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论述之前，有三点必须略作交代：第一，这里所说的讲演，并非学校里的正式课程，即便由大学出面组织的，也都属于“暑期学校”之类。第二，选择章炳麟（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周作人（1885—1967）、胡适（1891—1962）四人作为个案，基于诠释两代学者不同风范的需要。第三，我所关注的，主要是这四位著名学者讲演的动机、过程、效果，以及其对于刚刚崛起的新文学之影响，而不是具体评述其讲演的内容。
依照中国人尊老敬贤的习惯，这里准备从章太炎讲学的上海说起；而后从南到北，一路说将过去，最后归结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北京，这四座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各具特色，无法互相取代，但就其在文化版图上的位置而言，又大略可分做南北两组。与1930年代文学界的京派、海派之争不同，1922年的中国，南方学术的重镇在南京而不是上海。尤其是此前一年，南京高师演变成为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更是有与北京大学遥相对抗的意味。而东南大学教授们编纂出版的《学衡》、《史地学报》等集刊，又确实与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人趣味相左。我之选择章、梁讲学上海和南京，而把北京、天津讲学的任务留给周、胡，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并非“纯属偶然”。事实上，1922年的梁启超，南下前曾在天津南开做过讲演；而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上，胡适乃被邀请的十五名家之一，负责讲授实用主义并兼作杜威的翻译。相对来说，章太炎与周作人比较单纯，这一年的讲学局限在所居住的上海与北京。
南北学术本就有分庭抗礼的意味，加上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知识结构不同，这四次讲学，因而充满玄机与悬念。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出面组织国学方面的系列讲座，并非只是为了文化普及。1922年3月29日《申报》上所刊《省教育会通告》称，“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幸蒙允许”。从4月1日的“国学大概”，到6月17日的“国学的进步”，每周六午后开讲，共十讲。每回的讲演内容，《申报》都在“本埠新闻”栏做详细报道。只是原先许诺的“所讲述者，另有纪录员纪录，以便整理，送由章氏核阅，以便发布云”《章太炎讲学第一日记》，1922年4月2日《申报》。，没有真正落实。坊间所见关于这次讲演的文字材料，都没有经过太炎先生的“核阅”。除了报纸上的着意宣传，此次讲演还留下两种著述，一是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论》，本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而后多次重刊；一是张冥飞笔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1924年由平民印书局推出。
如此大张旗鼓地“讲授国学”，即便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有意；更何况主持其事者确有“借章太炎来做复古运动的盾牌”参见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0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的意味。远在北京的早年弟子周作人，便对章先生的上海讲学很不以为然：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周作人之所以如此立论，是将《学衡》的出版、太炎先生的讲学，以及若干国粹主义的表演挂钩，认定“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仲密（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3日《晨报副刊》。。一贯对世事持乐观态度的胡适，对形势的判断与周作人迥异，因而专门撰写《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予以辨正：《学衡》的攻击不足为虑，因新文化运动已过了讨论期；“至于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胡适的举证十分有力：当年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的弟子，虽有黄侃守旧，但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等大都锐意革新。更有趣的是：“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7日《晨报副刊》。
梁启超的东南大学讲学，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未引起新文化人的警觉。倒是学衡派诸君对前来讲学的任公先生不太友好，嫌其“善变”与“趋新”。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一文，提及其时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如何“围攻”、“冷落”梁氏参见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15—32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但文中所涉及的吴梅、顾寔、陈钟凡、柳诒徵、胡先骕等，并没留下具体的讥梁文字。倒是同属东南大学系统的缪凤林、张其昀两位史学家，在任公先生1929年去世时撰写悼念文章，约略透露出当年东南大学诸君对于梁启超的评价。缪君的说法相当刻薄，将梁启超的学问归结为“揣摩风气”：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亥（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故身后遗著，十九未完之作。吾人悼惜梁氏，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117页。张君于梁启超讲学金陵时曾“获侍教席”，撰文时语气恭敬得多，表彰其治学兴趣广泛，“实近代最富于修养之一通人也”，还专门提及梁先生的南京讲学：昔梁任公在金陵讲学，不及三月，而教泽在人，令人念及，辄兴高山大泽之思，岂非其成效欤。南高、东大，已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其在现代教育史上之地位，兹不遑置论。惟有数事，颇有纪念之价值，即如聘请梁先生南下讲学，并赁定成贤学舍，敬候起居，梁先生亦常于暇时，邀集学生，悠然叙谈，有欣欣向荣之气象；此则古代尊师重道之意，流风未沫者也。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124页。本是悼念文章，竟一转而成了大学传统的开掘——其时东南大学已改称中央大学，故有“已成为历史上之名词”云云。于悼梁文章中表扬起东南大学的“尊师重道”来，如此转移视角，借题发挥，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
梁启超一生除笔耕不辍外，有过好几次“讲演热”。1922年的南京讲学，恐怕是最值得钩沉的。比起刚归国时的政治演说，或者晚年清华国学院的专业课程，南京时期的梁启超，需要照顾的面更广，既有东南大学的专业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应各类学校及社团之邀作专题演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称，“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其实只是收录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的文章，而非全部。这些讲演，有在上海、南通等地作的，但大部分集中在南京。比如8月5日、6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11月3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屈原研究》，11月6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人权与女权》，11月10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历史统计学》，12月25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护国之役回顾谈》。第二年的1月9日、13日在东南大学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和《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另外，还有未考定时间的为金陵大学讲《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为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什么是文化》和《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等。
1922年梁启超的南京讲学，并非一气呵成，中间略有间隔。先是8月间为暑期学校等讲演，10月起至第二年1月方才正式在东南大学授课。除了收录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中的专题讲演，前者还留下了《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者则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最负盛名。
热情洋溢的任公先生，几乎有求必应，其南京讲学之紧张与忙碌可想而知。在《学问之趣味》的讲演中，梁称“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强调的是自家对于“天下万事万物”的兴趣；而在《复季常书》里所说的“但恨不能请上帝将每日扩充到四十八点耳”，则是因工作实在太忙参见《学问之趣味》，《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二辑（1922）；《复季常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67页。。这一点，读读任公先生11月29日写给女儿梁令娴信上所开列的“功课表”，便一目了然：每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来复日停课外，日日如是。
每来复五为校中各种学术团体讲演，每次二小时以上。
每来复四晚在法政专门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二上午为第一中学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六上午为女子师范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一、三、五从早上七点半起至九点半（最苦是这一件，因为六点钟就要起来），我自己到支那内学院上课，听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
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总有一次以上。《与思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68—969页。如此拼命工作，焉能不出问题？终于酒醉后伤风得病，并检查出心脏有问题，任公先生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削减部分校外的讲演。等到完成讲学任务，回到天津，梁启超当即发表启事：鄙人年来虽委身教育，但惟愿就自己所好之学科为短期之巡回讲演，或自约同志作私人讲学，至于国立诸校之任何职员，断断不能承乏，敬吉学界诸君，幸无以此相嬲。鄙人顷患心脏病，南京讲课勉强终了，后即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士枉顾者，恕不面会。谨启。《梁启超启事》，1923年1月20日《晨报》。以梁启超之好强，非到不得已，不会如此“遵医命闭门养疴”。可见梁氏南京讲学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在这个意义上，张其昀的表彰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