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维，四十岁前后定居于修建在终南山里的辋川别墅，在那里写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其中一首五言诗里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独自一人，漫步到溪水的源头，默坐在山石之上，就只是在那里享受自然风光之美吗？不是。被人称为“宋代之李白”的苏庠，也爱写山水田园诗，特别赞赏王维的这首诗，他说：“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这首诗主要并不是要提供一幅用文字描绘的山水画，诗人此时此刻已经超脱于身边的物质世界，心灵沉浸于飘渺的玄思，他在用诗的形式表达哲学的思考。诗的开头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王维信佛，但是这首诗里说的他所好之“道”，却并非就是禅宗之道，而是指哲理之道，是指普遍精神的本体。王维这类诗句颇多，例如《登河北城楼作》结尾的“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积雨辋川庄作》中的“山中习静观朝槿”，都描画了一种审美静观的思维方式。他无论是凝望云起云飞，还是看河水流逝，或是看花开花落，都为的是探寻“道”，探寻人生的真谛，探寻宇宙的本体、宇宙的本源。这些诗句映现出中国古代诗人审美思维的特色。从哲学、宗教的角度说，王维好的是“道”；从审美的角度说，他追求的是“趣”。
怎样达到这种“道”和“趣”呢？上述诗句表明，他是用特别的思维方式，是依靠“体”。体，是内向的思维方式。《庄子·知北游》说：“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现代的注释者把“体道者”理解为“体现道的人”或者“直接体认道的人”，是“取消名言和概念，取消相对而有限的对象认识，进行直接体验，是一种自我体验”。古代的注释者说：“圣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见天下也。”《淮南子·精神训》说：“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于形骸之内而不见也。”向主体自身之内求索，所得到的，不限于耳目之前，还能远届往世与来世。《张子正蒙·大心》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可见，儒家和道家都是十分重视体验，把体验看得比观察更重要、更高级，就是要让探究的目光超越眼前，而投向无限的时空，透视现象的背后。重视主体的心灵，重视内向体验，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第一个显著的特色，是中国诗学区别于西方诗学的第一个显著特色。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讲到中国哲学有六个特点，其中之一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体验久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他又讲到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六点，其中两点分别是体道和体物，“直接的体会宇宙根本之道”。杜维明先生认为，体验是“直接证会天地万物的最后真实，也就是对本体自身的体会”，这种体知不能成为一般所谓的科学知识，“但却和人文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道德实践，宗教体验和艺术鉴赏之知都和自知之明的体结上了血缘”。体验论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诗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懂体验论，就无法懂得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色和精髓。
人要获得真知，要把握真理，应该运用怎样的思维方式，经由怎样的思维途径？这是古往今来思想家们、文论家们都很关注的问题。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着重强调的是了解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他们谈得很多的是了解自然界；而要了解自然，首先必须学会观察。古希腊哲学以自然哲学为开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被史家认定为希腊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发现了小熊星座，这个发现很快被应用在船只的导航上。据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讲述，泰勒斯曾经因为太专注地观察星空，不小心掉进了井里，为此，一个女奴隶嘲笑他，“只热衷于天上发生的事情，却看不到在脚下发生的是什么”。这个小故事所以流传，因为它具有象征性，从中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家更关心看远、看外，而不太关心看近处，不太关心看自身、看自己的内部。我国现代研究东西文化比较的学者梁漱溟先生，多次反复地说过：西洋人总是向外看，中国人呢，是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生命上。他说：“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或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然而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能知矣。”梁先生的话，足以与两千五六百年前色雷斯那位聪明伶俐的女奴隶的话相呼应。是不是要对中西传统的思维方式作出高下和优劣的区分、判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当然，中西思维方式的这种差异也是相对的。近代以来，西方的哲学、心理学和诗学，也表现了明显的内倾的趋向。美国的爱默生就对西方长期的重外向、重实证的思维方式提出过怀疑。他说：“经验的实证科学总是遮挡人的视线，用完全属于功能与过程的知识来阻止学者独立地沉思世界整体，使哲人成了没有诗趣的匠人。但最好的学者却爱读那些对于真理给予完全虔诚的关注的博物学者的书，他认识到，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上，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要学到这些知识不能用实证科学那种大量引证、抽象、比较的方法，而只能凭借精神的本性来领悟，凭借持续不断的自强复苏，凭借彻底的仁慈。他将感觉到，学者身上存在着比精确和严格更有价值的品质，一个猜想常比一个不容争辩的判断更有启发性。”为了实现东西方思维特性的互补，我们就要认真研究它们是怎样地不同。东西方思维有不同特性，有各自强调的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这首先体现在认识活动的指向上，一个是偏于外向的，一个是偏于内向的。
古希腊人认为，观察，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的方式方法，也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不可逾越的第一步。观察，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外搜索和接受信息的活动。作家、艺术家如何汲取创作的源泉，如何感知外在世界，并如何将自己的感知所得转化为写作的原料，这是诗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艺术、文学，要描画物质世界、描画大自然，体现人对自然的眼光，更要反映人的生活、表现人的精神。无论是为了在作品中描写自然界，还是为了描写人的外貌、行为，表现人的性格、精神，首先必须要观察。中国古人也屡屡论述过观察的重要性。《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又说，“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自然景象；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对这两类现象，要“观”，要“察”，这是文学写作的前提。刘勰这里借用了《周易》中的语句。《易·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贲》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可知，对于观察的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古代学者也是持续注意的，对此有若干世代的积累。孔子比较注意对人的观察，《论语·为政》中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是说观察人的行为、表情，而后由外及内，进而了解人的内心，透彻地把握人的性格。《孟子》也说：“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晋代以下，以山水为专门对象的诗和画兴盛起来。画家和山水诗人，更注重观察自然界，他们观察花草树木、峰岭田畴、云霭雨雪、飞鸟走兽，并在实践中积累了观察自然界的丰富经验，总结了观察的方法技巧。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和艺术家，对于观察作出过各自的论述。然而，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特色的，构成中国诗学思想特色的，却不是观察理论，而更在于体验理论。与古希腊比较，中国古代的观察理论不算精致，而体验理论则相当深入。体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倡导的基本的、主要的思维方式；体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占有特别地位的名词，是占有特别地位的概念。
与古希腊那些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相反，中国古代有的哲学家认为，观察得越多、越细致，人对世界、对世界的本源了解得反而越少。《老子》第四十七章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段话被《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文子》等许多古代典籍一再引用、诠释和发挥。中国古代这些哲学家认为“知天下”、“见天道”不能靠观察，那他们又靠什么呢？他们认为，思想家不要跨出房门，不要把眼光投向窗子外面，才可能悟道。他们主张的思维方式是体验。体验，和观察相反，它是向内的心理活动，是通过向内而最终在更高层次上感悟外在世界，力图把握宇宙和人生、把握最高本体的思维活动方式和心理活动方式。
中国古代的体验论，有道家的体验论、儒家的体验论和佛家的体验论，三者有同有异。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作为深刻睿智的哲学家，最先明确提出重内向心理、轻外向心理的观点，最先奠定了关于体验论的构想的基础。先秦儒家也论述过内向心理，他们说的主体自省其身、“自讼”以及“以意逆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等，都是反身求诸己。但儒家所讲，或是道德上的自我检视，或是具体情境下的推想，还没有提到方法论的高度。作为哲学方法论根本原则的体验理论，是由先秦道家启其端，由魏晋玄学家正式建立的。佛教学者论证虚幻的彼岸世界，不可能依赖观察，他们探索宗教心理的奥秘，由此建立了很精致的体验理论，总结出细腻的进行体验的心理活动技巧。后来的哲学家和诗论家讲体验，常常是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并不限于一家一派。玄学家之后，宋明理学家深入地论及体验，朱熹对此贡献颇大，他说，“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且体认自家心是何物”，“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王阳明也一再讲到体验。比较起来，西方古代的哲学和心理学论著较少谈到体验，较少对于体验的深入探讨。体，体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范畴，经过长期演化，进而成为了诗学的范畴，体验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主要基石之一。
观察和体验，各自所要把握的对象有区别。老子哲学所要探究的，不是人们直接面对的，不是凭借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而是道。道是什么呢？《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在他的心目中，道，是玄奥超远的，是恍惚混融的，是形而上的，不能够靠观察直接把握。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道不能直接感知，只能靠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假使到物质世界直接观察，可能会是背“道”而驰，走得愈远，迷惑愈大。用“体”的方式去把握“道”，叫做体道。
什么是体道？怎样体道？《庄子·齐物论》的开头，描述“体道”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说：
南郭子綦隐几（身体凭靠着几案）而坐，仰天而嘘，荅焉（忘记周围和自我）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什么缘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这个寓言里的人物南郭子綦，对向他请教的弟子谈论外界的各种声音——人籁、地籁和天籁，却并不指导学生去倾听、去观察，自己也不是在倾听、在观察，他背靠着几案，像一段枯木头，对眼前的外界事物不知不觉，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躯，忘记了自己的日常意识。道家认为，这正是体道的最佳境界。他追寻的不是具体的物质的东西，而是超越的最高本体。到了魏晋玄学家，提出“体无”，他们“以无为体”，“无”也就是道，是舍物象、超时空的，是万物、万有的本体。“无”不能够观察到，而只能依靠内向思维方法去体悟。再后，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弟子从早到晚在他身旁希望得到教诲，他却没有一言半语，只是“端坐面壁”，传说他面壁九年，这也是示范。面壁，瞑目，形如槁木，是道家和佛家思维者的典型姿态。在哲学思维上如此，在艺术思维上呢？有的诗论家拿道家和佛家作样板，宋代吴可的《学诗诗》说：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诗人要把握的也不是具体的物质对象，而是飘忽的、幽微的诗意。诗意不能靠观察得来。体验论认为，不出房，不窥窗，闭目静坐，“冥心求理”，倚仗直觉思维，才能够把握那绝对的精神本体，把握艺术的、诗学的奥秘。
体道，体无，作为哲学思维，不能说都是纯然主观的臆想，更不能说是无规律的胡思乱想，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甚至需要一种天赋的思辨能力。具备这种能力，把它作为哲学思维的根本路径，自觉地从哲学方法论上确立“体”的概念，提出“圣人体无”命题的，是魏晋时期早夭的天才哲学家王弼。他才二十来岁，会见吏部郎裴徽，《世说新语·文学》记裴徽和王弼的对话：
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凭借，依靠），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训释），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裴徽的问题是，“圣人”不讲“无”，而老子反反复复地讲“无”，原因何在？王弼的答案是，“无”是万物藉以产生的本原，但是“无”不能用语言解说，能够说的只是“有”。老子肯定“有”，把“有”和“无”看做一对范畴，所以他反复讲“无”；圣人靠体验把握了无。王弼所说的圣人，似乎是指理想中的最高智慧的代表，这在事实上当然是不存在的，这里重要的是，明确了圣人把握最高本体的思维方式是“体”。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说：“辅嗣（王弼）谈老庄，而以圣人加以老庄之上。然其所言‘圣人体无’，则仍是老庄之学也。犹后儒谈禅学而以圣人加于佛之上，然其所言圣学，则仍是禅学也。”陈澧说的“老庄之学”、“禅学”，可以说即是体验之学。体无，是老庄的思想，被王弼作了理论加工。王弼明确地指出，最高本体，即无，是不可说、不可定义的，当然也不可观察，只能体验。他把“体”作为玄学的根本的思维活动方式和心理活动方式，把体验论深刻化和体系化了，这对魏晋六朝诗学的进展，有着推动作用。魏晋六朝的文论家们倡导文艺创作要“收视反听”，也是主张不出门、不窥窗，主张向内，主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