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至的《十四行集》（二）
这时我胸中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
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冯至《南方的夜》）
写作《十四行集》时的冯至，沉入了对于生命的冥思遐想之中。从20年代到40年代，冯至的诗风明显变化，那种青春和生命的清丽的哀婉，那种现实人生的阴沉和愁苦，都被一种对于世界和人生的重新理解和思考所取代，诗人由对人生现象的洞察体验，深入到了对于世界和感性生命的内在把握，而这，就差不多成了《十四行集》的基本精神物质。
写于1941年的《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是《十四行集》中的第二首，是对感性生命过程的一个瞬间展开，其间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可以看做是一曲深沉的生命冥想曲。
开头两句是全诗的总体意绪：“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是感性生命个体的总称，这里虽用了复数，实际上作单数的“我”理解似乎更明晰些。“脱落”显然是一种自然行为，是生命个体的自然流变。“尘埃”是指生命过程中的残屑，而“我们”让生命过程中的残屑“化作”尘埃。因此，如果说在前一句中，诗人强调的是生命的自然代谢和转换，那么，在第二句中则强调的是生命的主体意识和生命的自为性。在这两句中，诗人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诗绪，那就是感性生命对自身的有限与永恒的自信与超脱。站在这种诗绪中的形象，是一个饱满的自为的生命个体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是诗人自己。这是全诗的总体意绪，它就像一首乐曲的主题音调一样深沉有力地奏出，而后面的十二句诗，无不是对这一主调的解释、发展和深化。
接下来的，“我们安排我们”一句，在诗中反复出现三次，每次出现，都标志着对生命在不同的境况和层面上的冥思。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安排我们”是贯穿于全诗的一个主要动作。实际上，它是对生命的自为性的进一步诠释。这一句似乎是说，感性生命的存在是第一性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命运的安排，生命完全是自为的，因为尼采已经宣布了上帝的死亡，所以，生命的存在、发展和死亡，都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自己自由安排和选择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冯至留德期间所接触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其诗绪的默默渗入。
在后面的全部诗句中，诗人为我们营造了三个充满诗意的幻象空间。在这里，是意象在说话，诗人把全部的诗思都交给意象去表达，这些惯性的意象让你像“闻到玫瑰香味那样地感知思想”（艾略特语）。在由树、秋风和严冬的意象构成的第一个幻象空间中，诗人思考的是生命的现实性问题。树、树叶、花朵、秋风、严冬虽然都是自然意象，但由于“这时代”一词的限定，由上述意象构成的幻象空间就具有了现实性的含义。以“树”喻感性生命“我们”，“树叶”和“过迟的花朵”喻生命的残屑，而“秋风”和“严冬”则指冷峻的现实。这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棵脱落了叶子和残红的黑郁而挺拔的树的形象，在秋风和严冬的背景下，直刺铁青的天空，我们甚至可以想到鲁迅《野草》中的那两棵枣树。诗人似乎是说，即使在现实的严峻中，自为的生命也依然豁达、超脱，不论失去什么，都依然挺拔、自信，把握自己又承担一切。
在由蝉蛾、残壳、泥土构成的第二个幻象空间中，由于“自然”这一意象的暗示，诗人已把我们带到了对于生命的自然性的思考之中。感性生命“我们”成了“蝉蛾”，在自然的蜕变中，把生命的残屑都丢在泥土里。在这里，诗人流露出的是对生命的自然代谢的坦然和达观，因为诗人认为生命的自然代谢，正是生命发展的根本原因，自为的生命首先应是自然的生命，所以，在这种对于生命的自然性的探索中，包含了对于生命自身发展的思考。
在最后一个幻象空间里，诗人把我们带到了死亡面前，“我们”成了一段“歌曲”，一段无词的歌曲，一脉沉默的青山。在这里，诗人并不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止，相反却是生命的一种永恒的形式，因而，诗人通过“死亡”思索的是生命的永恒性问题。死亡并不阴森恐怖，相反却亲切无比，它仅仅是一首无词歌，一座沉默的山而已。正是在与死亡的亲切拥抱中，诗人才完成了对死亡的超越；生与死在生生不息的转换中，消失了彼此的界限，因而，感性生命才在死亡中获得了永生，那音乐，那青山，是生命的休止，也是生命的永恒。
伴随着对于生命的现实性、自然性和永恒性的思索，在意象的呈现上，整部诗由两组意象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同时衍进；在横向上，是代表现实性、自然性和永恒性的三个幻象空间，在纵方向上则是构成这三个空间的几组意象，如指“我们”的意象有树、蝉蛾、青山，指尘埃的意象有树叶、落花、残壳、歌声，等等，造成某种音乐上的交响效果，使诗获得了较大的含量，而诗人的思索也遍布其间。
冯至认为尼采是独立于高山之上的寂寞的独白者。我敢说，冯至也是一位独白者，一位在平寂中深沉的独白者。诗人在1929年写的一首诗中埋怨自己胸中有太多秋冬般的平寂，他希望胸中的花朵，能在静夜里火红地开放，这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就是诗人开放在寂静的秋夜里的火红的生命之花，是沉寂中的生命独白！
（刘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