工作也慢慢上轨道了。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在解放前一段历史，主要是与一些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不够清楚，解放后党对我始终不甚放心，过去我在精神上也有些包袱，不大愉快，有时情绪很坏。经过这四年审查，我的历史已经完全弄清楚。公安局对我的历史用一分为二的态度作了分析，也肯定了我的某些进步表现，包括解放前和解放后。公安局负责人员告诉我，这次对我的历史审查，政府花费了很大力气。我感到十分感激。现在我的历史包袱也放下了，精神很好。回来后，组织告诉我，工资工作照旧，大概还要补发过去几年工资。局里的老同事对我们都非常热情友好，非常高兴。
从姆妈敏如那里听到一些过去几年大家情况，知道你们也都很好，详细情况当然还不清楚，希望你们有空时来信谈谈，和孩子们的情况。
这几年从正反两方面受到不少教育，增加了不少社会经验，对自己的问题也认识得比以前清楚一些。乃迭进步也不少，回来后情绪很好。今后应该加紧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好好学习主席著作，作好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你们一定也有很大进步，有空时写信来谈一谈，好不好？南京方面碰到熟人时，请告诉一下我们的情况，让大家放心，问他们好。
改天再详细谈。祝好，问孩子们好。
宪 益
三月三十一日
六十年来我不喜欢记日记，因为必须慎之又慎，以防万一。我也不想在纸上摆弄那些过去的碎片，就让它随风而逝吧（Gone with the Wind！），偶尔也许会想再追加一些应该是还有价值的影子，但即使是片言只语，也是老年人特有的令人烦厌的絮叨，罢了！罢了！不说也罢！却在清理旧书之际又翻出我哥杨宪益给我们的几封信。真要感谢我的朋友J.Z.，他去年帮我把这些信整理成册，让我这一向疏懒之人不得不重读几遍。
1972年又悄悄地走进我的回忆，想想那样难熬的六年也就这么熬过来了：罚跪，挨一记耳光，各种辱骂的诅咒，甚至有一个荒诞的称谓“帝修反的别动队”几乎使我笑出声来，竟出自高等学院的“军宣队”第一号领导之口，真不可思议！
一切过去了！当年看到我哥这封信时也是我被宣布“解放”之后好些天的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森林般的手臂高举，那些声嘶力竭的喊叫：“×××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等等等等。那会儿我并不知道这一场批判后便是宣布“解放”，更不知道我被恩准“解放”是源于在北京的我哥嫂的获释出狱！当时我真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大发慈悲，也许是他们累了，詈骂我“顽固不化”“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外语系的老大难”“老反革命”等，却又查不出我有任何所谓历史问题，实在是烦了，也不怎么有趣了，而我却越来越处之泰然！
我在长篇检查中检查了我在1959年写过儿童文学的大毒草，“诬蔑”了新中国儿童，我又检查了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译了大毒草《呼啸山庄》，宣扬了阶级调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等。最后说到我与我哥嫂杨宪益、戴乃迭的关系，我声明与他们远隔南北，情况不明，平时也很少联系。我还加上这么一句带有虚拟语气的酸溜溜的结尾：“如果他们是阶级敌人，那我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是了。”之后像例行公事一样，几个革命志士把他们准备好的奇妙檄文读了一遍，然后革命委员会头头宣布把××ד解放”，自此我便回到革命阵营，“老老实实，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改造，夹着尾巴做人，争取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等等，我的姓名后面又很荣幸地被加上“同志”二字。
然后是奉派到某中学做代课老师，我心里明白他们原是想把我调离这个高等学府。的确曾有人早就对我说过：我们这里是外语系，不需要你讲外国文学，我们是搞语音、语法的。这时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说我已远离英语六年（1965－1966年派到农村“四清”），叫我去中学教英语应给时间准备。工宣队头头马上黑下脸来说我拒绝改造。其实我心里还是挺高兴到一个新天地去的。我在那个中学工作顺利，同事相互尊敬友好，学期结束时（中学放暑假早一些），教研组特准我去北京探亲，还嘱咐我用不着跟原单位打招呼，最后还送到我所在单位一封感谢信。
这很重要。据说我原单位真的有一些人在听说我去北京后非常恼怒，又准备我一回来再整我的。我过了一个特别宽松的四十天暑假，逃掉了原单位的暑期突击政治学习，那正是由于上一年上面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这年秋天我再次走进那个高等学府，草坪上矗立着一个很高很高的领袖水泥全身像，领袖的右臂高举，严肃地向每一个走进校门的老师招手示意。这只手招了近二十年直到某年才“入土为安”。那塑像是曾在1966年8月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活活斗死两个老同志夫妇而得名的“××革命造反师”修建的。这时我已不再胆战心惊，随便派我做什么工种，我也无所谓了。但那几年的确已经有点麻木不仁，即使在去北京之前看到我哥这信时也并没有为之雀跃，我没有我哥那种感激之情，因为我没戴过手铐。只是感觉好像突然打翻了五味瓶，空气中弥漫着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扫了几年马路的七十六岁的母亲见了我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她的委屈，反复说：“我不是没想过自杀，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不相信我的儿女是反革命！”姐姐和姐夫还是噤若寒蝉，时值1972年，还是在“文革”期间，只是由于上面出了大事，这才对下面有所松动。
我哥出狱后第一件事当然是洗澡换衣服，这个一向穿着整齐的白面书生这时已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了！然后出去理发，因为在狱中和刑事犯关在一起，都是剃光头的，这年既然决定开释，也就由着这犯人的头发长出来了。领导上千嘱咐万嘱咐要正确对待，告诉他为了把他的事情搞清楚，国家花了不少精力等等。然后他们叫工人粉刷房间，还多给了对面一套。一切布置得尽可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窗明几净，瓶中摇曳着鲜花芬芳……我听说了一个真实的笑话，这是母亲给我讲的：
哥去拜见老母，然后像呆子一样地掉过头问我姐：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点花插花瓶？”
我姐大叫：
“你怎么还没改造好？怎么还要买花？！还有资产阶级的坏毛病！你不知道毛主席不让养花吗？”
我哥喃喃地说：“不是我要买，是上面领导叫买的，叫我把家里什么都顺好，就去接乃迭回家。”
就算是一场误会吧——长达四年的“拘留”，而且是戴上了手铐离开单位的。无论如何，能把他释放总归是使他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的。那个年代时兴这样的话：“审查你是必要的，现在对你宽大处理是英明的，你要正确对待。”哥在信中感慨地说了 “幸免于祸”这四个字，并未夸张。我的好友方应旸在大清早坠楼而亡，一说被所谓五·一六分子杀害，一说畏罪自尽，天晓得他是为何坠楼而亡的！我们深知这个老实人绝不会跳楼，这个曾在南京默默地做着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对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做出大量奉献的优秀知识分子绝不可能！
一个姓吴的与我哥在同一单位的老同事曾告诉我，在我哥还没被抓走、正在遭受着各种折磨之时，一天这个吴同志恰巧看到造反派勒令我哥爬上窗台去擦窗子，吴顿时大喝一声：“杨宪益，你马上给我下来去搬东西！”哥顺从地爬了下来，低着头跟着吴走开。过了三十年，我在哥家客厅听说了这个故事，我想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宛如游丝！
我在北京逗留了四十天，恍若隔世。北京师大的启功老师和天津南开大学的华粹琛老师曾一起到我姐姐家看望老朋友，他们说起他们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我母亲想笑又不敢笑，我们也不曾把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荒诞故事叙述一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该笑还是该哭，这总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方式吧。在哥家却有“外宾”，乃迭的姐姐和嫂子都从英国来了，陪她们看一场京戏，哥做她们的讲解员，在颐和园包船游湖，在故宫转来转去，领略那已不存在的封建王朝余威等等。当然还得听领导对外宾喋喋不休地称赞“老杨”和“老戴”对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不由想到Hilda（乃迭的姐姐，一个大学教师）告诉我：那几年她们如何焦急，后来她的母亲怀着对远在中国的小女儿的担忧郁郁而终。她又说起当时英国伦敦学术界曾有一些人联名写信抗议对杨戴二人的长期监禁，信通过使馆经外交部上交给周总理，这样到了一定的时期一些外国专家才被释放。
现在当然是一切不必深究了，洋亲戚离开北京后又由乃迭和两个女儿作陪一同到南京一游。那一个星期我和哥在外文局宿舍过日子，我们从来不谈六十年代的事，有一天两人对坐时，他忽然说：
“听说你们的老朋友李××大概出不来了，他的心脏病很重，要死在监狱了。”
李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学经济的。三十年代加入C.P.。他的一生足够写四五十集的电视剧。
过了两年我又一次在北京小住。一天我正从北京中医研究所的医院走出，在大院里猛地听见一个人大声喊着我的学名，我抬头一看，却看见是李在叫我，他远远地站在大门口微笑着望着我，我连忙跑过去大叫：
“李××，你居然还活着，我哥说你会死在里头了！”
他笑着低声说：“我呆了七年还活着。”
这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同学好友的情谊，再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研究气功的专家，后来他到处讲学，行踪不定，他已看破红尘。我们几个老同学这三年已失去他的信息，也许这根游丝已被风刮断了。他已八十有余，后半生默默地咀嚼着他自己种的苦果，孤寂地了此余生。我想我哥也会欣赏这种生存方式的。
因此我开始自责不该这样絮叨那些陈年旧事，就让它随风而逝吧。也许必须是等待哪一天死神搧动着它黑色的翅翼时，记忆才会沉落！是不是只要人活着，记忆就不会消失，也无法消失？！它常常呼唤你打开埋在心底的那扇门，聪明人绝不会想去碰它，只有傻子才会莽撞地敞开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