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的诞生和巴勒斯坦解放战争的失败通常被认为是战后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埃及来说，虽然它并不是腐败的旧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但它确实是加速了埃及国内革命和政变的到来。1952年7月23日凌晨，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首都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国支持的法鲁克王朝，结束了埃及屈辱、苦难的过去，开创了埃及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在他领导下的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发挥着核心和领导的作用。
一、“七·二三”革命及其政治变革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是埃及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从1952年7月23日推翻封建君主统治，建立革命政权起的前两年，纳赛尔名义上是纳吉布的副手，实际上是埃及新政权的真正领导人。在执政初期，为了巩固革命成果，一场以“七·二三”命名的“革命”在埃及全面展开。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纳赛尔提出的六大原则，即：消灭殖民主义；消灭封建主义；消灭垄断，结束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建立社会公正；建立一支强大的爱国军队；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革命的领导机构是由自由军官组织创建委员会组成的革命指导委员会。
“七·二三”革命是埃及现代史上继1919年革命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它使埃及的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些巨大变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除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君主专制，使埃及变成了共和国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是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在世时称“总督”（1805-1848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伊斯梅尔继位后（1863-1879年），认为埃及总督的地位理应高于奥斯曼帝国内的其他行省。于是他用金钱和外交手腕在1867年从奥斯曼帝国素丹处讨得了“赫底威”的封号。1914年12月19日英国废黜亲奥斯曼帝国的赫底威阿拔斯·希勒米二世（1892-1914年），另立侯赛因·卡米勒（1914-1917年），改称“素丹”。1922年3月15日，素丹艾哈迈德·福阿德（1917-1936年）乘埃及独立之机改称“国王”。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统治者对近代埃及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例如，伊斯梅尔在位时挥金如土，向欧洲国家大举外债，致使英法两国对埃及财政实施“双重监督”。伊斯梅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陶菲格在位时（1879-1892年）进一步勾结英国军队，引狼入室，镇压了土著军官艾哈迈德·奥拉比（1841-1911年）领导的1882年革命。伊斯梅尔的另一个儿子福阿德在位时与英国密谋，破坏萨阿德·扎格卢勒（1860-1927年）领导的1919年革命。福阿德的儿子法鲁克在位时（1936-1952年）对内废除宪法，压制民主；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由于法鲁克国王及其政府的仓促决定和腐败行为，致使埃及军队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遭到失败，极大地激发了自由军官的革命热情。
正因如此，自由军官组织在政变刚一结束，便决定废黜法鲁克国王，但形式上仍立法鲁克的幼子艾哈迈德·福阿德为国王。1952年7月26日，法鲁克被迫只身流亡意大利。为了彻底埋葬穆罕默德·阿里王朝，革命指导委员会于1952年12月10日发布决议，废除1923年制定的宪法，即埃及君主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律依据。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埃及共和国，从而结束了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对埃及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1954年初，纳吉布被清除以后，纳赛尔作为革命领袖于4月17日亲自出任总理、代总统、“解放大会”主席，11月，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1956年1月16日，《埃及共和国宪法》颁布，埃及共和国据此拥有了可靠的法律基础。在同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纳赛尔当选为埃及第一任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统。
（二）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埃及赢得了完全独立
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始于1882年。这年9月英国军队应赫底威陶菲格的邀请，攻占了开罗，扑灭了祖国党主席艾哈迈德·奥拉比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革命运动。此后英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埃及，英国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克罗默（1883-1906年）专横跋扈，凌驾于埃及赫底威之上，以“东方暴君”著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埃及名义上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向英国宣战，英国遂于当年12月18日正式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
埃及人民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06年他们猛烈抨击英国官兵制造的淡水洼惨案，迫使英国政府撤换了克罗默。一战结束后他们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1919年革命，以萨阿德·札格卢勒为首的华夫脱党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在埃及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面前，英国不得不于1922年2月28日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但事实上英国军队仍旧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的内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听命于英国。英国驻埃及大使迈尔斯·兰普森曾于1942年2月4日向埃及国王法鲁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任命比较亲英的华夫脱党主席穆斯塔法·纳哈斯（1876-1965年）为政府首相。法鲁克被迫服从。
以纳赛尔为代表的年轻军官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渴望埃及获得真正的“完全独立”，他们把铲除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七·二三”革命的首要目标。革命政府一方面同英国谈判，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达到目的；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武装斗争的手段。1953年3月纳赛尔号召发动抗英游击战，同年8月他在塞德港再次呼吁人民起来斗争。随后在1954年头6个月发生了一系列捕杀英国官兵的事件。英国政府被迫在1954年10月19日，同纳赛尔政府签订了苏伊士运河撤军协定。协定废除了1936年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国军队在20个月内从埃及全部撤出。1956年6月18日，最后一批英军撤出了苏伊士运河基地，结束了对埃及长达74年之久的占领，埃及人民终于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使埃及赢得了“完全独立”，实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接着又在抗击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中获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
（三）摧毁多党制，使埃及变成了一党执政的国家
埃及的多党制是伴随着1923年宪法的颁布和实施而形成的。在1923年以前，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埃及已经成长壮大。1879年成立的祖国党（老）是埃及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该党领导了1882年反对赫底威陶菲格和英国入侵的人民革命。1907年由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年）创建的新祖国党继承老祖国党的革命传统，同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18年成立的华夫脱党发动了波澜壮阔的1919年革命，为争取埃及的“完全独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23年宪法作为埃及王国独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果实。它以比利时宪法为蓝本，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高了议会的权威，允许议会多数党组阁，从而确立了以议会为中心的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
从1924年至1952年“七·二三”革命前夕，埃及的政治生活主要由英国殖民者、国王及王室成员、各主要党派等三种势力来操纵。三种力量之间既有相互矛盾和冲突，又有相互勾结和妥协。华夫脱党原本是一个反英情绪较强的政党，但在党主席萨阿德·扎格鲁勒于1927年去世后，它的革命性在同国王和其他政党如自由立宪党的斗争中逐渐减弱了。虽然华夫脱党仍然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但该党在党主席穆斯塔法·纳哈斯五次上台执政期间（1928年、1930年、1936-1938年、1942-1944年、1950-1952年），都未能使埃及最终实现“完全独立”的目标。不仅如此，该党在1936年8月26日与英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同意英国军队继续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这使许多爱国的埃及人感到颇为失望。
以纳赛尔为首的年轻军人认为埃及所谓的议会民主徒有虚名，根本不能代表普通埃及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所以，他们在政变后除了立即废除1923年宪法以外，还于7月31日号召各党派进行自我整顿，修改它们的纲领和宗旨，以便适应革命后新的政治形势。1953年9月9日，革命指导委员会进一步颁布“政党组织法”，要求一切政党和团体向内政部长公开其政治纲领、成员名单和收入来源，同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未几，革命指导委员会呼吁各党派支持新政权关于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令。纳赛尔为此亲自同华夫脱党总书记福阿德·萨拉杰丁面谈了四个小时，可是未能获得这些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客们的首肯。
革命指导委员会于是在1953年1月16日下达命令，解散一切政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以便扫除革命的绊脚石。一周后革命指导委员会成立“解放大会”，欢迎所有埃及人加入，旨在加强和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赶走英国占领军。随着英军的撤离和埃及的完全独立，1957年12月2日，纳赛尔决定解散“解放大会”，代之以“民族联盟”。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1962年7月4日，纳赛尔又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代替“民族联盟”，使其作为国家惟一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无论是“解放大会”、“民族联盟”或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都具有十足的政党性质和功能，都是纳赛尔政权的重要政治基础。纳赛尔用他自己的一党制取代了埃及长达几十年的议会多党制。
（四）取缔穆斯林兄弟会，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穆斯林兄弟会由哈桑·班纳（1906-1949年）创立于1928年，主张恢复伊斯兰历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传统，摒弃由西方传入的世俗主义思想，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兄弟会因其坚定不移的伊斯兰信仰、毫不动摇的反英立场和仇视国王及其政府的态度，在埃及这样一个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很快发展和壮大起来。兄弟会曾派志愿者参加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并对努克拉西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年12月8日努克拉西首相决定取缔兄弟会，由此遭到兄弟会的暗杀。当局出于报复心理，于次年2月12日枪杀了兄弟会的创始人和总指导哈桑·班纳。
纳赛尔的思想观念与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国王及其政府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因而“七·二三”政变前自由军官组织同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合作，政变后双方也一度过从甚密。革命指导委员会在1953年初解散所有政党时惟独对兄弟会手下留情。然而兄弟会成员不思改过自新，坚持其极端保守的思想路线，要求把埃及建成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并于1954年10月26日在亚历山大试图杀害持反对立场的纳赛尔。纳赛尔于是下令彻底清剿兄弟会，逮捕了大约1.9万名兄弟会成员，判处其中6名主要领导人死刑，867人终身苦役。
为了防止穆斯林兄弟会东山再起，纳赛尔采取了许多措施，力图将伊斯兰教的活动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1960年他颁布第157号法令，规定在宗教基金部设立清真寺管理司，将全国所有清真寺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1961年他颁布第103号法令，决定对爱资哈尔大学作出重大改革，确保了政府对爱资哈尔大学的领导。1964年他又颁布第89号法令，规定宗教基金部有权任免清真寺的伊玛目和其他主要教职人员。
尽管政府实现了对宗教人士的监控，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悄悄地得以死灰复燃，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渐恢复了元气。纳赛尔被迫于1965年再次发动清剿，逮捕了2万名兄弟会成员，包括兄弟会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塔布（1906-1966年）。库塔布于1952年任兄弟会机关刊物《呼唤》杂志的主编，1955年被纳赛尔当局判处15年徒刑。在狱中，库塔布及其兄弟会成员备受折磨和摧残，从而更加深了他对纳赛尔政权的敌视和仇恨，并创作了充满极端革命思想的《路标》一书。1964年5月库塔布因病提前获释，《路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纳赛尔政权构成了威胁。库塔布遂于1965年8月再次被捕，并于1966年8月以煽动人民革命和颠覆政府罪被处以绞刑。如果没有纳赛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坚决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也许就会提早泛滥成灾。
二、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作为埃及人民的领袖人物，他是现代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不仅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结束了埃及屈辱、苦难的过去，而且将英、法殖民主义势力赶出了埃及，实现了埃及民族的真正独立。但是，纳赛尔的人格魅力及其民族主义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埃及本国之内，而是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一贯倡导阿拉伯团结，同以色列作斗争；坚决维护阿拉伯民族的尊严，反对大国势力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国际事务中恪守不结盟原则。因此，纳赛尔也被阿拉伯各国人民奉为民族英雄和阿拉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这种政治理念和实践行动也就是通常人们所称的“纳赛尔主义”。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不仅使本国在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促进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并对整个中东地区，甚至是第三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确立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核心和领导地位。
使纳赛尔从一个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变为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是1948年巴勒斯坦解放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及1952年“七·二三”革命的成功，纳赛尔从中意识到了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重要意义。他在1953年出版的《革命哲学》一书中清楚地表明，“既然地区是一个，大家的处境又相同，所遇的问题和前途也相同，敌人又是一个（不管他怎么样化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散我们的力量呢？”同时，他特别提出了“三个圈子”的理论，指出埃及的一切活动都不能不围绕着阿拉伯、非洲和伊斯兰这3个圈子来进行，而且“阿拉伯圈子是这些圈子中最重要的，也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纳赛尔认为，阿拉伯国家实现以埃及为核心的统一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不过，在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纳赛尔除了最关心国内问题，就是鼓舞和推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起来效仿埃及，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所以纳赛尔从一开始就努力向阿拉伯各国人民传播埃及的“七·二三”革命精神，宣传埃及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就和光明的前途，从而发挥埃及的榜样和领导作用。所以在这期间，纳赛尔关于埃及地区作用的看法，谈得最多的是关于独立和开展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话题。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方面，由于纳赛尔领导埃及革命成功的榜样作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接踵爆发，它们纷纷模仿埃及“七·二三”革命开创的军人政变的方式，为争取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斗争，从而促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进一步高涨，而这种革命的大好形势又极大地推动和鼓舞了纳赛尔进一步投身于他所主张并为之献身的阿拉伯统一事业。另一方面，随着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立、万隆会议的召开和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纳赛尔成了当时阿拉伯世界的一位中心人物，从而使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主张成为了埃及对外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催生了他的阿拉伯统一梦想。他认为，作为一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和非洲的一部分，“埃及永恒不变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决定它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是担当阿拉伯统一任务的英雄和领导角色。因此，埃及的活动和影响绝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疆界之内，而应该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全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他本人作为埃及的领袖，不仅对埃及的革命和建设负有责任，而且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团结、解放和统一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作用，有义务帮助每个阿拉伯国家开展解放运动，以摧毁所有阿拉伯民族地区的外国势力和实现阿拉伯的统一。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纳赛尔不仅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所有阿拉伯国家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他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物质支援，而且急于把统一阿拉伯各国的思想付清实践，从1958年2月埃叙合并开始，前后进行了三次统一的尝试。但事实证明，这种不顾阿拉伯社会现实的统一目标过于理想化，离现实太远，所以失败是注定的。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也门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共和革命，纳赛尔甚至动用武力，直接派兵参与也门内战，从而使埃及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些不仅严重损害了埃及作为地区大国的形象，而且也沉重打击了埃及人民和阿拉伯民族渴求统一的美好愿望。不过，纳赛尔致力于阿拉伯统一的努力并没有放弃。即使在1967年“六·五”战争失败以后，纳赛尔虽然开始致力于重建埃及，但也没有改变其阿拉伯政策。
由此可见，纳赛尔的一生，为了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不惜耗费了埃及的大量财富，造成埃及经济失调，内政失败，人民生活的整体水平下降，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个人声望和身心健康。
总之，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主张虽然与现实脱节而流于理想，但是作为纳赛尔革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能从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出发考虑问题的远大目光，对加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和促进阿拉伯民族的觉醒具有积极的作用。
